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家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撰文：鳴暉】
可以想像一位九旬的華人歷史泰斗，特意在三十多次再版的回憶録中，嘉許香港青年學生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雨傘運動嗎？[註1]
身為海外學人（歷任著名美國學府哈佛、普林斯頓大學之教授）的余英時先生，何以在眾星拱月的強國夢之氛圍下，仍堅拒政權招攬，不像一些學者般，盡享衣錦還鄉的風光，拿著外國護照為強者而謳歌？
余英時先生1930年在安徽出生，經歷國民黨貪腐政權、中日戰爭、中共愛國強兵的號召，也曾厭惡落入英國殖民體系下的香港，卻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決意到香港就讀成立不久的新亞書院（後為中文大學三大學院之一），成為第一屆畢業生。據他自己回想，乃源自早已栽種在心中那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衝破中共渲染的魔咒，也不被打倒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口號所動摇。
余先生在回憶錄中坦言，他所認識的那一代人，固然深惡痛絕國民政府的一黨專政，但又並不是如後來中共歷史所說，一面倒支持共產主義。據他對自己時代知識青年的觀察，他們多力求擺脫獨裁政治，追求民主、自由、寛容、平等這些五四時代的共同願景，而並非憧憬無産階級專政。因而，中共也要打著「新民主主義」的旗號，去招攬支持者。
余先生也以第一身經歷，反證了在中共歷史所高捧的紅軍軍紀。這包括了在他幼年時期家鄉安徽潛山，八年抗戰時駐紮的新四軍第四支隊，他們不但屢次綁票殺人，還有一次高達三百多個肉票被集體屠殺。余先生在日本投降後居住的瀋陽，受到中共老大哥蘇聯姦淫擄掠，席捲整個東北，故他對當時中國左派知識「人」（他不稱知識「分子」）嚮往的所謂：蘇聯乃共產主義天堂又是明天中國的夢想，難以苟同。
後來，余先生轉學到北平燕京大學，再次受到衝擊。在1949年之前，師生都極其厭惡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校園的滲透，不料，中共掌權後，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單止控制所有課外活動，鬥爭也開始出現，師生必須全體出席。
不過，令余先生驚駭的，是即使他自以為對共產主義以至政治，都有所保留，覺得個人仍然崇尚自由民主，然而，他卻受校園、社會的各樣中共宣傳所侵蝕而不自知，「在精神上發生了變異」：感染了對共産主義「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和「左傾幼稚病」。一次同鄕批評共產政權的殘酷及窮人生活反更困難時，他兩種情緒都爆發了，完全失去自制、理性、人性，一味本著黨的宣傳八股，聲色俱厲地責罵對方！
這次失言失態令余先生深切體會思想滲透的可怕，自以為沒有完全接受或有所保留，可是心内的邪惡一旦被煽動釋放了出來，不是和文革時期的「紅衞兵現象」相近嗎？
余先生亦以過來人作見證，指出即使在他年少時的三、四十年代，也就是五四運動自二十世紀初爆發後多年，青年及知識圈中並沒有如一些現代史中所說，一面倒全然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個人而言，沒有比自己貼身受益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宗族親情了，因此余先生更能體會其存在價值：他一出生母親便身歿，由二伯母扶養至16歲。在鄕間村民亦藉地緣和血緣維繫著，並不如一些偏激者所描述的對立，至於地主和農民之間，也並不只是階級鬥爭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他深歎在中國大學同學中很多在都市長大，對傳統社會的生活缺乏理解，容易接受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
生活的體驗不但打開余先生的社會眼界，他的中西史比較研究亦令他體悟到共產主義只是眾理論中一家之言而已，越涉獵各類學説思想，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越發深入内化成為人生信念。
同時，他亦啟悟到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越悠久，其整體性也越深厚，若強行（如文化大革命）去消滅它，只能歪曲使之惡化，卻無法連根拔起。此外，與其說傳統文化令中國無法吸取西方的民主人權價值，不如說正因為本身文化乃通過長時間累積而成，故亦需相應的時間適應，但並不是如五四運動一些激進的論者所言之互相抵觸，必須打倒殲滅。
論到香港的求學生涯，余先生直説，此地雖沒有民主，卻擁有自由，成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成群之地。縱然是殖民地卻「採用相當徹底的法治⋯⋯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使這批具難以估量思想潛力的南來者，「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他相信今天香港青年學生之普遍追求人權、民主等價值，與此地在兩岸狹縫間得以代代承傳言論的自由，有莫大關係。可惜，此情不再了。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只懂擁護強權政府、高唱紅歌的一元化知識人，還是能跨越愛國主義框框、保衞傳統文化、一生忠於人權自由價值的學者？
甚麼是通達歷史，甚麼是以古鑑今，甚麼是時代的守望者，甚麼是愛護青少年赤子之心的學人，可在余先生的身上盡見！
註釋：
註1：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録》（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0月版），頁142。
——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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