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賽珍珠與五四文人

【按：林海音1965年訪美見過賽珍珠，若非季季在回憶中提及，恐怕早就淹沒在歷史中，因為賽珍珠在美國文學史上已是「失踪者」，在中文裡也基本被遺忘。我在一個「五四文人」的書寫系列中，讀到賽珍珠，驚訝於她筆下的「五四」，從文學到思想史，比比睿見皆不亞於後來中文裡的余英時、林毓生；她那樣的一個西方視角，也是今日西方漢學界和評論界，完全夠不著的。此文集結於我的一個集子，盼能早已出版。】

賽珍珠以描寫中國，摘走了1938年的諾貝爾文學桂冠。瑞典學院的授獎評語是﹕『由於賽珍珠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豐富的﹐以及她傳記方面的杰作。賽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遙遠的種族距離﹐并對人類的理想典型做了偉大而高貴的藝術上的表現。』她的文學創作﹐恰好又與中國的「五四新文化」幾乎同步﹐而她同五四文人之間﹐似乎又有某種緊張。這是很有趣的一個文學現象。

橫掃東西方的文化風暴

賽珍珠可能是近距離觀察「五四」這個現代中國起點的唯一西方作家。一本標明為「文化傳記」的賽珍珠新傳的作者彼得·孔恩寫道﹕

『「五四」成為中國人定義民族文化和現代世界角色的一個概括時期。其結局是雜亂而不確定的；一位學者描述這個運動﹐是「馬克思﹑易卜生﹑佛洛伊德﹑杜威﹑羅素甚至儒家的折衷和混雜」﹐但重要的是轉變已經發生。賽珍珠恰好在這浮躁的片刻開始寫中國。在那躁動中她處於特殊而優越的位置審視周圍：她懂中文和中國最好的文學﹐在這個國家生活了很久﹐而且接近那些創造新文化的人。她的情形在美國文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沒有第二個類似重要的美國作家﹐文學上的成熟是賴以如此徹底的吸收其外國的智性生活的。無疑﹐文化激變是賽珍珠發表的第一篇作品的主題﹐這篇文字題為『中國也如此』﹙In China, Too﹚寫于1923年，刊于『大西洋』月刊1924年一月號。同當時時髦的華麗風格不同，這篇文章比較了1920年代橫掃西方和中國的社會變遷。賽珍珠的主要觀點﹐認為現代化壓力也重塑著中國人的公眾和私人生活，雖然中國是一個比西方更古老保守的社會。』

孔恩指出﹐這是一場席卷全世界的文化風暴﹐他也略微比較了風暴中的東西方﹕

『二十世紀頭十年展現了文學和藝術的一系列劇烈嬗變，從中國一直橫掃到西方世界。在歐洲和美國，美術﹑詩歌﹑小說﹑建築和音樂﹐均由文藝復興帶來的基本變局而匯成不協調的高漲，畢卡索﹑ Matisse﹙法國畫家﹚ ﹑ Yeats﹙愛爾蘭詩人﹚﹑Pound﹙美國先鋒派詩人﹚﹑James﹙美國流亡作家﹚﹑Frank Lloyd Wright﹙美國現代建築風格先驅﹚﹑ Stravinsky﹙俄裔美國作曲家﹚以及許多人合作創造了現代主義的多樣化﹐將支配二十世紀大西洋兩岸的文化。中國在這些年也經歷了一個文學革命。』

他說：

『那是以北京大學為總部的一場全國性暴動﹐陳獨秀﹑胡適和蔡元培領導。持異議者稱之為中國文學﹑哲學和政治傳統的徹底重建"﹐《新青年》反對儒家思想﹐「為科學和民主政治的價值背書」，主張白話取代文言﹐「以政治方式介入語言學的爭議是明顯的」﹐「驚人成功的迫使公共政策和習俗的改變﹐教育階層中也認同文學標準以粗俗代替典雅。」賽珍珠目擊了這場「文化暴動」。只有很少幾個象她這樣的西方人注意『新青年』上面陳獨秀與胡適的辯論……賽珍珠并不誇張的稱那個時期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時代」。』

賽珍珠并不是一個學者﹐她有她的觀察角度。她在刊登于美國《國家》雜志1924年十月號的一篇隨筆『中國學生的心靈』﹙The Chinese Student Mind﹚里，描述她班級里那些中國學生的慌亂﹐是「兩種完全不同之文明的衝突下無助的受害人」。她說﹐這些學生的父母在「家庭生活的家長制」當中訓練他們「保守，服從和依賴」﹐可是中國傳統的性別等級制度

『那種與生俱來的深刻烙印使他們因為是中國人而且是男人﹐就天下無敵般的傲慢。他們永遠被賦予作為男人的特權，因此可以獲得家庭財政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衣服和額外補貼，此外，他們也可以要求別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欲望。』

這些年輕男人到學校學英語和其他西方的科目，他們驚訝的發現「現代文明完全不欣賞古典，而且是神經過敏﹑緊張﹑精力充沛和反偶像的。」由於失敗﹐許多中國青年轉向以西方為師，卻發現西方意識與西方個人﹑國家的行為之間的距離極大﹐西方的教師包括許多傳教士，宣傳美國和歐洲國家「是純粹的伊甸園」﹐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國家卻瓜分中國﹐中國學生也被事實所教育，他們學來「什麼是勢力範圍，和賠償﹑懲罰措施等等。」這些學生最後懂得「美國﹐甚至美國，都通過日本向中國傾銷嗎啡；英國也不甘落後，加速鴉片的額外供給；畢竟﹐香煙是比福音更成功……」從賽珍珠的筆下﹐我們依稀可以看到那種「反西方的西化」﹐正是中國延續至今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源頭。

互相不欣賞

從文化和文學的角度﹐賽珍珠并不欣賞五四文人的反傳統和西化﹐然而弔詭的是﹐美國出版界一開始是懷疑她筆下的中國的﹐她寫出第一本書時三十歲﹐大學畢業后還沒有出版過任何東西﹐因此猜測她一定是接近了哪位中國作家﹐并得到他的專業指導﹐才完成她的小說的。賽珍珠的確也給友人寫信說她的苦惱﹕「我懷疑它的價值，但是我能讓誰來判斷呢？」正如我在《賽珍珠與徐志摩》一文中說的﹐賽珍珠的傳記作者都從「戀情」衍發出來一種「合理想象」﹐認為她是求教于徐志摩的。《沖突中的女人》認為﹕「假如徐志摩有空﹐她寫完第一遍肯定會去找他﹐但是現在他完全陷在他妻子的債務和疲憊不堪的教授責任里」。沒有任何資料顯示真實情形究竟怎樣。

如果談到「判斷」﹐我就很好奇﹐「中國的雪萊」會對賽珍珠筆下的中國農夫﹑小腳女人說些什麼﹖而賽珍珠又能接受他的「專業指導」嗎﹖要知道她可并不是一個「五四青年學生」。順便提一下﹐「老百姓」的影子在徐志摩筆下是很罕見的﹙似乎只有一個短篇『家德』的原形是徐家老佣人﹚﹐在『眉軒瑣語』里他那些美不勝收的「雨后山光」文字之間﹐有這樣的句子﹕『有掛香袋老婆子三人﹐即飛來峰下揭裾而私﹐殊褻。』借用此例并無貶義﹐只是覺得徐志摩與賽珍珠﹐興趣﹑價值觀可能大相徑庭。也許，形象一點說，徐志摩傾慕西方，總是想「飛」，而賽珍珠似乎只願意沉入中國的大地，她寫中國最著名的小說就叫《大地》。在那個時代，這幾乎是一種「霄壤之別」。

從梁實秋回憶的一個細節﹐大致也可見出賽珍珠與中國五四文人﹐是互相不欣賞的﹕

『一九二六年秋我應聘到東大﹙國立東南大學﹚授課﹐當時的外文系主任是張歆海先生﹐也是和我同時到校的﹐每于教員休息室坐等搖鈴上課時﹐輒見賽珍珠施施然來。她擔任的課程是一年級英文。她和我們點點頭﹐打個招呼﹐就在一邊坐下﹐并不和我們談話﹐而我們的熱鬧的閑談也因為她的進來而中斷。有一回我記得她離去時﹐張歆海把煙斗從嘴邊拿下來﹐對著我和韓湘玫似笑非笑地指著她說﹕「That Woman……」這是很不客氣的一種稱呼。究竟「這個女人」有什麼足以對她失敬的地方﹐我不知道。』

賽珍珠與魯迅

然而﹐賽珍珠卻是欣賞魯迅的。在自傳《我的數重世界》里﹐她毫不掩飾地質疑「中國的雪萊」那段文字之後﹐緊接著便提到魯迅﹕

『終於﹐病態的羅曼蒂克主義逐步得到純化﹐最強烈的意念又回到自己人民中來了。周樹人﹐或像他稱自己那樣叫「魯迅」﹐也許是第一個意識到自己雖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只要把自己找到的新情感使用于人民﹐就能擺脫簡單的模仿。於是﹐他開始寫隨筆﹑短篇故事﹐直至小說﹐寫的都是簡朴的普通人。』

她還提到郭沫若﹐稱之為「my own favorite」。

老實說﹐我很吃驚賽珍珠對魯迅的看法竟如此簡單﹐未知她是否了解﹕首先是魯迅反傳統之激烈﹔其次﹐魯迅「吸收」的主要是從日本轉手的非純西方文化﹐設若他像徐志摩那樣學一點浪漫主義﹐也許不會那麼偏激﹔再則﹐魯迅對中國「普通人」的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絕非民粹主義的普羅文學。

魯迅的刻薄﹐恰好也反映在他對賽珍珠的看法上。1939年「與姚克書」中他寫道﹕

『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為祖國﹐然而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

我們似乎也不必去理會他們兩人之間的隔膜﹐但賽珍珠推崇魯迅是明顯的﹐以至她後來獲諾貝爾獎﹐在授獎儀式上的一篇演講﹐題為《中國小說》﹐其中不少資料和觀點都引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然而更有趣的地方還在於﹐賽珍珠在中國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幼年的鎮江﹐還是後來的皖北宿遷鄉村﹐使她能接觸到的﹐都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從這種生活經歷演化出來的文學觀﹐也使她從推崇魯迅﹐進而到欣賞中國的左翼文學﹐雖然她的政治理念其實是很反共的。1934年賽珍珠回美國前﹐到北平拜訪斯諾夫婦﹐約請他們采訪左翼作家。她自己遲至1972年﹐在最後一部作品《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中還提到﹕「後來有許多中國的作家寫了有關農民的作品﹐魯迅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丁玲和我那位極好的朋友老舍也都是很有名氣的。」

可是﹐七十年代老舍早已跳了太平湖﹐丁玲恐怕也還在哪個干校里勞改呢。雖然遠在美國的賽珍珠還在夸贊他們是寫「人民」的作家﹐但荒誕之處正如一些文學史專家﹐如哈佛的李歐梵﹑北大的黃子平後來指出的﹐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五四」和「延安」兩個語境﹐終於從「文學革命」徹底變成「革命文學」﹐左翼作家們筆下的「老百姓」﹐也終於以「高大全」的姿態統治文壇﹐中國也只剩下「八個樣板戲」還在舞臺上……這種結局﹐都是同當年梁啟超主張文學可以改造政治﹑魯迅又進而認為可以改造靈魂分不開的。

被遺忘的賽珍珠

至今未見有人將賽珍珠的小說﹐也納入中國現代文學里來作這一類研究﹐那恐怕因為她是用英文寫的﹐仿佛同中國式的「文學」和「革命」無關。然而有趣的是﹐1992年中國大陸雲南出版社有一本《賽珍珠研究》出版﹐開宗明義聲稱「本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的專著」﹐竟到九零年代還在用「封建末世」﹑「階級鬥爭」﹑「中國出路」一類思路解讀賽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而這還算是中國對她的唯一紀念。

美國對她的研究也很寥寂﹐以至彼得．孔恩那本《文化傳記》的序言﹐就叫做「賽珍珠的再發現」。孔恩感慨道﹕賽珍珠為兩代美國人創造了「中國」﹐可她卻從美國文化視野中消失了﹐「賽珍珠再好不過的證明﹐一個作家曾籠罩在我們文化的景觀上，而她的消失則損害了我們的歷史理解力。」他也引用一位批評家的話：「我們應公平地承認﹐凡是廣泛被閱讀的﹐或在我們感知的文學歷史裡保持活躍影響的文本﹐不管我們是否喜歡，至少眼下應判斷它們是高質量的。」

然而我卻覺得﹐被遺忘也比被曲解來得好些。

雖然我們無奈已成了「異想天開」的子孫﹐假若撇開對「五四」的論定﹐和白話文的功罪﹐我還是想說﹐徐志摩是一個語言大師﹐他的散文和詩﹐至少是「五四」的一個峰顛﹐他把中國詩文的雅致和神韻領進了現代。可惜他身後無人。賽珍珠無法欣賞徐志摩﹐可能同徐無法欣賞她一樣﹐假如他們真的認識。我也想說﹐雖然賽珍珠欣賞魯迅﹐魯迅卻并不欣賞她。賽珍珠最能溝通的一個中國人﹐可能是林語堂。林語堂是欣賞徐志摩的﹐他說﹕「于白語詩念不下去﹐獨于志摩詩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運句措辭﹐得力于傳奇﹐而參任西洋句法﹐了無痕跡。」

徐志摩是否也從「中國文化視野中」消失了呢﹖

賽珍珠在中國就消失得更徹底。不過﹐以我的私心﹐消失不消失﹐有什麼當緊﹖反正他倆都真實的活過﹐活得敢愛真愛。中國還有沒有人知道七十年前﹐在南京﹐有一個賽珍珠﹐又怎麼樣呢﹖她自己知道就夠了——

『早晨我走進閣樓……面對窗戶。那扇窗戶和花園一直活在我心里。我看見綠草地，頂著牆壁的竹子，城市上空擁擠的屋頂，被巨大的城牆包圍著。那城牆的遠處是紫金山……我的故事是從我的生活里迅速成形起來的﹐它們是活生生的，我對農夫和中國普通人的感覺，我喜歡愛和欣賞他們。我試著去愛那些農夫，那麼勇敢﹑勤勞﹑愉快和安分。很早我就發誓要為他們發出聲音……我選擇北方農村，和富庶的南方城市南京。因此我的材料近在手邊﹐以及象自家人一樣熟悉的人們……。』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