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SMZRJZ-e0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於8月1日凌晨在普林斯頓溘然長逝的噩耗，於5日傳開後，迅即震撼整個華人世界；並隨即在華語媒體與網絡，掀起一波悼念及評價其為人為學的熱潮。
史學成就 無人能出其右
余英時堪稱胡適以來，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就其影響力的內涵而言，不啻包括其在史學界無人能出其右的成就與地位，亦包括其超出學術界、對自由主義精神至死不渝的堅持。
毋庸置疑，余英時的影響力根基於其無遠弗屆的史學功底與學貫中西、融合學用的治學之道。
自1950年代後半葉就開始揚名於海內外學術界、文化界的余英時，投身中國史研究超過一甲子，陸續出版了近60本中英文著作、400餘篇學術論文。其內容上至先秦時代，下至宋元明清，甚至及於近代乃至當代，名副其實地開創了別樹一幟的全景式史學視角。就領域而言，余英時的中國史研究涵蓋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乃至中外關係史等，為現代史學界罕見的全才。
余英時早年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在浩瀚的中國史海，練就一身對傳統史學的駕馭能力，其後負笈哈佛，接受西方歷史學的嚴謹訓練，並因此擴大了對中國歷史理解的視野。
換言之，余氏治學的最大特徵，是精於以現代的學術方法，來詮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價值，並擅長考史鑑今，探索國學於現代之意義。
「現代無中國」——余老留下的命題
畢生致力於探索如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余英時，一方面在斷代歷史研究上追求極致的學術理性，另一方面不忘透過歷史的延續與斷層的現象，來思考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關係。
筆者長年從事國際關係的研究，並非史學科班出身，然有幸在余英時先生晚年與先生結緣於當時供職的中央研究院，並承蒙厚愛，獲多次機會討教，包括於疫情前的兩個暑假，拜訪位於普林斯頓郊外的余府。該二度拜訪，後來匯集成與余英時先生的3篇「對話」，分別是〈從「天下」到文化〉（《明報月刊》2020年4月號）、〈從「身份」到「認同」〉（2020年5月號）及〈斷層後的現代中國〉（2020年6月號）。
除了請教古代中國與周邊關係以及中國人身分認同的起源，自然還有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關係。在此「對話」中，余英時先生提出了頗為震撼的觀點——「現代無中國」。
就余英時先生的論點，基於禮教的傳統中國，自從先秦延續到民國時期，未曾中斷，直至奉西方的馬列思想為圭臬的中共建政後，延綿數千年的傳統中國才宣告終結。如此的斷論，源自於其著作等身的中國史研究，對1949年革命後中國大陸政治、社會以及文化變遷的觀察，也與其幼時即抗戰爆發後曾在家鄉安徽潛山縣官莊鄉8、9年的生活期間（包括私塾）對傳統中國社會的體驗不無關係。
「現在是un-Chinese，我認為現在『中國』已不存在。」究竟「現代」有沒有「中國」？如果它不是「中國」，那又是什麼？這或許是如今已駕鶴西去的余英時先生，為當下乃至今後的中國研究留下的一個極為尖銳的命題。不難想像，這也無可避免地將會是容易引發諸多討論乃至爭議的課題。
「民主」無不適用於中國
余英時先生不僅勤於思索古今中國的關係，同時也基於其得天獨厚，橫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研學與生活經歷，積極比較國學與西學、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各自的特徵，來探究兩者之間的聯繫。
中西文化之辯，或稱中西文化之間所存在的關係，堪稱清末西學東漸以來數代中國知識分子持續探索的主要命題之一。
余英時恩師錢穆亦曾於晚年感嘆「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於此一問題」。對此，余英時先生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視相異文化之間互相影響為歷史之常態，同時也強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可以彼此融會互通的。
如此的觀點，也與其對另一個相近的命題的理解相通——否定「『民主』不適合於中國文化」。
余英時先生在與筆者的對話中，引古人早已倡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篇），強調古代君王亦無例外地意識到必須爭取獲得人民的信任，不可「民心背向」。易言之，「中國人老早就具備了接受民主思想的基因」。
及至近代，余英時還指出，從太平天國時期的王韜，到後來的康有為、薛福成、郭嵩燾、嚴復等，是清末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儒家學人，他們遠赴歐洲，目睹英國彰顯民主與人權的政治制度與司法體系，興奮地感歎此即為中國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現代典範。余先生認為，近代中國的儒家人物之所以積極地將歐美的民主思想介紹到中國來，是由於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西方現代民主價值體系不僅並不衝突，且可以相互匯流。「這也是為什麼胡適在美國演講時，也常提到Chines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中國的民主基礎）。」
倡導自由主義 至死不渝
胡適被公認為20世紀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胡之所以具備如此的影響力，誠然是因為他並非只停留在皓首窮經鑽研學問，而更在於作為一位處在歷史洪流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與社會進步的深切關懷。
余英時先生也正是基於其厚實的學術功底，努力地嘗試將學問運用到對現代世界與現實社會的理解；也正是在如此探索過程中，形成了其對現代國家民族與社會文化那超越歷史的關切感和使命感。
倘若以一語來概括胡適對20世紀中國的巨大影響，那就是對「德先生」無休止的呼喚，以及對「自由主義」聲嘶力竭的吶喊。
余英時正是秉承了胡適精神的一代學者，堪稱在學術之餘，至死不渝地倡導「自由主義」的典範。
余英時府邸後花園立有一排筆挺的竹林，或許是余先生因思念老家潛山的竹林而立，然而在筆者看來，正彰顯了主人作為一代正直學者不畏權力的傲人風骨。
胡適之後所幸有余英時，那余英時之後，我們又有誰呢？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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