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摘自徐志摩《再別康橋》）
史學泰斗余英時8月1日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安詳辭世、「悄然下葬」的消息4日被證實後，近日網上悼念文章鋪天蓋地，正如《紐約時報》中文版11日刊出署名文章指出：「余英時在華語世界的卓越地位跨越了地緣政治的障礙，並延伸到了學術界之外。他的去世在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引起了廣泛的悼念，在這些地方，他的書被廣泛閱讀，儘管他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令執政的共產黨深惡痛絕。台灣總統蔡英文稱讚他為『史學大師』以及民主理想的守護者。」
然而，在眾多悼文中，大多是盛讚余英時在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說他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但對他守護民主自由價值所做的一切卻著墨不多。尤其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余英時及其太太陳淑平，為六四後被迫去國離家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精英和學運參與者，提供「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一方凈土，作為他們的庇護家園，為這些異鄉人提供一個溫暖的家。
儘管他們中某些人的所作所為，後來在某種程度上傷了余氏夫婦的心，但余太太用她寬廣胸懷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撫慰了因「六四事件」眾多流亡人士的傷痛，其中對天安門學運領袖柴玲的關愛，更是恩重如山！而余氏夫婦一向只求付出，不求回報。
《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當年是受惠人之一。上週六（8月7日）他與王丹、康正果、胡平在「光傳媒」視頻平台追思余英時，蘇曉康激動之情溢於言表，談到動情處「涕泗縱橫」、聲淚俱下，令人動容。
蘇曉康說到陳淑平當時陪伴他遭遇嚴重車禍險成植物人的妻子傅莉種種，「心碎不已」。後來他在余英時夫婦鼓勵下，寫了《離魂歷劫自序》療傷止痛，才走出陰霾，而余太太陳淑平正是陪伴他們渡過生死劫的恩人，有如再生父母。
1989年「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收留了許多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為了安置他們，余英時等籌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金主是美國創業投資家、普林斯頓大學校董艾略特（John B. Elliott），慷慨地捐贈一百萬美元作為成立資金。
余英時獲得這筆捐款後，聯繫他的學生、熱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駐華辦事處主任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負責使用這筆資金。「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以下簡稱「中國學社」）應運而生。董事長先後由艾略特和林培瑞出任；歷任主席為「中國的良心」、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執行主席為蘇曉康、陳奎德。
當時與劉賓雁一起居住在普林斯頓的除蘇紹智外，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前副局長李洪林（後返北京，2016年6月1日因肺癌病逝）等。
從1989年六四事件後至1993年間，「中國學社」前後共庇護26名曾具一定知名度的知識分子及學生，包括劉賓雁、蘇紹智、蘇曉康、陳奎德、孔捷生、鄭義、北明、阮銘、阮志明、張郎郎、白夢、趙蔚及張伯笠等。
1992年，艾略特的百萬捐款用完，余英時為了這班流亡人士的生存和前途問題，變成了「丐幫大幫主」，利用個人威望，設法幫忙中國學社通過各種渠道籌措經費，包括來自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預算經費，使「中國學社」得以繼續維持。
由於普林斯頓大學政策規定不能接受外國政府資助，因此自1992年7月開始，「中國學社」脫離普林斯頓，成為獨立學術機構。其後「中國學社」贊助者還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2012年贊助「中國學社」計劃共約75萬美元，其中包括人權計劃49萬美元；出版《縱覽中國》費用19萬1500美元；以及民主演變計劃6萬9100美元。
2011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贊助「中國學社」總計約103萬美元，包括人權計劃49萬美元；出版《縱覽中國》17萬1500美元；中國數位網絡37萬美元。
當時民運山頭林立，各派系紛爭不斷，難得的是余英時對這些爭議保持超然立場，他秉持的是「養士」傳統，為亂世中的知識精英提供庇護和滋養，保存火種，希望他們在時局好轉時有所作為。
作為人道主義者和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公共知識分子，余英時還應邀參加多個學術機構及民運組織的無報酬名銜，奉獻大量時間和精力。
柴玲1993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碩士學位，我應邀出席她的畢業典禮。當天看到余英時夫婦就像自己女兒畢業那樣，全程參加。
柴玲跟我說，在她孤立無援那段時間，尤其在她因養狗引起輿論譁然的艱難時刻，余太太給了她很多母愛般的關懷，並為她大聲疾呼「柴玲為什麼不能養狗？」
柴玲對在普林斯頓大學這段經歷顯然心懷感恩。在「六四」20周年時，柴玲創立的尖子班基金會「Jenzabar Foundation」，宣布捐款一百萬美元援助中國人權民運事業，她表示，感謝艾略特當年捐款一百萬美元支持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她才有機會藉此畢業與創業。
林培瑞深有體會形容，余英時對異議人士而言，「就像北極星，提供方向而且可靠」。
當年我是台灣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特派記者，由於工作關係，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我經常前往採訪的站點之一，有機會見證它由盛極而衰的歷史。
我仍清楚記得，「六四」不久，普林斯頓收留了首批十多名流亡人士，他們一窮二白，一無所有，余太太一聲號召，發動普大教職員工捐獻家中剩餘物資。剎那間，反應熱烈，大家紛紛響應踴躍捐獻，衣服物品家用品、鍋盤瓢碗等應有盡有，將孔捷生、張郎郎、趙蔚等人聚居的屋子堆得滿滿的。由於東西太多，而且許多都未用過，他們還讓我搬了一車東西回紐約，分給在皇后區落腳的流亡人士。記得當時陳一諮剛逃到美國，落腳紐約皇后區艾姆赫斯特，我還給他送去東西「借花獻佛」。
順便一提，余英時不但催生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而且更促成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組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其初衷希望網羅一批有志者推動中國制度變革和民主進程。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最大特點，在於聚集一批熱心推進中國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學貫中西的多學科人才和中國問題專家。成立之初，陣容鼎盛，旗下研究員三百餘人，分布世界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研究領域或專長涵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個分支。該中心還在各主要國家設立分部或聯絡員，與三百多個學術組織以及近兩千名學者建立學術聯繋。
中心董事會由九位世界著名學者組成，包括丘宏達、余英時（學術顧問委員會主任）、沈君山、古梅（M. Goldman）、陳一諮（副董事長）、許倬雲、費景漢（董事長）、黎安友（A. Nathan）和蘇紹智，執行局主席為陳一諮，副主席為程曉農、宦國蒼；研究與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田國強，副主任委員兼項目主任為洪朝輝。 均為一時之選，惜後來由於經費難以為繼，兼且陳一諮於2002年發現患淋巴癌，壯志難酬，「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如今，對「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兩個組織貢獻良多的余英時，也實踐了他生前追求的「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人生境界，瀟灑地「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地走了，他的太太和兩名女兒遵從他生前遺願，在沒有驚動任何人的情況下「悄然下葬」。
然而，他雖死猶生，他一生堅持學術研究，強調「知識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追求民主人權價值，「死而不亡者壽」！這是余英時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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