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美中衝突非新冷戰或文明衝突 更像一戰前英德衝突

20211027

近年美中關係惡化，美中之間是否出現「新冷戰」，一時成為媒體智庫和國際關係學者爭相討論的議題。美國上任總統拜登曾用「極端競爭」（extreme competition）來形容美中關係，但又常常强調要防止「新冷戰」出現。同時也有人重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說美中衝突的本質，就是文明衝突。博爾頓（John Bolton）在特朗普政府任職國安顧問時，便曾以「文明衝突」來形容美中關係。

這些概念，提出的背後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有一定政治效果。例如將中國定義為「新冷戰」或「文明衝突」的對手，有著將對手投射成與美國有本質區別的他者，暗示現在美國與中國的鬥爭關乎捍衛美國的制度與文明，有助情感動員選情。

但這些概念，其實都經不起嚴格考證。當年蘇聯與美國的鬥爭，確實關乎捍衛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但蘇聯陣營所代表而對西方陣營構成存在性威脅的，並非其專制政體——畢竟當時在西方陣營的不少發展中國家，都是專制的右翼政權。

蘇聯陣營對西方國家帶來的存在性威脅，在於財產由國家公有的中央計劃經濟。這與美國代表的、建立在私有財產之上的市場經濟，有本質上的區別。在發展中國家甚至歐美本土，都有不少相信共產主義的代理人，時刻擴張影響力，通過選舉或革命奪權推翻私有產權和充公外國財產。

現在美國與中國在體制上的分別，基本是自由民主與專制獨裁之間的分別。在經濟制度上中國與美國當然還有很多相異之處，但中國的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上市發債，也大致跟自由市場私有財產的遊戲規則辦事。美國很多財團與中國財團，甚至構成利益共同體。自冷戰到現在，美國曾經跟很多專制獨裁的國家保持友好甚至同盟的關係，獨裁專制本身，並不對美國構成存在性的威脅。用蘇聯當年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制度上對美國的存在性威脅與中國現時的威脅相比，其實很不恰當。

將美中衝突描繪成文明衝突，將中國所有行為都歸咎於一個籠統的傳統文明，則更為不妥。1990年代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指出伊斯蘭世界將與東亞文明共同挑戰西方耶教文明的普世價值時，所引東亞文明挑戰的例子，包括馬來西亞馬哈蒂爾和新加坡李光耀提出的亞洲價值論。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從冷戰到後冷戰時代，都是西方同盟的一員。在大中華地區，曾經自奉為儒家文明、中華文明正統的蔣氏政權，當年亦是美國的堅實盟友。

其實除了較戲劇性的「新冷戰」和「文明衝突」概念，理解美中衝突還有較冷靜的，從現實政治經濟利益出發的「大國間競爭」論。現在拜登政府國安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學者等，都將現在的美中衝突與一戰前夕英國與德國的衝突比較。

德國和英國在十九世紀很長時間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上相通，都是行君主立憲的新教國家，兩國貴族通婚頻繁，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即現在英女王的父系祖上，更是德國貴族。19世紀末德國與英國的紛爭，源自兩個本來友好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和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競爭轉趨激烈。最後戰爭爆發，英王的德國姓氏也要改為英國味的「溫莎」。

認識美中衝突不是兩個制度或兩個文明不可調和你死我活的衝突，有助大家找到將競爭衝突規範在可控範圍的現實途徑，也能令我們放棄中國體制一旦重啓改革、美中衝突便會緩和的幻想。

RFA - 孔誥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