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刪檢人員總是私下作業，他們絕不會公布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只是現在，導演們開始向民眾公開抱怨了。二◯一三年四月，電影導演馮小剛領取「年度導演」獎項，發表例行演講時，抓住機會大膽陳詞；他縮短自己的感謝對象名單，然後說：「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每個導演都倍受煎熬，這種煎熬就是審查。」馮小剛並非異議人士，他憑著拍浪漫喜劇及大預算史詩電影而白手致富，只是數十年來的妥協、退讓，在他的專業自豪裡留下不平的傷害。他對聽眾們說：「為了通過審查，我得把自己的電影往壞裡改。」若是馮小剛的論點講得還不夠清楚，那電視觀眾可以看刪檢人員貌似不經意的示範：就在他致詞時，控制間不知是誰，及時按下了按鈕，刪掉馮談到刪檢行為；電視觀眾只聽到馮小剛說，「這種煎熬就是──（嗶）。」
一些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人認定，按規矩玩的成本，要超過利益。在馮導大暴走幾個星期後，小說家兼散文家慕容雪村也遭逢限制。當網管刪掉他的微博帳戶，他發表一篇散文叫〈給匿名審查人員的一封公開信〉。他寫道：「在未來的幾年裡，我會長期奮筆反抗，不停創作直到我看到黎明的曙光……我意識到這封信可能只會給我帶來不幸……我曾經恐懼，但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懼怕……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親愛的匿名審查員──你擁有的只是現在，而我憧憬未來。」
為了創意而奮鬥，遠超過電影及小說的界限。中國經濟已來到轉折點：廉價勞工的時代快要結束，中國領導人也絞盡腦汁，想培育創新，以讓國家超越組裝線時代。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僅次於美國，而且已超越美、日，成為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但其中很多沒什麼價值；提出申請只為符合政治目標或吸引資金。中國生產的科學論文數目，除了美國，別國比不上，但就品質的測量標準（論文平均獲他人引用次數）來說，中國連前十名都打不進去。學術造假猖獗；浙江大學有本期刊，使用「交叉檢查」（CrossCheck）軟體，掃描抄襲行為，發現收到的所有論文裡，三分之一有抄襲，不然就是由以往論文裡拷貝篇章。在一項政府支持的、由六千名中國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裡，三分之一承認自己捏造數據或者抄襲。
抄襲就能賺大錢，誰要創新？
在北京清華大學蒼翠的校園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悲嘆說，很多中國機構根本在擋路，不讓國內某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出頭。他舉例說，在一個渴求要冒險的時代，在一個白手致富及出現農民達文西的時代，一九九九年政府創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但其官僚DNA卻叫它只押安全賭注。薛院長對我說：「鑑於它是公家基金，他們在乎的是，如果失敗機率很高，審核不怎麼好，人們就說：『嘿，你們在浪費錢。』但創投資本家則說：『碰到一大堆失敗，是很自然的事。』」要培育新銳創意，並讓它們發展，所耗費的可不是簡單得宣布自己有此野心，就足矣；它需要強大的法庭，以保證不受政治干擾，且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如此創業家們才能彼此信任，足以推動創新及合作共事；它需要大學實驗室，裡面的創意思考者可以自由挑戰其老闆，不必害怕報復，也不擔心中宣部會來干擾。博客主兼新聞分析家趙靜習慣用「安替」的筆名寫作，他便問道：「若是你厚顏無恥地抄襲美國網站，就變成億萬富豪，然後再推它上股市，那麼誰願意挺身而出搞創新？」
有時候，中國操行其控制，在制度面上的本能反射，違背生產力幾乎到了叫人窒息的程度。曾有一度，中國程式人員被禁止更新一套很受歡迎的軟體系統叫「Node.js」，原因是它的0.6.4版本呼應到六月四日，天安門鎮壓的日期。還有另一個案例，有個數位設計專案，取名自瑞典一個叫做法倫（Falun）的城鎮，結果被打到趴，原因在防火長城把這個名字詮釋為「提及法輪功」。臉書上市前幾天，投資銀行家兼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易凱資本創辦人王冉，翻閱臉書的上市說明書，瞧見一個句子提醒投資人說，臉書在四個國家遭到封鎖：伊朗、北韓、敘利亞及中國。他看見中國列居世界上某些功能最失常的國家之一，這實在令他錯愕。他對自己數百萬名社群媒體追隨者寫說：「我不認識各位，但我開始認為，國事如此，實為污辱。」那記尷尬像是蜂螫，其背後還有一個問題──攸關中國未來的深沉問題：假如中國連讓它的人民使用臉書都不敢，它怎麼能期盼發明出「下一個臉書」？
百元鈔紙飛機借錢繳稅、自設監控鏡頭直播
挑戰中國文化的限制，無人可以超越艾未未，而當局最後回應的策略，是叫他住嘴。他獲釋後第五個月，也就是十一月，政府勒令他支付「未繳稅的款金及罰金」二百四十萬美元，說是跟三宗建築設計案有關：他替北京設計的攝影博物館、替英國及新加坡付費客戶設計的兩間公寓。艾未未懷疑，這些案子會吸引官方最高矚目，是因為它們牽涉到海外客戶及戶頭。但艾未未並未接受罰單，反而挑戰它；按照法律，假如他在十五天內存入八十萬美元（罰單金額的三分之一），他就可以上法院抗告。這一消息傳開之後，援助源源而至；人們把百元紙鈔折成紙飛機，射過圍牆，進入艾未未工作室的院子。他們用現金包蘋果及柳橙，送到他家門口。他們電匯金錢給他。有位捐助人寫道：「別急著還，你可以等到新貨幣出現再還。」──有朝一日，鈔面沒有毛像的時候。
這種反應，叫艾未未感到敬畏。「有個年輕女孩背著背包，包裡都是錢，走進來說：『該把這個放哪兒？』」她對我說：「錢本是購車的積蓄，而我現在不能買車了。錢給你。」艾未未表示：「人們會發聲且行動，捐錢給一個政府說是『罪犯』的人？這個局面真是無法想像。」他的會計師貼出不斷增多的捐贈。贈與者的名單令人如遭電擊，我從中認出一個孩子喝了毒奶而生病的爸爸的名字。而到第一周結束，支持者捐贈的錢已超出艾未未必須存的金額。他接受捐贈的命題成為微博上最流行的話題之後，他關閉帳戶。我的電話嗶嗶叫了，給中國記者的新指示說：
「刪除提到艾未未借錢繳稅的一切網上訊息。必須迅速刪除互動頁面上趁此機會攻擊黨、政府及法律系統的信息。」
黨的政治八卦小報《環球時報》提到，摺鈔票紙飛機扔過工作室圍牆，可能構成「非法募款」，而且傳達一項警告：「過去三十年之間，艾未未之流此起彼伏。可是，儘管他們悲觀地預測中國，中國依然持續崛起。真正的社會潮流乃是這批人將被鏟除。」艾未未等候出庭日，他變得越形焦躁。冬天來臨，他屋外的樹都禿了，而公安裝在路燈桿的監視鏡頭突出而刺眼。艾未未向它們扔石頭，警方把他拉進警察局，指控他「攻擊公安鏡頭」。他的一個粉絲則傳播一則假作關心的揶揄：「鏡頭嚴重受傷了？需要檢查嗎？有可能喔，要電腦斷層掃描，是吧？」
幾天之後，我們坐在他餐廳的餐桌旁。冬季陽光由南方照進來。年邁又耳聾的可卡犬丹尼歪歪斜斜地繞室而走，宛如醉漢。艾的妻子路青下樓走進餐廳，往門口走去。她還沒習慣眾所矚目；去年發生多起偵訊，還有她丈夫被押期間，她代他發言而造成轟動，對此她還不甚習慣。她的名字在工作室的正式文件上，所以她也被捲入逃稅案。艾未未由餐桌瞧著他老婆，正拿一條亮紅色的圍巾纏過肩頭，包起來抵禦冬寒。她準備到法院繳交更多文件。她抓起一個牛皮紙袋抱在胸前，打開前門時她稍稍停下來。艾未未問說：「妳還好吧？」她頷頷首，強笑一下，閃身出門。
我問他是不是有逃稅。坦白講，就是有，我也不驚訝──在中國，人們開玩笑說，逃稅是全國運動。政府研究員估計，在二◯一一年，逃漏稅叫政府少收一兆人民幣──大約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而且他們發現，最大的逃漏稅戶事實上是國營企業。每天好幾次，我都會收到垃圾簡訊，打算賣給我偽造的業務開銷發票，可以用來逃稅。艾未未回答我這個問題時說沒有。一般遇到這樣的狀況，我會審核他案子裡的檔案，可是警方查扣他公司的紀錄，不讓大眾及媒體了解法院訴訟程序，我致電法院及檢察官，也沒人願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是艾的律師浦志強也從未獲准審查本案的原始文件。我問藝術家，自己認為會不會贏。他說：「不會。我們只贏在揭露真相。」
他說得沒錯，沒有贏。二◯一二年三月，他申請就他的逃稅單舉行聽證會，政府拒絕，所以他試別的招數：他控告國稅局，說該官署在處理證人和證據上有錯誤。這次讓他很驚奇，法院居然同意聽審。只是，等他想前往法院進行聽證時，收到警方來電說：「你就算嘗試，也絕辦不到。」他太太及律師出庭，但法院外圍著數百名制服及便衣警力，不讓記者與外交官員靠近。人權人士胡佳想去參加，結果被侯在他屋外的幹員掐住脖子毆打。北京市還更改了大巴路線，繞過法院。他被捕一周年那天，面對他家電話被竊聽、電郵被監看、工作室外包圍著監視鏡頭，艾未未決定煩死警方：他在工作室裡裝設了四部網路攝影鏡頭，其中一部在他臥室天花板，開始在網上播放自己的生活。他稱此為「weiweicam.com」。條子被搞傻了。幾個星期後，他們下令要他拔插頭。他不能對自己做監控。他開玩笑說，要寫本有關稅法的書，很可能是當代藝術家首創之舉。對他來講，任何知識都是他可以創造的藝術，而其具備強大的力量。他說：「他們的權力基於無知，而我們假裝不知道。」
「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
艾未未本以為獲釋一年後，自己能取回護照，但一周年，即二◯一二年元月來了又過了，卻沒消息。他獲告知，不准旅遊外出，原因是涉嫌另外三項犯罪：重婚、非法外匯及拍攝色情品。當局告訴他，色情品的調查重心是照片：一張他在自己工作室裡製拍的裸體照；艾未未本人坐在椅上，左右有四個女子站著瞪著鏡頭。當他的粉絲聽說他可能因此被起訴，便開始拍攝自己的裸照，以示與艾未未團結在一起。
那年秋天的某個早晨，我經過艾府，他悶悶不樂。逃稅案的最後上訴，法院已做出不利判決。政府還關閉他的製作公司「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原因在公司未能更新年度登記。（做年度登記很困難，因為警方早已經抄沒公司用來年度登記的文件與印章。）他說：「這就好像你跟來自外太空的人玩棋，他們的玩法是你怎麼都想不到的，而且棋局早設計好，他們必定是贏家。我被迫跟他們玩，不管我下得多妙，最後還是輸家。」
以前我沒聽到他這麼消沉過。他已認定，當前體制的最大弱點，倒不是它不同意他的見解，而在它乾脆駁回他想跟黨的思想抗衡的唯一權利──他想爭取大眾的信任。「每天我都坐著等，或許有個官員會來敲門說：『未未，來，我們坐下來，聊一聊。你的觀點是什麼？讓我瞧瞧你有多傻。』」
他兒子當時三歲半了，我問艾未未打算怎麼向兒子解釋艾家的處境。他不發一語很長一段時間，眼眶都紅了。接下來他說，對這個問題，自已萌生很怪的幻想：「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我不要他太快成熟、懂事。」那是我頭一次聽到艾未未支持無知，勝過知識。「當前的處境根本無法解釋，不講理，對此我真的無從理解。我搞不懂為什麼非要這個樣子。」他的情緒似乎令自己也吃驚，於是他改變話題。他的一切麻煩，讓他感受到身邊正攢聚更廣大的變化。「我想，今天幾乎社會各階層都瞭解，中國在信任、意識形態、道德標準上，正遭逢大危機，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東西……這樣撐不下去的。基本政治結構再不改變，中國已走到盡頭。所謂的奇蹟將無法維持。」他說：「共產黨成功了九十年，依然是地下黨。從來無法真的說明自己的理念，而且，他們也決無能力與任何智力上可挑戰他們的人平起平坐。」
我認識艾未未這些年來，他已成為男子漢的象徵；他也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最知名的異議人士。談論艾未未的書籍、電影及文章不少。可一等這位藝術家變成名流，藝術界似乎失去耐心，急著找下一個話說得響的人。（《新共和》雜誌刊了篇文章，標題為〈艾未未：傑出的異議人士，很爛的藝術家〉。）最讓艾未未心煩意亂的，可能是他中國藝術同僚的舉動。「我消失期間，他們幾乎沒有人問：『這人跑哪兒去了？他犯了什麼罪？』」
我問艾未未，對於他們的悶不吭聲，他有何看法。
他淡淡地說：「我想他們是害怕。我若碰到他們，他們總是說百分之百支持我，但若是你要他們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絕不肯那麼做。」
※ 本文摘自《野心時代》，原篇名為〈文化戰爭（Culture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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