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體育是一件「雪恥」利器

【按：小濱兄比較體育與文藝，我跟帖說，如果文藝能夠「為國爭光」，中共照樣會重視，問題是中國文藝不行，高行健流亡中得諾貝爾，中國修理他；莫言後來又得，曾經被奉為「英雄」，進了人大還是政協？可他不太買帳，又矮化他。體育在中國是一件武器，我再貼一點文字說它；我對當下的奧林匹克毫無興趣，只覺得是噪音，然而我才發現，全世界都差不多，體育早已變成沒有戰爭的競爭，非常惡性，人類遲早有一天會禁掉奧林匹克！】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 ，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早有研究者指出，納粹和布爾什維克，都嫺熟大眾集會操作，善於誘發「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中國的文革大型集會則更進一步，施展仇恨、虐殺、折磨、歧視等等的公開教唆。

1985年，長期被馴化的民眾，突然在「工體」跳出來自己發言。2010年才有人以所謂「重讀八十年代」的視角，鉤沉劉心武的〈五一九長鏡頭〉：

『這一天也被一些球迷稱為「國恥日」。我們不難理解這種在足球賽事中所包含著的國家想像和政治無意識……。事實上，當精英知識份子進行維新和革命變革在展開現代國家和民族的想像同時，民眾的自發民族化行動也在展開，並帶有明顯的排外性質。……1901年由聖約翰大學的中國學生組建的第一支足球隊，所包含的動機就是「以圖和『洋大人』們一較高低」。中國現代足球邁出的第一步，就摻雜著民族主義意識，和武術的擂臺賽一樣，是以一種民間的方式展開共同體想像的』。

民間何曾有過獨立的「國家想像」？毋寧我們需要釐清的是體制的霸權，如何把私人的「國家想像」吞噬得一乾二淨？「民族國家」的建構，原本就是一個霸權過程，但在中國的語境裡，它把「霸權」奉還給西方，卻將它自己的那一頂，掩藏在「民族主義」底下。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