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像余英时那样“无疾而终”吗？

Original schola 后现代牛虻

余英时以91岁高龄，在夜晚的睡梦中离世。这样的"无疾而终"，令很多人感到羡慕。

 他为什么能够"无疾而终"？相信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因为现代人普遍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而且，无数人都是在孤独、痛苦和绝望中死去的。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身上。 

在这个物质越来越丰裕，每天都有鱼肉可吃的当下世界，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念头：活得好不如死得好。死得难看，死得痛苦，死得让亲人们不堪重负，死于绝症，死在医院里、而不是在家中，如此种种，令人惊惧。 

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中，那些一辈子做学问，而且比较正气的人，似乎都比较长寿。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心无旁骛，活在信心当中，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没什么值得愧疚的事情，所以死得坦然而庄严。 

关于死亡，哲学家谈论得很多，也做出了表率。最典型的是苏格拉底之死，他欣然饮鸩而亡，并以战胜死亡的态度，对判其死刑的、由501人组成法庭的雅典人民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好，只有神知道。" 

他的弟子柏拉图，大概是看到了苏格拉底如此慨然赴死，所以才说："真正的哲学，是练习死亡。"（跟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差不多意思。）不过，柏拉图的哲学是"理念论"，轻弃肉身，认为眼前的现象都是"理念"的摹本，是不实的。而现代哲学则越来越重视身体的"在场"。加缪说："真正深刻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里的"自杀"当然不是简单的肉身之死，而是包括了自我否定，以及自我意志的决断，等多重意义。 

在哲学家中，康德是有意识地延长自己生命的人。他从小发育不良，孱弱多病，所以格外重视休养生息。除了不怎么运动，雷打不动地散步，一辈子宅在哥尼斯堡外，他每天只抽一斗烟，而且"固精培元"不结婚。所以活了80岁（1724-1804）之久。 

只有少数哲学家比较短命。可怜的尼采（1844-1900）一辈子受头痛折磨，据说是梅毒引起的。1889年就疯了。此后穿着一身素白衣服，神志不清地活着，偶尔醒过来的时候，就坐着弹奏一下钢琴。更让人痛惜的是斯宾诺莎（1632-1677），由于其学说"大逆不道"而被社会排挤，不得不靠磨镜片维持生计，结果吸入大量硒尘，患肺痨而死。 

不过，一个人死得是否有尊严，只跟活得是否有尊严相关，跟寿命的长短似乎关系不大。据说，西方国家从小就有死亡教育。此种教育具体是怎样的状况，我不太清楚。中国人基本上是没有弄明白活着是怎么回事，就面临了死亡。所以，中国人特别怕死。怕死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活过，哪怕一天。尤其是，中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可怕的疫情肆虐下，西方人居然抗拒隔离。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 

但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各种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的频繁出现，这些年，中国人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死亡问题了。例如耶鲁大学医学教授、外科医生舍温·努兰的讲座视频和《死亡的脸》等书籍，看的人很多。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我在书柜上看到了他的一本书《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思考》，联想到余英时的死，我就很快读完了这本书。

这是一本内容很丰富的书。既有理论，也有实例。也是围绕着一个人如何"好死"来展开的。不过，结论并不能让人轻松，好医生也没办法让一个人"好死"。而且，在如何"好死"的问题上，我们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努兰说：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按他们愿望的死法死的。人们在临终前，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阶段。 

努兰写道："在高科技生物医学时代，出现奇迹般的治疗办法的可能性每天都在我们眼前乱晃，想看到治愈希望的诱惑是如此巨大，甚至在常识判断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怀抱这样的希望通常只是自欺欺人，长期以来这早已证明反倒是有害，而绝无胜利的把握。"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难道不能安乐死吗？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安乐死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当今的一流哲学家阿甘本就特别反对安乐死。其大意应该是，安乐死是非常残忍的做法，是人被置于"赤裸生命"境地的表现。另外一层意思是，人必须幸福地活着，这才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责任担当。 

人之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随时来临的事实。书中引用了中国最古老的医书《黄帝 · 内经》中的一节"素问"，黄帝向医生岐伯询问有关老年的问题，岐伯回答说： 

人入老境，其骨变干，脆如稻杆〔骨质疏松症〕，肌肉松弛，胸中多气〔肺气肿〕，胃疼〔慢性消化不良〕，心感不适〔心绞痛或心律不齐〕，颈部与肩头绷紧，体内发烧〔经常尿道感染〕，骨瘦如柴，双眼呆滞深陷。肝脉尚存，但眼不能视〔白内障〕，死亡将临。久治不愈，死期不远矣。（原文："······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胭脱肉，眶陷；真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道理尽管如此简单，但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死，即使老、病得不能动弹了。这一点，中国人说得最清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努兰写道："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肯放过医生给予的每一个机会。他们受着苦难，躺在那里浪费最后数月的时间，无论怎样都要死，还在加重自己以及周围亲人的负担，直到最后时刻。尽管每个人也许都渴望落得一个平静的死亡，但想活的基本本能的力量要远远比那强大得多。" 

这么说来，死是无解的。之所以无解，是因为我们对死的态度，往往是错的。为此，作者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我们死是为了别人能活。从自然平衡来说单个人的悲剧又成为生命连续的胜利。"他写道：

 

"所有这些使我们生命的每一小时变得更加珍贵，它要求生命必须是有用的、有益的。如果说，由于我们的工作与喜悦，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对人类的延续而且对整个大自然的平衡都作出了贡献，那么，在拨给我们的时间里我们所创造的尊严，此时又变为接受死亡必然性的一种利他主义的尊严。"

 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成：整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生命，才是有尊严的。中国人说过"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是这个意思。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别人能活，而且活得和自己一样幸福。这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意。从政治学来看，就是胡适所说的："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具有卓越品格的人，无不如此。例如美国的开国者托马斯·杰斐逊在风烛残年之际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讲道："死亡的时机已经成熟，别人如此，我们也一样，我们应当退出，给另一代成长起来的人腾出地方。我们已经度过了我们这一代，不应当再想侵占下一代。" 

养好肉身，是活着的一方面。但更好的生活，无疑是享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样，才能死得比较好，而且生活在希望中。努兰在书的结尾写道： 

"我们所追求的庄严死亡应当在我们的庄严生活中体现出来。死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生得庄严，死得庄严。"

余英时的高寿和"无疾而终"，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福报"。这跟他长期的学术追求当然是分不开的。他坚信，"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这种有信仰的生活，可以将一个人的"精气神"拔擢至一个"无病"的状态。但，如果一个人尽管有很高的追求，但却压抑住自己，那么自然就会憋出毛病。几乎绝大多数病症都是憋出来的。据说中国有2.5亿精神病人。那都是憋的。 

生命是顽强的。一个垂死之人，可以因为团聚的节日快到了，而硬挺了几十天；或者因为终于等到自己心爱的人，而得以安宁地合眼。怀抱希望，而不残酷，对得起别人，也就活明白了。不过，现代人绝大多数是在医院中孤独死去的。旧的世界尚有温情，亲人们守候着将死之人，给予抚慰。所以如何死去，仍然是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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