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鐘
8月5日午夜，驚悉余英時教授逝世消息，連日來茫然若失，不能自已。看著網上的悼念文字，也不斷回顧認識余教授三十年的種種情景。自脫出大陸來到自由香港，在探討歷史真相的傳播界跌打滾爬，尋求心靈的歸宿，相對家族而言，是一名被遺棄的「孤臣孽子」。在意識形態上，余英時教授的遠去，令我產生靈魂深處的失落和絕望，這是只有「教父之死」才有的感覺，可能帶有形而上的色彩。他是我以批毛為志業的導師和知心人。
【三十年前初識於香港。坦誠放言，誨人不倦】
余教授給很多會見的人，都留有溫文爾雅如沐春風的印象。惟有面對他謂之混世魔王的毛澤東，他表現了不可遏制的憤怒。那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1991年，余英時教授來到香港開會，下榻富麗華酒店。6月27日，他接受我的長篇專訪（載開放雜誌1991年7月號）。從六四兩年後的中國局勢談起，涉及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共產黨的流氓專政等，最後我問他：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何在？他說，「我看最好的辦法還是分裂，中央垮掉或實行虛君制，各地自治，陽奉陰違，讓大一統成為有名無實的東西。」他說中國歷史上，分裂比統一的時間多得多。「20世紀給中國的破壞實在太厲害，共產主義製造的災難，一個文革，就大大超過了歷史學家的想像。」
這篇份量很重的訪問，以美國名教授的身份，如此暢言，實為罕見。幾乎可以和我1988年對劉曉波的那篇備受抨擊的訪問（以「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著稱）相比。事後，有人告訴我，中共對余教授此篇談話「十分惱怒，要求大陸學者批駁」。（不知下文）
同年12月號，《開放》創刊五週年，又正值蘇東瓦解高潮，我們推出專題《中共穩定性評估》，特邀多位政論名家筆談，余教授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中共不放棄改革開放、又要反和平演變，這是癱瘓的穩定、「兩頭蛇的僵局」──此後，余教授對開放雜誌和出版社的支持和指教，幾乎是有求必應。包括撰稿、對重要著作賜序、接受訪問，題詞書名等。
【以「邊緣人」理論解釋中共的起源】
值得一提的是，余教授為我主編的《共產中國五十年》的序言，詳細闡述他對「中共起源」的研究所得，認為這是對「了解中共本質有無比的重要性」。著重解釋他提出的邊緣人理論：西風東漸使中國傳統社會解體，處於主體邊緣的游離分子獲得罕見的活動空間，這些痞子、無賴、流氓之流，鬥倒初期的知識分子，進入權力核心。張國燾、龔楚、伊羅生都提供了詳實資料。毛鄧即屬於這類人，根本不代表只佔人口0.4%的產業工人。毛不像劉邦朱元璋那樣，打天下後回歸儒家規範治天下，而是激烈虛無地反中國文化，奉馬列為道統……
2006年7月，李勇兄在紐約將美國萬人傑基金會新聞獎授予我，讚詞曰「批毛前鋒」，令人感慰此道不孤。我負責的雜誌社出版社確實在香港新聞界「批毛反共」不遺餘力，以大量實據，揭露毛禍國殃民、罪大惡極，深信只有打倒毛中國民主化才有希望。我1984年以官方資料揭露大饑荒真相，激怒鄧小平下禁令；獨家專訪毛的侍女陳惠敏，傳遍大陸。文革後30年批毛三大著作：「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李志綏醫生回憶錄」和「張戎毛傳」，我們深度介入其二。但是，正如學者秦暉指出從90年代西方左派學者帶頭，一股為毛翻案風潮傳入中國，適中共當局的倒行逆施。以致毛的形象和邪說逐漸復活，批毛之聲漸遠。
在對中共綏靖潮流中，我發現余英時教授是旗幟鮮明的一位批毛智者。事緣1994年毛的御醫李志綏回憶錄出版之際，那時我們已經和李醫生有聯繫，他在芝加哥開始為《開放》撰稿，我成為他在香港媒體唯一的聯絡人。10月17日他的回憶錄在台灣發行，我當即寄一本給他（他說很多人要書，包括在美的副總理李嵐清，他只有一本不能給）。11月，我為他做了一篇獨家越洋訪問《在暴君身邊二十二年》。12月，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余英時的整版書評，充分肯定李志綏回憶錄出版的價值。
【公然指責中時出版社故意刪節李志綏回憶錄】
令人意外的是，余教授在書評〈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中，竟爆料，指摘中時出版社之中譯本，對英文原著作了兩處「故意的刪節」。一是毛懷疑斯諾是中情局的特務，一是鄧小平腿骨折，毛派二女護士去護理，鄧使一女懷孕事。原著皆載，中文版卻完全刪落。余教授並稱李志綏回憶錄「寫得很謹慎，大體忠於親見親聞的事實」。《中國時報》當時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大報，不失風度地原文刊出余英時的批評。余教授是該報作者，嚴正批評其非，在媒體對中共隱惡揚善的環境中，顯示非凡的勇氣。
余教授在1993～1995年間，發表幾篇重要的評毛論文，收集在他的《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中（三民書局2004-2013二版）該書從曾國藩、毛澤東到費正清，歷數中國思想界從晚清到後冷戰百餘年的演變和困擾，指出毛三十年統治給中國人留下史無先例的文化危機，舊的價值系統被摧殘，新的價值系統卻未出現。所謂「中國特色」若乞靈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無異於「死亡之吻」。余著中對我最感貼近的是〈打天下的光棍〉、〈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兩篇。利用中國史鑒和社會分析，將毛的成功原因和個人特質，深入簡出，極為可讀地描繪出來，邏輯鏗鏘，有一氣呵成之感。從井岡山成功收服兩股土匪起，到延安利用農村流氓邊緣人打垮城市知識邊緣人，成就了劉邦朱元璋的「打天下的光棍」傳統，毛就是這批流氓無產群體的山大王（毛曾以「革命的山大王」自詡）。
【毛獨霸天下兩大特質：害怕秩序、堅強意志】
對於毛1949～1976的27年「獨霸統治」，余教授提出兩點分析，我認為相當獨到。第一，很多人稱毛為「皇帝」，未盡適當。因為毛和中國史上的所有皇帝不同。他們得天下後，無不兢兢業業尋求治天下之道，以圖建立穩定的秩序。但毛相反，最怕秩序。1949年後一個又一個運動，反映對「異化」的深刻恐懼，臨終還要囑咐，文革是「第一次，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邱會作回憶錄一個細節：毛晚年問醫生，他何時上天堂，準備好去造反，看那裡的秩序有什麼問題）。余教授更從李醫生書中看到毛所以起居無常地「榻上治國」，並非戰爭習慣所致，而是如李志綏指出「毛將時間表、規則、禮節和儀式，都看作是對他的控制，因此拒絕遵循。」拒絕將他的巨大的絕對權力日常規範化，就成為毛1949年後整個生命的核心問題。抓住這個核心，可以順理成章解釋毛的一系列重大舉措。
第二，毛具有一個極端浪漫而不願受任何約束的堅強「意志」（按，湖南人被稱為騾子脾氣）。浪漫、放縱、個人自由，是中國近代的進步潮流，但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政治領袖任其浪漫意志橫衝直闖、所向披靡，後果將不堪設想。毛既否定秩序又如此肆意妄為，這就是黑格爾說的「否定意志」，他只有在不斷的否定、破壞中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們在文革中幾乎無所不在的印證黑格爾的哲學。例如毛竟然發出如此簡要的最高指示：「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我們和余教授在李志綏回憶錄的評價上，可謂不約而同。雜誌社和田園書屋合作推廣，並協助代銷（記得有一家公司要求一次購買100本，顯然是偷運大陸）。我們和苦悶的大陸人心連心，使李書長銷不衰，突破同類書的暢銷記錄。中共當局遂發動大規模的批判行動，獲得海外左派毛派聲援。我們決定出版專集《反叛的御醫》，全方位全過程介紹李醫生和他的書。獲余教授大力支持，允載他的書評，並特地撰文說明他和李醫生失之交臂的經過，還透露李醫生1972年1月曾秘差日本，向舊友傳告林彪事件。余教授同時向讀者介紹西方知識界的反應，推崇梅兆贊〈揭開惡魔的面具〉等評論，批評鄧榕為父作傳，充滿崇毛的謊言。指出「二十世紀造下三個混世魔王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只有毛身邊的李志綏留下詳實記錄，其「史料價值將隨著時序推移而愈來愈高」。
【不掩對毛澤東罪惡有牢不可破的憤怒】
一九九○年代這段批毛佳話，足顯一位大師級的歷史學家，放下身段將理念引入傳媒的時代精神，就像他長期在媒體上為香港自由、台灣民主發聲一樣，是出版界也是我和同仁們的榮幸。我曾長期追尋「唯物史觀」的某些原理，在崎嶇的小道上曾獲唐德剛教授賜我以「三峽史觀」；2017年向余教授請教司馬遷治學名言「究天人之際……」的釋義。他告訴我，斯大林的「五階段論」史觀，蘇聯史界早已放棄，歷史進程不是那樣一條直線走的……隨後寄贈一冊他的專著《論天人之際》給我，可惜，這本書之史論太深，我未能領悟。兩年前，承余教授饋贈回憶錄一冊，詳述他的學術歷練。我在電話上致謝時，他已有力不從心的嘆息。
批毛是中共、中國的超大希望工程。搬倒這頭惡魔，才有可能實現重建和復興。知識分子任重道遠。二十多年前，余英時教授站在台灣、香港第一線批判毛澤東的大義凜然，是何等珍貴而英勇的示範，沒有一位知名學者可與比肩。與其說這是出於余英時深厚的學養與名望，不如說是一位正派學者高貴的良知與人格。下面特摘錄兩段余教授的內心自白，敬獻於這位偉大的驅魔者靈前：
──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獨裁真正達到「朕即國家」的境界，談毛澤東就等於談整個中國。任何中國人寫毛澤東無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好惡的支配，完全客觀的論斷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見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三部曲〉
──我在作歷史分析時，盡量保持客觀冷靜，但是我也不可能完全掩飾我的憤怒。不論毛澤東的主觀願望如何，近三、四十年中國的災難，他個人的責任比任何人都要大。幾千萬中國人的死亡、無數家庭的毀滅、整個中國社會生機的長期斲斷，都是在他當權的二十七年造成的……讀史者如果面對這樣血淚凝成的人間悲劇而竟然無動於衷，那只能說他是別具一副心腸了。〈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
2012年8月9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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