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先生的新著《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以下简称《风暴历程》，引用仅注明该书页码）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无疑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史论研究领域值得瞩目并且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许多年来，我非常关注余汝信先生关于文革中解放军诸多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著述。众所周知，余汝信先生是驰名海内外而享誉全球的研究文革解放军问题的佼佼者，他所发表的众多研究成果不仅堪称独一无二或首屈一指，而且可谓开辟和深化了文革研究的崭新天地。
我本人一直对文革中的解放军问题"独有情钟"，因为我从幼年到青少年的大约十五年里恰好是在济南军区的一个机关大院里度过的，其中，就有十年多的时间是在我多少开蒙或记事的文革年代里度过的。在那些年里，尽管我不明白父辈们的终日忙碌，也不理解父辈们在文革的特殊经历，但是我还是似乎感受到了父辈们作为军人乃至整个解放军在文革前期（1967年至1971年）如火如荼的身份风光和后期（1972年1976年）如晦如瞑的角色暗淡。例如，我曾感受过由于"'批林批孔'运动持续经年，军队的形象黯然失色"（第13页）的某些情景。现今，我细读《风暴历程》一书，对解放军的那段历程，似乎倍感熟悉甚至某种难以言状的"真切"。对于这部著作涉及的许多问题或方面，我作为当年一个不谙世故的少年"傍观者"颇有某些直观或质感的经验。长期以来，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及著述中总是处在一种对于文革中解放军问题的探讨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谁知时来运转，《风暴历程》一书的付梓和问世，恰好给了我理解和把握文革中的解放军问题的一个"天赐"良机。我愿借《风暴历程》一书开创的评述脉络和反思理路，先谈及该书的诸多特色，后探讨相关的一些问题，以期求教于余汝信先生和广大学术同仁。
一
《风暴历程》全书上、下两册，共计1354页，洋洋洒洒逾105万字，正文共计12章、110节，并配有100余幅照片和30余幅地图。据我所知，在该书之前，关于解放军的文革历史或文革的解放军历史的专著只有李可、郝生章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2月）和丁凯文著的《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香港，明镜出版社，2013年2月）。《风暴历程》一书不仅把关于解放军的文革历史或文革的解放军历史的再现和反思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把这两种实为一体的历史的研究和著述推进到了突破性的阶段。
《风暴历程》一书旨在"以纪事本末体来编写。力求将人民解放军在十年文革风暴中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历程，勾勒出基本的轮廓，完整地予以呈现，并揭示这一军事力量与整个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第5页）在我看来，该书的主要优点在于：
其一，该书所依据和所引用的史料异常丰富、详实和具体。
一方面，该书披露出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或者可称之为首次公开的史料，真正做到了"史"有新资料、资料助"新史"；另一方面，该书自始至终呈现出的特色就是坚持让史料"说话"，使文献"登场"，请当事者或经历者或见证者的材料"出具证实"。这里，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表现在追述和评价"九一三事件"上。在该书第98节和第99节这两节关于 "'九一三事件'过程述略" 中的数十页篇幅（第1165-1195页）里，作者引用的史料占了这两节全文80%多的篇幅，十分客观而又具体地展示了在短短的几天里发生的 "九一三事件" 的大致过程及重要方面。作者对直接促成 "九一三事件"众多主要因素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和鞭辟入里的阐释（第1105-1218页），达到了文革史论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事件由来、演变的分析和把握的最高水平。从作者出色的叙述和独特的评析中不难看出：毛泽东1971年8月南巡所作的一系列讲话，"成为林彪出走的直接诱因"（第1149页），进而表明林彪本人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几乎处于被动状态。同时，作者又确凿地指出："无论如何，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是导致'九一三事件'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第1117页）这就把林彪与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那几天以及之前一段时间的不同表现加以点明。该书在史料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都是在现有的文革史论研究领域中非常罕见而又难能可贵的。
其二，该书作者治史和治学的立场非常扎实、厚重。
在对文革中解放军许多重大问题的辨别、确定和阐释上，作者所奉行的"有一种史实说一分理、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的精神及学风，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作者既不为文革前和文革后那些衮衮权倾天下者所讳，也不为文革几大失败者所讳，还不为文革前后或文革时期那些出尔反尔者所讳，更不为文革"最高领袖"兼"最大发动者"所讳。这里，同样最具有代表性的做法之一就是对"九一三事件"中林彪本人是否自主出走（而不是被胁迫、被"绑架"）的评说上。在对"九一三事件"过程的略述，作者有力地表明了林彪在出走过程中的自主或主动（第1030页），澄清了围绕着林彪是否自愿或自主出走问题上的许多疑团。作者依据并多处引用的最为关键的资料是1971年10月26日林立衡写出的《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这一资料全文2.2万字，是"林立衡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叙述。"（第1169页）作者引用这一最富有说服力或最具有证明力的资料就否定了文革之后许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猜测、假设或杜撰，也间接地辩驳了林立衡本人后来对这一事件过程的"修订"或"说辞"。因为，"尤其是林立衡于1971年10月26日完成的回忆材料，距'九一三事件'发生仅一个多月，述说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记忆是清晰的，也与其他有关人员的述说是基本吻合。而且她是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严肃、慎重的，所以应该是可信的。"（第1196页）这就大有可能为林彪本人自主出走的问题确立了有根有据的断定。
作者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做法就是对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由于珍宝岛冲突事件带来的后果的审视和评析，特别是这一事件对当时整个文革大局以及对毛泽东文革政治格局的谋略和部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梳理和概括。基于到了1969年初文革形势及其取向的辨析，更主要的是为了给将要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作出动员和布局，毛泽东利用珍宝岛冲突事件大做文章。"聪明莫如毛泽东。深知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根本打不起来，却需要利用两国之间的一场十分有限的边界小仗，大做文章，以此绷紧国内人民的神经，转移国内因文革出现的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权力"（第996页），从而"以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态势，稳定国内部分地区仍然严重的武斗、动乱局面。"（第997页）全军处于高度戒备和临战状态成为解放军1969年至1970年工作和任务的重中之重。这种大战仿佛一触即发的局势还造成了现有的和过去的党政军领导层人员集体性的"战备疏散"。一方面，1969年"10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毛泽东远在华中的武昌长驻，'副统帅'林彪'战备疏散'至华东的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留守北京。整个临战状态下的统帅部，在中国大地形成了武昌—苏州—北京这样一个大三角形，三个点之间各自相距：武昌—北京1150公里，北京—苏州1150公里，苏州—武昌750公里！这哪像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下正常运行的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不过是被晾在一变，可有可无。"（第1017页）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众多老干部"战备疏散"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一个客观态势：整个中央政治局被拆散，其成员（尤其是曾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分散在各地，不可能相互联系，根本无法形成对毛泽东集权的威胁。"（第1017页）所以，有理由说，当时中国一个边境小岛的冲突事件直接关联着文革大局的风云变化，它对文革国内走向的意义远远大于其国际交战的影响。这也算是毛泽东经年历久地惯于并且善于利用矛盾、转化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又一生动体现吧！
其三，该书作者阐述的众多见解和对诸多具体活动、事件、人物等等作出的一系列评价，相当严谨、平实。
对此，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影响的主要有：林彪治军理念在1960年9月至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确立（第40页）；贺龙1964年下半年在取消军衔的问题上比林彪表现得更为"左倾"（第58-59页）；叶剑英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际和之后在文革大局的崛起（第129页）；徐向前1967年伊始担任解放军"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之际的表现（第265-268页）；毛泽东1967年6月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的念头一闪即逝（第463-471页）；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军内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第927-942页）；1968年底军管总政治部（第968-979页）；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第1011-1021页）；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军人（第1219-1236页）；中共"十大"确立新接班人的失败尝试（第1274-1283页）；解放军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1320-1336页）；等等。
其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影响的是作者对"罗瑞卿事件"、对杨成武问题、对"莫文骅事件"的分别评述。首先，对于1965年12月的"罗瑞卿事件"（第83-96页），作者的独到结论是"事实上，罗瑞卿最后是被毛所指挥的全党全军高层所打倒的。唯回过头来看，不能不说毛林之间隐含着某种政治的交易：林彪要看毛是否会为他而牺牲原本最为亲信的'大警卫员'罗瑞卿，以此考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到什么程度；而毛则以拿掉罗来显示对林的最大信任和迁就，以换取林彪对扳倒刘少奇的全力支持。况且，在政治舞台上日渐势焰的军委第一副主席与低了一个层次的军委秘书长之间权衡，毛必然只能选择前者。"（第129页）
其次，基于1968年3月下旬杨成武被打倒一事，该书有理有据而又有力地引用总参谋部党委1978年8月30日对杨本人文革初期的表现所作的评价，大可视作对杨成武这种表现的历史性定论：杨成武问题大体是两段："一段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前，杨成武同志紧跟林彪，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为林彪歌功颂德，搞什么'大树特树'，为自己树碑立传，特别是六八年初总参'四代会'，吹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杨成武同志参与了对贺龙、罗荣桓、徐向前等老帅，和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王尚荣、肖向荣等老同志的迫害活动；他诬蔑罗瑞卿同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以我为核心，划线站队，煽动派性，分裂群众，造成恶劣的影响。三部一些同志说，在那一段，杨成武'红'得发紫，'左'得出奇，很多问题，不仅影响总参，而是影响全军。"（第911页）因此，我也就充分理解了一部《杨成武回忆录》上、下两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为什么出现了杨本人生命最后四十多年（1960年至2004年）那耐人寻味而无法言说的、长长而切切的回忆"空白"了。
再则，通过对"莫文骅事件"的记述（第75-82页），主要围绕该事件对1931年初邓小平离开红军第七军前往上海中共中央驻地汇报工作的问题而发生的高层人事争执，作者生动而深切地描述了对中共党史上的同一个问题（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和同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莫文骅）在文革之前、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做法，凸显出中共党史以及解放军史长期存有的此是彼非的史说"悖论"。更为令人感慨的是，作者指出有关当事者文革前、文革时和文革后出尔反尔，即"莫文骅文革后的'回忆'竟扭曲史实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第83页）
其四，该书的写作方法和写作风格十分细致、朴实、严格。
作者把解放军的文革历程概括为下列阶段：（一）文革准备发动阶段，（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三驾马车"时期，（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杨成武时期，（四）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黄永胜为首的军事办事组时期，（五）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时期，（六）毛泽东、华国锋—陈锡联时期（第7-14页）。对于上述历程的横向透析和纵向审视，作者既达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又实现了总体透彻、局部明确、个别清晰，更有可能展示出以史立论、以史见论、以史证论。对于解放军在1967年初至1975年这一时期的文革历程，《风暴历程》一书的一大特色还在于用了全书约一半左右的篇幅，细致地完成了以下的工作：一是对二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以及数以百计的地、市一级的军队部署或军队问题或军队作用的简况，作出了通盘的概述；二是对解放军统帅部的日常办事机构（如军委办事组、军委办公会议）、解放军各大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级）单位、军级单位直至师级部队或机构（军分区）的建制、沿革、调动、领导人及其变动等等的概况，作出了简要的陈述；三是对解放军进驻中共中央各大机关、国务院各大部委（局、办）、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等的接管或"军管"的演变，作出了总览的表述。这些都是在文革解放军问题的研究和著述中前所未有的，映现出作者在著述上独具匠心的风范。因而，可以说，经过《风暴历程》全书12章前后的历史跨度达十二年左右（从文革酝酿的1965年到文革破产的1976年底）、110节所凝聚的解放军在文革历史上的具体经历和在文革大局上的诸多演化，真正达到了一部解放军文革史的循序渐进的直切"再现"和力透纸背的深切评述！在我看来，尽管《风暴历程》以"记事本末体"为主线，但还是相当出色地达到了"史"与"论"的契合和统一。所以，不难看出，该书不仅使得文革中解放军问题的历史规律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且使得对文革中解放军问题的历史反思和逻辑把握的统一几近于呼之欲出。
其实，上述这四种优点在《风暴历程》一书中彼此联结，融会贯通，有机一体，蔚为壮观。毋庸置疑，这部集作者近四十年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的著作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文革史论反思、研究和著述的一部力作！
另外，如果说《风暴历程》一书有什么不足的话，我个人认为大致上有两点：
一是由于解放军在文革初、中、后期所表现出的不同政治角色和所发挥出的不同历史功能，致使解放军的文革问题过于密集地甚至异常突出地表现在上述初、中期，而在后期则是相对稀疏和相对平乏。这就造成《风暴历程》仅仅用了一章（即第12章）的篇幅来概述1972年至1976年解放军的文革历程。尽管这一跨度达五年左右的历程占据了自1965年底就拉开了政治序幕的文革十多年历史的约三分之一，但是对这一历程的概述却不及《风暴历程》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第103至110节）。例如，这第12章没有谈及1975年7月29日至8月3日解放军平息云南"沙甸事件"的活动，这留下了一点遗憾。
二是在《风暴历程》第5章第46节专门论及解放军对文革之际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所起的引领作用（第421-436页）时，不知何种原因，回避了1967年9月下旬至196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十多次接见解放军全军十万名团职以上干部的活动。 毛泽东这种大规模的接见活动在整个文革期间仅次于他1966年8月至11月先后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和学生的活动。对于文革而言，毛泽东非常积极地连续接见解放军干部的活动，非同小可，耐人寻味，至少表明了毛泽东与解放军对他本人的造神运动是双向互动的。相比较于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期从来没有连续性地专门从事接见非解放军干部的活动，毛泽东上述接见解放军干部的活动，就是通过他与解放军中级以上干部的直接互动来力求保证文革在他的主导和解放军的护驾下得以顺利进行。
总之，《风暴历程》一书的问世拓展并深化了关于解放军文革历史的探寻和研究，为不断提升对这一历史及其方方面面问题的反思和把握建立了一处继往开来的著述"平台"。
二
解放军的文革历程，特别是解放军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和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文革的军权化"。何谓"军权化"？军权化是指在特定时期，某种军事集团或某类军人力量对国家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加以全盘制约直至高度集权的过程。这种军权化既可以称之为"军事专政"（或"准专政"）的衍化，也可以视之为"军人独裁"（或"准独裁"）的延伸，还可以作为军事管制与极权治理的叠加。显然，这种军权化在文革时期的种种取向和表现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也是非常独特的。
文革的军权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27年"四一二事变"致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迫不得已地由城市走向农村，从以城市斗争为主转向以农村革命为主。毛泽东1928年在井冈山地区实施创建红军"（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也意味着由那时开始延伸为中共"（党）支部建在村上"的实践。因而，"支部建在连上"与"支部建在村上"相辅相成，大行其道。由那时而来的中共独有的军事运动（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以农民为主）互为一体的方式和传统，影响到了文革时期。
"支部建在连上"作为中共最早制度之一的"党军制度"的核心成为1928年之后通向中共其他所有制度的关键。"毛泽东一生也是视军队为命根子，最重掌控军权的。他始终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枪杆子上，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第50页）同理，文革又何尝不是枪杆子造出来的呢？显而易见，1963年后，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解放军，力图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到地方，以促进地方的"革命化"建设。"'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使军队政治工作中一整套带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得以推广。自然亦使全社会具备了高度'革命化'、军事化的表征，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第58页）
文革的缘由和演进必然导致军权化。文革从最初的红卫兵学生运动和稍后而来的造反派群众运动，最终都被军权化加以修整直至终结。这一过程的必然是因为文革最初的"大乱"只能由解放军来加以"大治"。的确，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里，文革实施和变换的一个主要机制或一个重要契机是文革的党权、政权、军权之间关系的转化甚至角逐，造成这一点的原因除了毛泽东的文革布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仓促或忙乱的对策，还有由造反派群众运动带来的促动和"危机"。毫无疑问，在这几年里，随着文革初期党权的弱化、政权的蜕化，文革军权的强化（具体地说，就是"军权化"）急剧膨胀，大展身手，不仅为保证文革大局不彻底失控、不完全塌陷而势在必行，而且在文革的大千世界里独领风骚，权倾天下。换言之，文革的军权化一定带来文革初期党权和政权的军权化！
文革初期所具有的三个"化"成为文革发生、普及、深入的前提和条件，这三"化"在于：一是文革最高领袖兼最大发动者的神化，二是文革造反派群众运动的泛化（全民化），三是文革直接而强大的军权化。最高领袖兼最大发动者的神化是使文革可以发动、策划和主导，造反派群众运动的泛化是使文革得以铺开、推广和突显，军权化则使文革有了实施保障、纵深突进和畸形变异。这种军权化实际上把1949年之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运作机制转换成1966年之后"枪杆子里面用政权"的文革运行方式，致使文革历史的前半期（自1966年5月大约到1971年底或1972年初），全国全民全党处于"准战争化"及"准军事化"的状态。一方面，"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度过的。"（第65页）另一方面，"文革期间，军队干预国家及各级政府事务的广度、深度及时间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就其广度而言，1967年初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全面介入并领导所驻地区以支左为核心的三支两军。"（第8页）"就其深度而言，军队几乎接管了各级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重要企业事业单位。"（第9页）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第391页）到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报社的53%；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社实行军管。"（第398页）还有"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第9页）更有甚者，解放军有关领导机构及其领导人还能够直接决定地方文革机构领导人的政治进退以及当地造反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兴衰。例如，出于对山东省文革最大"政治暴发户"王效禹"反军、乱军"的种种不满，1969年3月，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利用去北京的机会，将王效禹的主要问题向中央军委办事组负责人作了汇报。军委办事组对此极为重视，要求他们将王效禹的主要问题写成文字报告，报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杨得志、袁升平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第653页）这一点直接促成了王效禹这位文革初期山东"第一大员"被废黜。军委办事组还对贵州、四川等地文革崛起的军地领导干部及造反派代表人物的处置和整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据统计，到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中有20位由解放军高级干部担任；另有5193名解放军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第一、二把手，其中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中，解放军干部所占的比例约占90%多。
文革的军权化注定了解放军在文革初期具有不可替代甚至不可逾越的政治角色和政治职能，赋予了解放军在和平时期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中处于执政（或"准执政"）地位或专政地位。就连毛泽东1969年4月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军权化看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也难怪江青当年说过"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
文革的军权化对于文革的重要意义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解放军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为文革的发动、推广和深入作出了心理动员、舆论灌输和精神铺垫。无疑，从《毛主席语录》这个"小红书"（或"红宝书"）的"发明"、普及到对毛泽东绝对迷信和无上崇拜（"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红海洋"般的泛滥，解放军实属始作俑者。"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64年至1976年，《毛主席语录》全国发行约50亿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夏至1971年夏的五年间，全国制作毛泽东像章达六万种、总数四十亿枚以上。"（第474页）实质上，这种在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的造神运动，即全军、全党、全民、全社会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使文革之所以能够不背离毛泽东旨意的必要前提。对于领袖需要个人崇拜来说，"对于搞个人崇拜的人来说，也是为了交易。既是政治的交易，即以媚上和表忠心来换取信任，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也是灵魂的交易，即以牺牲个性，奉献自我，来换取集体安全感和成就感。同时放弃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领袖的大脑，来代替全党及全国几亿人的大脑。"（第488页）因而，"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军队率先发起并积极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中国军队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第488页）
二是解放军自1960年代初以"政治挂帅"为主的建军理念和实践为毛泽东所憧憬甚至所奋斗的理想社会提供了某种基础。这一点后来演绎为文革建构的纲领性蓝图——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出的所谓"五七指示"。"'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就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距离很近吗？！"（第140页）"五七指示"所规划的范式成为把文革力图建设成为"兵营式的文革"的目标。在这里，"兵营式的文革"的理想国意味着"兵营式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确实，这种"兵营式的文革"的萌发或滥觞不仅直接来自文革的军权化，而且也由前者的"纸上谈兵"转换为后者的"沙盘推演"。具体说来，"兵营式的文革"流行的是源于军权化的集权主义、唯长官意志论、暴力情结，映现的是军权化给社会群体和民众活动烙有浓重而又持续的战争文化印记，折射的是军权化给予人们的言行举止直至服装、风尚、命名、择业、择偶标准等等之日常生活施加的军事性的潜移默化。例如，文革中期，我上中学时，我所在的年级、班级和小组就被分别称之为"某连"、"某排"、"某班"。又如，在中国，到今天都不绝于耳的"生产基地"、"科研队伍"、"思想战线"、"理论阵地"、"政治前沿"、"精神制高点"、"文化排头兵"以及把搞某种活动或运动称之为"打一场某某人民战争"等等的说法，都渗透着或凝聚着文革军权化的话语体系遗留下来的痼疾或顽症。文革军权化所力求推行的强制或威慑人们一切言行与全部思想的规范和准则只能把文革打造成"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泛军事化、准战争化的尘世生活，根本不会达到什么理想的天国，哪怕是通向"军事共产主义"的王国！
如果把解放军的文革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1966年5月至1967年初，第二个时期即1967年初至1971年底，第三个时期即1972年初至1976年10月）的互动，文革的军权化只是在第二个时期才真正实现和全盘推行。而这个历时五年左右的时期要比其他政治运动（如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群众运动）时间要长，范围要广（遍及文革各地各界各行业），标志要重（划分文革前期五年与后期五年的某种分水岭），影响要大（整个文革历史的一种总体性的危机和转折）。文革的军权化给文革一切领域铸就了军事底色，使文革所有方面弥漫着军队特性，把文革全部问题注入了军人因素。质言之，文革的命运或"气数"系在了解放军身上！
值得提及的是，在消解了文革初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驱动机制和造反派群众运动的运作定势之后，由于来自毛泽东的决策和部署，文革的军权化也成为促使文革矛盾的重心由国内转向国外即由政治内战转向对外挑战苏联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就有可能促进当时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解冻。
《风暴历程》一书给文革初期解放军的全面介入作出了一个结论："总体而言，在平定大局方面，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第10页）只不过这种全面介入仅仅使得文革初期的几年时间里有了无序中的相对有序，动乱中的暂时稳定，持久政治内战中的短暂军事平衡！
三
"军权的文革化"是指随着"文革的军权化"而来的这种军权以及军权化本身的异化和自我异化过程。在解放军的文革历程中，这种异化达到了无法逆转的程度，这种自我异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种军权以及军权化都只能唯文革马首是瞻，无不被文革所渗透、所支配、所驱使。军权的文革化标志着解放军从其文革的纵向阶段到其文革的横向形态都一直不断地在政治上自我裂解、自我破产直至自我终结。这种军权的文革化成为解放军文革历程的某种宿命或结局。
军权的文革化导致解放军的文革角色和文革职能的自我裂解。由于文革开始之际的发动和深化的诸多问题，1967年初之后出现的文革广泛而复杂的形势、尖锐而焦灼的矛盾每每地都是首推文革许多地区或部门的群众问题与当地军队的特殊关系。作为文革的最高领袖兼最大发动者，毛泽东先是拿着造反派群众运动从政治上为文革鸣锣开道，然后拿着前面所述的文革的军权化来"调整"、制约直至最终消解造反派群众运动。毛泽东这种带有历史机会主义特性和政治实用主义色彩的利用和疏导，把解放军1967年初至1971年置于了以下这种状况：一是解放军的权威暂时取代了中共党的权威，1967年初至1969年初的中共各地各级党组织生活的停止就是一个证明；二是解放军的作用超越了当时文革所有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政治集团和国家组织；三是解放军的角色一时具有了党、国家和社会的"执政者"、"监管者"和"守护者"这三位一体或一体同构的功能；四是解放军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超过了解放军有史以来乃至中共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
但是，解放军的权力膨胀、权威显赫和权势鼎盛带来了解放军自身无法把握或左右的两种情况：一是解放军没有也不可能全盘承担或彻底完成军事之外或军队之外的社会负荷和历史任务，尤其是像文革这样的负荷和任务。"唯人民解放军当时介入的，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人民解放军担负了世界上现代国家军队所不必担负、不胜负荷的沉重政治任务。而军队干政的结果，亦使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第21页）军权的文革化加剧了解放军文革角色和文革功能的泛权力化、泛权威化和泛权势化，加大了解放军众多远远超出军事职业和军队职能的目标、特性和取向，加重了文革初期全国全社会范围的以军代党、以军代政的严峻局面，一时间还激化了由以往的党政不分的状况到了文革初期的党政军鼎足之势而军实为龙头老大的严重形势。文革由发动和开启的初衷所标榜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大革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嬗变为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独断孤行的"军党"、"军国"，这不啻对文革走势和命运的自我嘲弄、自我解构！
同时，军权的文革化还是一把文革的"双刃剑"，在其斫向军外的文革世界之际，也必然指向解放军自身内部尤其是解放军上层的不断清洗和整肃。显然，在文革的各个主要时期以及在解放军文革历程的各个阶段，都一定会发生和出现这种清洗和整肃。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保证或完成相对整体意义上的军权的文革化过程及其"效能"。所以，一部解放军的文革历史也是一部包含了解放军自身重大政治牺牲的历史，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整个文革时期解放军大量高级将领的舛命厄运。《风暴历程》一书概括了文革有三个阶段对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清洗：一是文革前夕至"九一三事件"前，二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当月直到1973年，三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以上三阶段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人的16%，其中元帅7人，占元帅总数的70%；大将5人，占大将总数50%；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中将74人，占中将总数42%；少将153人，占少将总数11%。总的趋势是军阶越高，波及的比例面就越大，而据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军受审查共计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第20页）这种清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军权的文革化必须由解放军众多各级干部的政治创伤或政治牺牲来实现、来完成。不难推算，解放军在文革时期遭受创伤或遭致死亡的将领人数远远多于战争时期遭遇不幸或牺牲的将领人数。《风暴历程》还非常恰切而又意味深长地把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大肃反"给苏联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害尤其是给苏军高级将领带来的巨大残害进行了深刻的比较（第21页）。解放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文革因素注定了解放军根本不是文革的胜利者或成功者！
军权的文革化导致解放军的文革模式和文革权威的自我破产。解放军的文革模式不是毛泽东所提及的那种"军事官僚专政"，就是江青所指称的那种"军党"、"军国"。解放军的文革权威在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际如日中天，为文革那时所有中共党政部门、机构、组织的全部权威所无法企及。事后看来，这种模式和这种权威已使整个文革进入了某种致命性的历史转折的中枢点。
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几乎一开始就提及到了被苏联和日本的媒体当时把中国文革政局说成"军事官僚体制"、"军事官僚专政"。"所谓'军事官僚专政'，讲'军事'放在前面，压了'官僚'一头。他的讲话是借用苏联的讲法，却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其内心深处对以林彪为核心的军人集团权势的疑心和忧虑。"（第1011页）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既是心存忧虑，也是对凸显为"军事官僚专政"的文革的军权化心怀不满，更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确，在文革酝酿和文革伊始之际，包括毛泽东在内，谁都不会预想到文革第三个年头至第四个年头，竟然有了一个"军事官僚专政"。实际上，根据邱会作的说法："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问题。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林彪不能独吞果实。" 江青提及的"军党"、"军国"这一说法绝不会只是她一人的所指所叹，完全有可能代表了其丈夫的忧思忧绪。这里的"军党"、"军国"也可以看成"军权的文革化"的别称。江青本人，可能还有毛泽东，当时并不直接否定这种"军党"、"军国"，他们需要的是不能由林彪等军人独吞坐大，还应由江青等文人入伙干预。这里，还要诘问的是：从蒋介石的"党国"、"党军"到文革初期的"军党"、"军国"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从"党国"、"党军"到"军党"、"军国"所经历数十年历史转换的轨迹和机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解放军文革历程的总体危机始于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一大结果就是毛泽东动摇了以林彪及其集团所体现的解放军文革的权势和权威。其实，在此之前，在国务院业务组人员的安排和组成中，毛泽东就已"在国务院系统中尽量排除林彪一系的军人。"（第1044页）稍后，在四届人大筹备问题上，特别是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一"国家元首"角色，毛泽东"不屑于扮演这个角色。然而，即使这么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角色，毛泽东自己不要也不许林彪要。毛泽东对林彪这位'接班人'实际上的制约和防范，在此表露无遗。"（第1057页）"为什么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败北？究其原因，固然有毛泽东对军人集团迅速崛起存有很大戒心，唯恐其尾大不掉的高度警惕，要借此将其压制下去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立场和考虑。"（第1077页）作者对林彪及其集团失败的实质作出了一针见血的概括："毛宁愿不要林彪这个接班人，也要文革派，因为文革派没有'战功'，他们是靠文革起家的，他们的利益与文革紧密相连，所以绝不会在毛百年之后抛弃文革的衣钵。"（第1078页）这又一次证明，解放军也好，解放军兼文革的"副统帅"也罢，无论他们的文革权位如何，也无论他们的文革权重怎样，都不可能战胜文革的"惩戒"，都不可能抗衡文革的"追讨"。
"军队的权势炽盛，又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以及对军方尾大不掉的猜忌和防范，并且激化了军方与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军方在政治舞台迅速衰落和溃败。搞个人崇拜的人调子越高、越绝对，其下场就越惨。这种政治吊诡，是林彪等人所始料不及的。"（第436页）这一点沉重地表现在由解放军"主打主演"的对毛泽东造神运动历史之剧的裂解上。"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这一点林彪没有看错。但毛反感低层次崇拜，如堂皇空洞的套话或念经式的顶礼膜拜，他需要的是'高层次'崇拜，也就是毫无保留地拥护和服从他的领导，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思想主张，将他的思想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升华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使之传于后世。而张春桥正是瞅准了毛泽东的心理，摸到了他的脉搏，顺着他的思路，总结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使毛大有'知我者，春桥也'之感，将张视为真正的文革传人。相比之下，林彪搞的'丘八式'个人崇拜就显得粗俗浅陋，相形见绌了。也许这也是后来毛试图以'小张'取代林彪作接班人的一个原因。"（第474页）一方面，毛泽东1970年已很反感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同于以往的热衷或怂恿，简直弃之如敝屣，表现出对林彪日益增长的不满；另一方面，毛泽东力图给林彪推荐或指定张春桥为"第二接班人"或"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在林彪这位所谓"第一接班人"那里会具有什么样的感受或决绝的反应呢？换言之，毛泽东在其文革最高职权"嫡传"所进行的"隔代指"，即不仅钦定文革天朝的"皇子"，而且还要钦定文革后世的"皇孙"，他想没有想过这种做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想没有想过这种现实的"皇子"与可能的"皇孙"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林彪与毛泽东在1971年9月的分道扬镳或彻底决裂，具体说，林彪出走和死亡的"九一三事件"标示着文革的军权化一发不可收拾的衰落和破产。这一事件所聚焦的"林彪现象"已决不限于林彪一人，它更是整个"解放军文革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主要有机构架，至少"林彪现象"成为了解放军文革历程的最大政治"图腾柱"，也是军权的文革化过程的最大历史"木乃伊"！
军权的文革化导致解放军的文革地位和文革形象的自我终结。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致使解放军由文革的政治顶峰走向了低谷。1971年之后的解放军文革历程实质上转向了对解放军文革以往诸多方面的"重新定位"或"调整"或"修整"。由此，解放军文革地位的蜕化、解放军文革形象的失色，都是不争的事实。
邓小平1975年1月初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掌控了实质性权力之后，邓小平随即开始了对军队的整顿，其对要害问题触角之敏锐，态度之坚决，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皆望尘莫及。"（第1305页）邓小平所主持的这一整顿本身既是对文革的军权化问题所做出的具有超前意味的"拨乱反正"，也是对军权的文革化问题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刮骨疗毒"。但是，这种整顿为时不到一年，就因邓小平在政治上再次被打倒而偃旗息鼓，这种整顿的方方面面也因文革大局依然处在博弈之中则无疾而终。正如邓小平那时对解放军的整顿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下去的（这绝不是邓小平个人的原因），解放军与文革之间的历史关系还不可能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得以总体的清算或真正的了断。
这种清算或了断只有到了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才主要由毛泽东身边的"御林军"统领性人物而非解放军当时的首领性人物来落实。《风暴历程》一书非常犀利而又富有启示地总结到："从客观结果的角度来看，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一场失败的预演。汪东兴1970年8月这一次，只不过是干早了五年。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性错误就是让汪东兴检讨过关，信任如故。唯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定的支持和参与，1976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第1078页）这里，作者重申的是在"导言"中就已明确指出过的："没有叶剑英、汪东兴等军方领导人的主动参与和坚决支持，1976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第14页）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指解放军对文革所作的决绝性的清算或了断，姗姗来迟，晚了五年？或者，1976年10月之变最终成就了把汪东兴们看成葬送了文革的军人"殡仪者"的所作所为吗？尽管当事者们在那个时期不可能如此"先知先觉"地意识到或自觉、超前地加以完成，但是从一种"大历史观"来看，文革由于来自那种解放军领军人物和毛泽东贴身亲信所构成的势力而命归黄泉之路，实乃人间正道，天理所致！
饶有旨趣的是，作者在"导言"所写下的"结束文革的历史性任务，实际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第14页）与其在全书正文最后一句所写下的"文化大革命因军方助力而兴起，终因军方出手抓'四人帮'而落幕"（第1336页），真是首尾呼应，寓意深长！
《风暴历程》的问世再次雄辩地表明了：四十年来，对于文革史论的研究和著述，中国民间群体及学者个体作出的努力和成就远远超越了中共官方的党史界！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文革故乡的一大"奇观"，折射出文革问题今天在文革故乡依然具有并且持续绵延的痛彻和深重！余汝信先生四十年来的探索、研究和著述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一点：在现今和未来的中国，对于文革问题持有何种态度和何种做法，切切实实关系到历史的良知和历史的良心！
最后，我本人提出一个建议。根据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的回顾："在本书收集素材、酝酿和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过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者"（第1337页）以及相关当事者的亲属或后代数十人，我非常希望余汝信先生锲而不舍，再接再厉，把这些采访整理出来，作为《风暴历程》一书的资料汇编或"续集"，以飨文革史论研究同仁，丰富文革史论原初资料的编纂，促进文革史论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