何曉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個晚上，一位年輕人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〇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那時候他「充滿著重見的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數月前，這位少年在上海碼頭送別父母往台灣，「深感生死離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船主帶回父母的平安信息後，他「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如此的人生片段，一樣的去留生死抉擇、家國兩難，對幾代國人尤其是知識人都不陌生。少年的父親最終決定離開台灣到香港，便有了以上羅湖橋之夜的與親人重逢的等待與期待。這位年輕人，就是後來在香港與錢穆先生和他的新亞書院結緣的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
這位出走的少年，後來從香港走到哈佛大學，前無古人地以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者身分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3所常春藤大學獲得終身教授。二○○六年余英時先生獲頒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並於二○○四年獲首屆唐獎漢學獎。先生著作等身，在學界備受尊崇，卻從不眷念人世間的光環，就算在萬馬齊喑的時候，依然擇善固執地用他的影響力在胡適以後為我們守住了一個精神家園。
八月五日早晨得悉余先生離世的消息，不願相信也不懂面對。數月前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電話裏他說「頭腦還很清醒，只是耳朵聽不到」。我誠實地告訴他：「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當時先生回應道：「我猜的。」余先生謙卑真實得可愛，就算是在細微的日常。今年是多事之秋。在呼喚新亞精神的日子裏繼續守道，學習與風雨飄搖的時代共處，變成一門很深的功課。過往無論如何艱險，余先生就如黑暗中的北斗星，一直在精神上、治學中同行。如今，在最需要「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精神的歷史時刻，我們進入了一個沒有余英時的年代。
放逐
提到余英時先生的史學研究，大家自然想到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余先生以思想史研究著稱。但其實余先生對知識人史（history of intellectuals）的探索與他思想史的研究形影相隨。人活在歷史當中，歷史裏的生命個體，互為作用。研究陳寅恪先生，余先生不只是研究詩文，而是「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窺測當時曾貫注於其間的生命躍動，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關於思想史與知識人史的一體兩面，余先生在描述司馬遷記敘「屈原放逐，著《離騷》」時指出，司馬遷「既敘其異代而同歸的流放生活，又錄其在流放中寫成的辭賦」（《西尋故鄉》序）。余先生在二○一七年給我的書信裏提到正在寫回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寫我親眼見到中國和世界的變遷」。出版後即洛陽紙貴的《余英時回憶錄》是思想史與生命史融為一體的典範。在先生筆下，歷史是通古今兼中西的，歷史裏的人物是有生命的「躍動」的。
作為歷史人，余先生不僅筆端有情，他在現世裏關懷着那些守護記憶、保存歷史、追尋真相的人。余先生在普林斯頓以一己之力為那些八十年代末流離失所的文化人重建一個「生活在別處」的精神家園。關於放逐與流亡，余先生是深有體會，有切膚之痛的。在為劉再復先生《西尋故鄉》作的序中，余先生指出漂流「是古今中外無數知識人的命運」。余先生的回憶錄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註腳。他「童年的清晰記憶便始於亂離」，「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余英時回憶錄》）。因為父親流亡香港，間接促成他人生中「偶然中的偶然」——與錢穆先生和新亞書院結緣，成為他「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在《西尋故鄉》序中，余先生提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第三次被貶逐時，不但「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外郡的詩人也道義聲援。因此，「放逐是中國知識人的光榮」。 先生也用范的故事來說明：「可見專制皇權的威力并不能壓倒士大夫的公論。」在劉賓雁先生追思會的發言裏，余先生再次引用了范仲淹的故事以及范的廣為人知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劉賓雁先生八十年代在體制內以「第二種忠誠」憑良心說真話，最後被放逐，被流亡，客死異鄉。無論是「手空空無一物」避秦而來的新亞先賢，還是五十年代在「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香港「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的流亡知識人社群，或是那些最終去國離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八十年代自由派知識人，以及余先生稱之為由「『勞改』、『下放』、『上山下鄉』等組成的知識人『大流放』」，都是先生作為知識人的公共關懷、人文精神、悲憫之心和普世價值的時代背景，也是余先生自由主義底色的重要組成部分。
■薪火
除了流亡群體，余先生一直照顧着在異國他鄉資源貧乏而在故國又被邊緣化的情况下堅持記錄歷史真相的知識人群體。二○○一年，宋永毅先生和他的義務學者團隊歷經多年艱辛編成《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但他們的工作卻鮮為人知，余先生率先為文庫寫序支持。二○一四年，我的關於八九研究的書出版前夕，余先生認真的把書稿讀完並為書的封面寫推薦評論。對於我在哈佛大學每年與同學們在學期末自行舉辦的「天安門歷史與記憶」研討會，余先生寫信鼓勵同學，「同學們這一研討會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會過分」。二○一一年，一群海外中國留學生在哈佛舉辦一個獨立於官方的辛亥革命國際會議，主辦同學請我詢問余先生是否可以給他們寫賀信。本來這與余先生的研究沒有任何關係，但出於對年輕人探究歷史之心的支持，余先生還是答應了，傳真請我把信轉給同學。無論是對年輕一代的關注，還是對拒絕被招安的知識人的道義支援，都反映出余先生的公心和為人的良善。
二○一九年七月末，我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到香港中文大學開始教職的前一天，來到了余先生的小樹林家裏道別。先生叮囑勿忘知識人的責任。到中大的第一周，同學們邀請我參加「史學界集會」，討論歷史人在大時代裏的責任，我第一次見到新亞圓形廣場。然後我申請把第一學期的課換到新亞書院上。人文館的教室雖然不是當年余先生與賓四先生上課的舊址，但作為一個歷史人，我還是希望可以在一個有歷史意義的空間與同學們開始我們的集體記憶。那一年十一月中旬，因為與高等研究院同事們的一本合著，我身心疲憊地離開中大回到了普林斯頓。沒有想到，那竟是我與余先生的最後一別，從此天人相隔。
余先生去世後的一周，看到大家表達不捨之情，我卻一直無語。從八九年開始，我和我們的許多同代人學會了在沉默裏經歷傷痛，因為那時候我們只能沉默。余先生是很能體會這種感受的。他與師母一直用溫柔的心給予我們溫暖和關懷。先生去世兩周後，我回到普林斯頓，停留了一個晚上，黃昏日落前來到先生墓前，安靜地跟他道別。
《河殤》撰稿人蘇曉康先生，在接受我為八十年代流亡知識分子研究訪問時提到，他太太在美國發生車禍後，自己變成了一個精神殘疾的人，照顧着一個身體殘疾的人。在他生命處於最低點的時候，余先生建議他在書本裏與古人對話，以古癒今。如今，我們每一個人也可以與余先生的文字對話。余先生的思想和生命不會因為他的逝去而湮沒，在與他的思想史和生命史對話時，每一個讀懂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智慧和力量。他不只是屬於那些有幸與他生命有交集的人，他的學問與精神是普世的。余先生本人的一生就是他「深信不疑的歷史論斷」——「中國文化中接引民主政體的成分遠多於排斥它的成分」的最有力表述。
或許我們的確不會再有可以孕育出余英時的歷史條件：不會再有免於階級鬥爭之災的潛山山水，不會再有在余先生闖文字禍後族人還稱呼他為「小先生」的寬鬆環境，在物質主義、民族主義衝擊下沒有了「困乏我多情」的勇氣，但余先生在他為我們建造的學術和精神世界裏，留下了土壤，保存了火種。余先生從未離開。新學年的九月，我應同事周保松教授邀請，在校園做了一場紀念余先生的講座，題為「出走的家園」。偌大的演講廳，滿眼的同學，同事、校友、公眾，那是一個歷史的定格，心裏默念：余先生，我知道你看到了，看到了我們，生生不息。
■新亞
在一九七四年新亞畢業典禮的講話〈為「新亞精神」進一新解〉裏，余先生用新亞校訓「誠明」來解釋新亞精神：「『明』就是追求真理——包括人文、自然、社會各方面的真理。」 「誠」是一種崇高的道德精神，要「知行合一」，也就是新亞校訓第一條「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先生補充說：「我們在這裏追求真理同時又必須是一切從中國出發而最後又歸結到中國。」余先生說他沒有鄉愁，但他對陳寅恪亡國亡天下——既失國土又失文化的擔憂卻感同身受，那正是錢穆先生創立新亞的原因。余先生的鄉愁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一種更深沉的鄉愁，帶着鄉愁去尋找家園。余英時先生是真真正正的新亞人，誠明新亞人，沾濕翅膀為火海中的故土滅火的新亞人。
文˙何曉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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