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先生對我來說，就是活著的古人。當年第一次知道余先生是讀錢賓四先生創辦新亞書院的故事。二十來歲的青年看待錢穆先生、胡適先生這些民國學人，基本視為離得較近的"古人"，而余先生作為新亞第一屆畢業生，上承民國學人的學術、道統衣缽，下負現代國族文化更新的轉化任務，特別是改開以後，余先生的著作、文章陸續在中國大陸出版、刊行，他的學問路徑、學術範式別具一格，直接影響了剛剛打開國門向外看的一代學人。其中，余先生的"連結作用"非常特別，然而又自然而然。一來，傳統士人的品德與行事風格幾十年來近乎絕跡，人們似乎在忘卻知識人的傳統版本是怎樣一副模樣；二來積貧日久，發家致富、下海淘金風靡有年，知識界或知識份子群體（intelligentsia）逐漸邊緣化（且日趨嚴重）。然而，研究學理或持久閱讀多少都會涉及一些精神紐帶的連結需求，余先生的專著、文集以及視頻、訪談等所展現的專業智識與啓人洞見自然有目共睹，不少人都受益良多，但正是余先生為我們帶來了那種更為重要的精神連結。有時，在某個時刻突然想起，余英時先生這樣的"古人"原來就在同一時間跟我們一樣生活在世上，吃喝拉撒、喜怒哀樂，除了著書立說，還不時寫作時文、出鏡訪談，品評時事、月旦人物，與我們讀者在同一時空活動，每念及此，竟會生出一種踏實的感覺：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余英時先生啊！
余先生安葬于普林斯顿公墓其父母墓旁（墓碑尚未制成，图片来源于"学人Scholar"）
進一步講，余先生為國中鬆散的、似有若無的知識人共同體起的連結作用，主要是激活了幾代知識人對自身責任與理想的認知。曾幾何時，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知識分子在面臨國族命運轉寰，社會巨大變遷時，極力奔走呼號、身體力行，經驗寶貴、教訓不少。隨著現代知識份子研究的深入，以及過往大時代變化的歷史啟發，現代人對人類理性自身的理解程度以及其在改造社會中的適當角色，不僅在理論建構層面產生了巨大的認知提升，在利用理性有效處理日趨複雜的現代社會實務方面也逐步達到精微細緻的地步。但是，技術的狂飆與人文精神的衰落幾乎同時發生，這不得不說是個悲劇。我們看到全世界幾乎在日漸匍匐在"技術拜物教"下，而缺乏足夠的反思精神與相匹配的人文素養。科學技術與權力的結合，在沒有完善的法治制約和向善的人文精神配合下，只會成為日趨束縛人類、宰制人性的得力工具。余先生為我們開啟的具有廣闊視野的人文關懷眼界，不斷提醒著我們，如果一個知識共同體沒有了更為長遠的理想、缺乏必要的文化使命感，不在社會的文化、制度、精神層面努力做出足以完善一個社會的工作，那麼，我們無異於一個個"自了漢"而已，進而會喪失本應有的思考能力和某種程度的責任意識。
二 余先生自己倒是實踐了王守仁先生的"知行合一"理念。他一輩子邊著述、邊參與世事，治學育人堅守本職，古道熱腸、近乎俠士，不畏強力、奮筆疾書⋯⋯一生不趕時髦，卻每每做出常人難為之舉動，垂範學林。與先生相較，有太多的人思慮不可謂不精明，既明哲又保身，逐名追利，凡事算計為先，底線一再失守，令人不齒。特別是，看到越來越多有知識有學歷的人知行分離，時常以自以為聰明的言行示人時，不禁令人痛惜感嘆。 可是，在如今內卷嚴重的現代社會，光是實際生活就足以俘虜我們及更年輕一代，如何還能分出心思不做"自了漢"？先前余先生回答現今時代的類似問題時，也只是語重心長地砥礪一番，除此便是無奈。每一代學人都面臨自己時代的重要議題，前人該說該做的雖有限，但也全力以赴了，剩下的就需要每一個時代的人給出自我體認與作為。若干年前，互聯網還是門戶網站的天下，不知何種機緣我看到了余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業已在台灣出版的《歷史與思想》的電子版，真是如獲至寶，跑到打印店，全書打印裝訂，徹夜品讀。雖然學力不精，很多篇章似懂非懂，但當時已然記下"反智""宋明理學""工業文明""人文思想"等一系列於我而言此前從未深究理解的語彙，它們為一個剛剛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漸行漸遠的青年人重新審視國族歷史與世界多元文化指引了一個門徑。那時，我在北京東三環團結湖公園附近工作、居住，白天在商業辦公大廈裡跟所有身邊同事一樣謹守職業要求工作，下班則在公園小跑幾圈，晚飯後一頭扎進自我構建的"小書齋"，完全換了一片天地，其中余先生的書和文字是陪伴、激勵我最久的文化思想資源。在余先生的廣博的思想啟發下，在宏觀層面接觸傳統中國文化與部分西方學問時，隱約找到了一個逐漸平衡、自洽的路徑——精神修養層面接納部分傳統資源而現實世界運行層面革新觀念與認知，進而形成了一直到今日都持守的對多元文化的溫和立場。另外，余先生對相當多的歷史人物的品評當時也為我打開了一扇窗，有時讀得驚心動魄，有時令人醍醐灌頂，有時讓人黯然神傷。
当年为打印的《历史与思想》手写的书名
不過，最讓我記憶猶新且不時翻出咀嚼的是余先生寫"士"的那些篇章。我在此文有意不引用原文，試圖儘量回憶非常個人化的閱讀體驗，為自己紀錄下那種智識更新、理解力提升的時刻，而閱讀余先生在中國文化脈絡下梳理、比較傳統的"士人"與西方知識人階層的相關文章，就是那樣的時刻。 當時，北京奧運剛過兩年，整個社會處於高亢狀態，各行各業都摩拳擦掌，似乎輕易就能抓住千載難逢的時機，獲得紅利。也是那個時候，微博最為熱鬧，如果有互聯網記憶，我倒真希望有時間再看看那些歲月的風雲際會，但在此不必多言。相較於余先生提到的傳統士人在宋代得到的相對理想的抱負實現——"得君行道"的某種程度施行，那時的微博雖不能完全比附，但作為不少現代知識人留駐的虛擬空間，的確也產生了某種此前不太有的"得民行道"的廣泛影響力。彼時，我邊跟隨觀察邊思考，大概屬於"憤青"晚期狀態，直至在京郊一個圖書館碰到余先生關於"士"的分析文字，一下子豁然開朗，很快告別了自己多年的"憤青"時代，轉而開啟了此前望而生畏的嚴肅閱讀之旅，一直持續至今。這些非常私人且個體化的智識體驗，此前只跟一兩位朋友分享，如今余先生走了，我講述這種"啟蒙"與轉變經歷，僅作為一種遙遠的懷念和對自我的一種認知回顧。
《士与中国文化》封面
三
這些年，對國內知識界有一定的接觸和了解，其中不乏謙謙君子、碩學大家，可每每想起"知識人"，第一個出現在腦中的就是余先生。現在想來，原因大概是：（一） 多年以來的閱讀和思考多少令人能感覺到某種精神連結，這裡不敢講傳承，但是可以說的確一直"心嚮往之"；（二） 余先生從年輕起，努力為學，筆耕不輟，每有新論，同時價值理念始終如一，不改其志；（三）為人豁達，古道熱腸，有極強的人格魅力，這在許多直接接觸過老人家的學人或朋友的回憶裡得到了印證。如此三者在余先生身上合而為一，我想他完全可說是他自己所定義的標準"知識人"。我在得知余先生逝世消息的那天曾說，余先生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真的結束了！"意思是，余先生這樣上接"古人"下啟來者的"知識人"的離世，某種程度上終結了他的老師輩學人甚至晚清以來的中國新舊知識人的活的傳統，此後的時代是接續、革新進而孕育同一時代的"知識人"的時代。這也就意味著後來人的巨大責任，因為數代中國學人所持有的問題意識依舊存在，沒有一定的責任感和作為是難以持續思考"真問題"的。 最後，讓我以得知余先生逝世那天的深夜所寫的一段文字作為結尾："此刻，入夜已久，忽聞雷聲乍起，驚動四方，彼時思慮霎時全無，只覺涼風吹襲，雨打屋頂，驚醒夢中人。北方之雨季漸入尾聲，初秋的涼意初露端倪。人事或未盡、或已盡，終無大礙，緊要處只在天人之所應答，世事之所往還。昏天暗地之恐怖，哭天搶地之痛楚，只留待後人審察之、借鑑之。" 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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