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拍攝《霸王別姬》的導演哪裡去了？
《霸王別姬》是當代中國最優秀的電影，張國榮是當代中國最優秀的演員，沒有之一。我記得看《霸王別姬》時，我剛上北大不久，不是在電影院看的，是在一門電影課上看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屠殺之後四年，那種政治上的肅殺氛圍還沒有完全消失，陳凱歌能在電影中對當代歷史作出如此深沉細膩的反思，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新中國什麼都要「新」，連京劇也要新。當偉大領袖的夫人江青親手打造「新編京劇」時，誰敢說她「領銜創作」的不是京劇？扮演霸王的段小樓有不給日本人演戲的勇氣，如今卻對「新中國」下跪，他比誰都清楚「新中國」比日本人更厲害。日本人進北京城時沒有開槍殺人，鄧小平卻命令野戰軍殺人如麻。然而，下跪也不能苟活。「你們都騙我。我揭發，我揭發！我揭發斷壁殘垣，我揭發姹紫嫣紅。」他揭發蝶衣，揭發菊仙，揭發過往的一切，那一刻，這一生的大戲大夢，轟然坍塌。縱知霸王本是假霸王，這一刻卻連遮掩的戲衣，都已灰飛煙滅。
回家後，妻子菊仙上吊自盡。最後一出戲裡，知己蝶衣拔出那把能讓霸王成為霸王的劍，自刎而死，臨死前說：「楚霸王都跪下來求饒了，京戲它能不亡嗎？」香港女作家李碧華在原著中寫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婊子合該在床上有情，戲子只能在臺上有義。」下場的虞姬仍是虞姬，霸王卻不是霸王，那莫不如徹底告別這無情無義的世界，身死戲台，以戲成全餘生願。
這戲裡，虞姬有虞姬的氣節，霸王卻失了霸王的風骨。難怪章怡和說，她看完了電影《霸王別姬》，「自己就想去編個《姬別霸王》」——《姬別霸王》與《霸王別姬》大有區別，《姬別霸王》是以虞姬為主人公，是虞姬主動選擇與霸王訣別，一陣風，留下千古絕唱。
陳凱歌能拍出《霸王別姬》絕非偶然，因為他和父母都是文革受害者，他曾遭到拘捕和審訊，審訊者威脅說：「你不老實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他被釋放回家後，一度夢見自己冷靜地研究自殺的方法，「該用的器具都在，拿起來，又放下」。陳凱歌在回憶文章《青春劍》中，詳細描寫了他們家被紅衛兵查抄的經過：
他們打開衣箱和衣櫃，新的和舊的衣服被拋起來，然後落在地上，腳踏過去留下被踩碎的樟腦丸的氣味。他們撕碎綢和紗，留下布的。他們找到母親五十年代穿的幾雙舊皮鞋，有跟的砍掉跟，沒有跟的攔腰折斷，用的是切菜的廚刀。……他們打開鎖著的抽屜，取出有限的現款和存摺，一封接一封地閱讀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間的信件，有他們之間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讀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最後輪到書了。母親說：愛書就是愛自己。他們卻把所有的書，除了毛澤東和其他少數幾個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來，在槐樹下堆成一座小山，點著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間覺得，那些書伴我度過的許許多多黃昏午後不過是些夢，從今天開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那時還是中學生的少年陳凱歌，親眼看著這一切發生，看著病中的母親被紅衛兵們罰站，面壁而立，整整三個小時。他一句話也不敢說，還是奶奶說話了：「學生，凱歌媽有病，給她一把椅子。」陳凱歌的同學、紅衛兵張曉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墻面前，母親看了一眼，沒有坐。多年後，陳凱歌羞愧地回憶說：「我一直沒有想到問問母親，當她站在墻面前，對我想到些什麼？當孩子尚小，母親的期待中一定包括著勇敢，那麼，她那時是失望了嗎？」
如果說當年那個在角落瑟瑟發抖的少年讓人「哀其不幸」，那麼今天拍攝《長津湖》的國際大導演則讓人「怒其不爭」。少年陳凱歌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受同學羞辱卻沉默是金，快要七十歲的名滿天下的陳凱歌卻向同一個暴政獻上投名狀，他成了程小樓，人們對程小樓的追問也是對陳凱歌的追問：這蒼涼一生，你可曾一步一步走失了自己？
用投資十三億的電影來延續韓戰的謊言
沒有韓戰，就沒有鎮反、反右、大饑荒和文革。劉少奇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所以，肯定和歌頌韓戰，就是肯定和歌頌文革。陳凱歌拍攝肯定和歌頌韓戰的《長津湖》，不就是肯定和歌頌文革的焚書和抄家嗎？他的母親若地下有知，不知情何以堪？
中國參與韓戰，是參與一場非正義戰爭，隨著越來越多史料公佈，這一點已鐵板釘釘：韓戰是北韓金日成率先發動的，南韓和美軍是被動防禦，美國牽頭組建聯合國軍，乃是師出有名。
金日成發動韓戰，最初只是尋求史達林的支持，而對中國封鎖消息。歷史學者沈志華在《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一書中指出，據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說，莫斯科和平壤對中國人封鎖了進行軍事準備的消息，原先在各軍事部門工作的來自中國的延安派幹部，大都被調離了與編製作戰計畫有關的崗位，「因為我們必須保密」。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朝鮮的。戰爭爆發後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個武官來通報情況。毛很生氣，對翻譯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也不和我們商量，現在才來打招呼。」對中國來說，韓戰不是保家衛國，而是毛企圖與史達林爭奪亞洲共產主義領袖地位，讓數十萬中國軍人到別國土地上當炮灰。
陳凱歌在《長津湖》開機儀式上專門安排「祭奠志願軍英魂」的環節，政治正確，天衣無縫。他說，自己過去是個軍人，每次提起抗美援朝，都會感到熱血沸騰，「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場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他希望拍出一部「驚天地泣鬼神」的電影，「二零一八年，我看到新聞裡說志願軍的遺骸在韓國被找到，將送回國內。將近七十年的時間，他們的忠魂才回到自己的祖國，想到這兒我就覺得，我們沒有理由不把這部電影拍好」。他真是是段小樓附體了。
香港導演徐克表示：「這是真正的戰爭，我們的拍攝，就是希望能讓觀眾在電影院仿佛置身戰場。」徐克的香港普通話的腔調，在北國的千里冰封中怎麼聽都格格不入，如果出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才顯得妥帖。正是中共驅使的香港員警和派到香港的軍警，將香港的街頭和大學校園變成戰場，作為香港人的徐克，不僅沒有為香港的自由而戰，反倒站在敵人的行列，他還是那個拍出《新龍門客棧》的徐克嗎？讚揚解放軍的金庸不是大俠，而是韋小寶；拍攝《長津湖》的徐克，也是韋小寶。
就長津湖一役而言，共軍並未實現「以弱勝強」。史料記載，在長津湖戰役中，共軍第九兵團以近十五萬兵力，對美軍第一師等部不到兩萬人進行突襲並分割包圍，卻不但讓美軍成功突圍，自己還被打得減員近九萬人，在戰場上有部分阻擊陣地中的士兵全員凍死。
《長津湖》是中國有史以來投資最大的電影，它在審美上能超越裡芬斯塔爾頌揚納粹的《意志的勝利》嗎？從《霸王別姬》到《長津湖》，陳凱歌實現了人與時代的同步墮落——習近平時代固然不堪，但還沒有到毛澤東時代「沉默也是罪」的地步，陳凱歌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他主動加入大合唱，只是因為擺脫不了名利的誘惑。
思想史家錢理群在給年輕讀者的一封信中談到，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在面臨著「說謊」還是「說出真實」的矛盾，這是現實生活中人的基本生存困境，在操作層面上，則有幾條線。首先是高線，即說出自己心裡的話，說出真實。如果不能說、不許說，就求其次，維護沉默的權利。有時候，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只能說違心的話，但這仍有幾條不可逾越的底線：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說假話。千萬要警惕，不要說假話成了習慣，把假話當作真話，甚至不知道如何說真話了。第二，說假話必須是被動的、無奈的，千萬不要為了達到私利的目的，主動地去說假話。這個「口」一開，就收不住了。第三，說假話要以不損害他人為底線，說謊話的苦果只能自己嘗，絕不能因為自己的謊言而損害他人。拍《長津湖》的陳凱歌突破了每一條底線，已然淪為獨裁暴政的幫兇。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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