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网上公布的《林彪工作札记》让人难以确信，《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也始终疑窦重重。假如说，《札记》可能是出自他人对林彪处境的一种理解，那么《纪要》在当时则可能出于政治对手的欲加之罪。当时同时作为中央文件下达的另一个档，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致江青的那封信，也同样是出自抹黑林彪、维护毛泽东形象的需要。假如以往所有的党内斗争都可以让毛泽东振振有词的话，那么与林彪的分道扬镳却是让毛泽东最难解释的。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来看，林彪似乎并不在意这天下究竟姓党，还是姓毛。但从对九大政治报告的重心强调来看，林彪很在意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究竟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转入国计民生的考虑。为此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受了天大的冤屈的陈伯达，晚年如此回忆道：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复，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史达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摘自《陈伯达回忆录》
虽然个人记忆不能作为历史本身来看，但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信度很大。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最高层出现这样的分歧，是在情理之中。林彪和周恩来不约而同地误以为，打倒了刘邓及其一大批追随者，毛泽东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应该回过头来安邦治国了。这应该就是陈伯达说"彻底胜利"的意思。他们的共识既不是出于党性，更不是出于与毛泽东有什么贰心，而是基于常识，出于在长年累月的政治斗争绞杀中尚于泯灭的良心。他们哪曾料想，毛泽东会恶狠狠地作出"还要不要革命"那样的反应。
此刻的毛泽东一如当年打进天京杀人杀红了眼的湘兵，整人整出了瘾。这个信奉斗争哲学的湖南蛮子，全然成了一个政治吸毒者。相比之下，当年的朱元璋倒十分干脆，把功臣们一锅端，省得花时间一个个收拾，结果把自己弄得很变态。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变态。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激进的杀死不激进的，然后再由更激进的杀死激进的。革命和吸毒十分相像，也跟赌博不无近似。栽进赌场的赌徒，无可救药的吸毒者，没完没了整人的独夫毛泽东，全都是一回事。这样的革命狂，放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里去的。无奈他偏偏雄踞在数亿患有皇帝崇拜的不治之症的国民头上，得以兴风作浪。
在毛泽东拂袖而去的蛮横面前，周恩来、林彪和陈伯达三个人的反应，颇有象征意味。陈伯达自然是不敢吭声，但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带头向张春桥发难，也不失为一种勇气，不管那样的勇气是基于田家英式的书生气，还是受了林彪等一大批军人支持的激励。陈伯达式的柔弱和勇气，从大致上勾画出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形象。周恩来立即投降不说，还低声下气地说出了那番"奴才该死"式的话来，把个诸葛亮活脱脱地扮演成了李莲英。周恩来这种唯唯诺诺，代表了绝大多数混迹于红色官场的官僚。这三个人之中，最为精彩的无疑是林彪。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虽然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所谓顾全大局，但还是把个腰背挺得笔直，把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毛泽东"比史达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林彪这种不服气秉性，可能仅为共产党人中极少数精英所具备。
跳出陈伯达所描述的具体场景，将彼此的分歧置入历史的语境，中国式的权力斗争图景就更为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发展经济、结束阶级斗争的要求背后，蛰伏着一句意味深长的潜台词：刘少奇是无辜的。因为被毛泽东所指责的刘少奇，其罪责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非常反讽的是，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无论是谁主政，最终都得回到刘少奇曾经做过的事情上去。且不说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就是以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赢得毛泽东欢心的张春桥，主政上海时的主要政绩，恰恰也是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经济成了全中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上海的轻纺织产品，成为中国百姓的购物首选。但张春桥的成府在于，他从来不提自己治理上海的政绩，而是顺着毛泽东的心思，高唱继续革命。在热衷于斗争哲学的独夫毛泽东的专制之下，发展经济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即便是在发展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归之于满脑子权力斗争的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假如刘少奇明白这样的奥妙，他应该在七千人大会上像林彪那样，把所有的功劳全部记到毛泽东的名下，把所有的错误全部归之于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如果说，在这样的权力斗争里还存在着什么悲剧意味的话，那么悲剧在于，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抑或是周恩来，虽然都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但毕竟都是天良未泯之人。假如他们真的犯了什么罪孽的话，那么无非就是良心罪。在当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刘少奇犯了良心罪。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则是林彪犯了良心罪。在毛泽东的独裁之下，思想早就不存在了，任何原则也都已经丧失了意义，最后剩下的，不过良心而已。而在权力斗争的格杀当中，成为输家还是赢家的原因，恰好也在于良心的有无。有良心者必输，没良心者必赢。
周恩来原本是凭着良心说话的，只是一看毛泽东的脸色，吓得赶紧将良心收了回去。周恩来的这一退缩，使林彪和陈伯达一下子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好在大家全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过来的，对周恩来的低声下气，林彪非常大度地表示了理解。不仅如此，林彪还打电话给陈伯达，特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理解。这三个在毛泽东专制面前由于为国为民而犯了良心罪的同案犯，彼此临难之际，还颇有一种以沫相濡的人情味。难怪林彪后来惨死之后，周恩来会忍不住地失声恸哭，听凭当初那颗收回去的良心，在痛哭声中和着泪水尽情地流将出来。
就林彪个人而言，当然并非完人。为了迎合毛泽东，或者说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林彪说了许多违心话，做了许多违心事。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最终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却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党政军首脑们所难以面对的。这可能也是邓小平复出之后，始终不愿为林彪平反的原因之一。尽管邓小平对林彪抱有许多个人成见，但非常重要的隐衷可能在于，邓小平难以直面林彪的不畏强暴。比起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绝不低头，邓小平可是一再写了检讨书一再保证过永不翻案的。如此鲜明的对比一旦大白于天下，邓小平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敞蓬车上向全国人民招手？在林彪的悲剧面前，苟活下来的邓小平，纵然有改革开放的丰功伟业，也比林彪矮了一大截。只是中国人民也许不会如此看问题，他们会把邓小平的苟活，看着是一种生存智慧。假如中国人民全都像林彪那样直面暴君，那么要么是中国人民早就死绝了，要么就是暴君在中国历史上早就绝迹了。二千多年之前的殷商遗民，不管周公如何残杀和镇压，始终不屈服于周朝的统治。二千多年之后的所谓中国人民，却变得如此容易被暴君所征服。历史难道真的像有些人断言的，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么？
整个一场文化大革命，还真是幸亏留下了一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否则，被暴君如此折腾的人民竟然连暴君一词都不曾说出来过。虽然许多中国人民读到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的这份《纪要》时，依然崇毛不己，盲目痛骂林彪，但还是有不少中国人民，因此猛然醒悟，原来如此：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摘自《五.七一工程纪要》
不管邓小平与林彪有多少个人恩怨，在如此一番真话面前，竟然能够说出"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其人格也就不言自明了，其"六四"作孽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事功和人格经常是分裂的，但在指出其事功的同时，很有必要指出其人格。林彪没有机会做出邓小平那样的事功，但林彪在毛泽东的专制面前，做出了邓小平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了邓小平说不出的话。不管林彪有没有看过这份《纪要》，不管林彪知不知道这份纪要，能够把毛泽东看得如此清楚者，非林彪莫属。有其父，才有其子。因为有林彪的洞察，才会有林立果在《纪要》中的如此直言。
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反观林彪和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地过于宅厚，他们的反抗太过有限。他们一方面把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是秦始皇式的封建暴君。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就曾当面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一说，向毛泽东提醒过不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但在另一方面，当他们真的准备有所作为时，却完全低估了毛泽东的不可理喻。更不用说，林彪还不忍心将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林彪和陈伯达一样，基于在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把怨恨仅仅集中在张春桥头上。或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这种回避和退让，陈伯达等林派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的发难，有类于西汉时的清君侧。只是张春桥虽然是像晁错般的文人，但毛泽东却并不是汉景帝那样的帝王。
假如毛泽东只是汉景帝那样的帝王，那么庐山会议上的清君侧，确实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要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书生陈伯达那么起劲，就连毛泽东最信任的贴身卫士汪东兴，都站在林彪一边。这些人一个个在权力斗争中饱经风霜，不说魄力如何，至少眼力是不错的。张春桥再受毛泽东青睐，也抵不过与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生死之交的林彪。即便不算毛林间的友情，就拿林彪和张春桥在实力、人气、威望等等上的各种指标来衡量，毛泽东也不至于取张舍林。这就好比一场豪赌，就连知根知底的汪东兴，都把赌注押在了林彪这一边。这情形很像1989年的"六四"期间，不少人都误以会，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邓小平再蛮横也不至于真的下令开枪屠城。他们没有设想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一个可以一再作检讨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的人，一个可以在林彪惨死之后马上乘机向毛泽东表示效忠的人，怎么不可能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断然开枪？在不顾脸面和没有底线这一点上，检讨效忠和开枪杀人，是全然统一的人格。
1970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者，也没有设想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既然毛泽东连向他表示投降的刘少奇都不肯放过，岂会饶了向他挑战的林彪及其同党？就利害的权衡来说，林彪的份量确实是张春桥所不可比拟的。但问题在于，份量越重，毛泽东越忌惮。熟谙官场的汪东兴，至少有二点没有想到。其一是，打倒刘少奇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里，胜利就像是一种特殊的兴奋剂，或者说一种革命的春药，让毛泽东欲罢不能。胜利后的毛泽东不愁斗争不己，就恨没有敌手。其二，毛泽东虽然深知林彪没有野心，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林彪赶进权力斗争中心，但毛泽东却同样深知林彪有个老虎般的儿子和自己没有那样一个儿子之间的微妙区别。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革命理论路线斗争之类来解释的。这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帝王术和权力术来解释、才会一目了然的秘密。网上有文章说，林彪纵容他人吹捧林立果，乃是其在政治上的最大败笔。此言确然。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并非偶然地曾经对地方军政大员一再说起：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假如当时在场的官员之中，有点悟性的话，可以从中听出毛泽东的潜台词在于：如此吹捧你的儿子，是不是欺我毛泽东无后呀？倘若我家岸英不死，又岂是你家林立果所能比得上的？
毛泽东并不是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庸常帝王，而是个占有欲如同秦始皇一般强烈的绝代暴君。他不仅看重生前的权力，而且也同样在乎身后的名声和身后的权力所属。虽然天公不作美，绝了他的后，但他依然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他死后这江山能不能继续姓毛的焦点上。林彪处处小心，却还是因为对儿子的钟爱而有所疏忽。按照暴君政治和江山归属的逻辑，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接下去还要消灭一连串政治对手，无论是浮出水面的，还是潜伏水底的；也无论是林彪，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或者是其他对毛家江山构成威胁的任何人。政治只有利益没有朋友，暴君政治只有不断地消灭对手，没有任何容忍对手存在的可能。眼看着林立果青云直上，就算林彪不向张春桥发难，毛泽东也会找个借口将他除掉。客气点，打入冷宫。不客气起来，那就是打入地狱。毛家无后，林家岂能有后？这可能是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没有弄懂的一个秘密。不要说林彪不明就里，不要说陈伯达不知轻重，就是汪东兴也没有弄明白个中堂奥，自作聪明地站到了毛泽东"亲密战友"林彪一边。
不过，神机妙算的毛泽东，有一点没有算到：事事称臣的林彪，骨子里却对毛泽东是何许人一目了然。真不知毛泽东在批发那份印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档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他应该知道，在把林彪打入地狱的同时，那份《纪要》也同时给了他毛泽东一巴掌。林家父子的刺秦之剑没能出手，但这份《纪要》之锐利，绝不下于一把刺杀暴君的利剑。这份《纪要》使高高雄踞在神坛上的毛泽东原形毕露。毛泽东此刻也许应该明白，他早该在林彪对他"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溢美之词中，听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的潜台词来。毛泽东没想到，林家父子会在死后留下一份明镜般的《纪要》，照出他毛泽东的真面目。
据毛泽东身边人士回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大病了一场，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说胡话，而且句句说的是林彪。经由林家父子的血祭，在毛泽东昏话中度过的那段历史，开始在毛泽东的胡话中起死回生。需要指出的是，林彪虽然不接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但他骨子里却并没有刺秦的意图。这也是林彪掉进悲剧的原因之一。以林彪的军事才能，一旦启动刺秦行动，绝对不会做得像林立果那么稚嫩。相反，毛泽东却以防备林彪那样的戒心和警惕，布置了对林家父子的反击。初生牛犊林立果虽然行事不够老练，但他的断然出手，也确实抓住了历史的要害：面对疯狂到了不可理喻的暴君，除了博浪一击，别无选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好比景阳岗上碰到了老虎，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中国人民虽然迷信帝王，但对于敢做荆轲的猛士，倒也一向心存敬意。
林彪事件及其《五.七一工程纪要》，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按说在九大开过之后，就应该出现。要是毛泽东还听得进别人意见的话，那么早该尽快结束文革，发展国民经济。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这个转折直到林彪反抗失败之后，才姗姗来迟。为此，邓小平赶紧上书效忠，陈毅得意忘形，拼着一付老命，落井下石。原先被打倒的权贵们，纷纷从地上抬起头来，盼望着圣上扔出赦令。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挥出因势利导的变色龙本事，把以往的作孽朝林彪身上顺手一推，朝着倒地的权贵们和颜悦色地做起了好人。且不说这些权贵被打倒之前做过些什么，就凭着他们这付下贱的模样就可以想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只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林家父子的惨死，总算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在革命的名义下，生产总算有了合法性。换句话说，在疯狂得不知如何了结的互相残杀中，大家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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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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