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文化中国的终结——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作者：吴国光

余先生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一种无底无涯的大悲哀。为什么有这样的大悲哀呢？有一些个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顿读书。事实上，在博士项目入学的同时，我也接到了余先生的邀请，加入中国学社，当时我选择了去读学位，因此我并不是中国学社的成员，参加的主要是学社的联谊活动。我在政治系读书，余先生是在历史系和东亚系，作为学生，学业又非常繁忙，鲜有机会亲炙余先生学术上的教导。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之后，有机会和余先生做比较多的接触。以后也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去年余先生还抱病为我一位朋友的书写序言，对我们在八十年代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激活这段回忆的努力，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觉是：余先生去世标志着文化中国的终结。

中国本土这一百年来不断在经历文化的祸乱，到今天，我大胆一点讲：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已经灭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对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别是借助俄国的东西，来毁灭中国的知识和知识人。从1949年到1976年，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是他祸乱中国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来毁灭中国人的人性，他用暴力来毁灭中国的知识和知识人。之后就是从邓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现在的再次毁灭。这次和毛用假神来毁灭人性的不同在于，它是调动人的动物性、兽性（其实我用"动物性""兽性"这个词时在心里是不忍的，动物可能都比中国现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这个习惯说法，大家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说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裤腰带以上的胃和裤腰带以下的那个玄机啊，用这个东西来腐化中国的人文文化。在经历了这两轮大劫之后，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可以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东西呢？文字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文学还有什么愉悦和提高人的灵魂、诉诸人的精神的产品？还有教育的败坏，这些都不必去讲了。不仅是毛时代的镇压，还有邓时代的腐化，现在是镇压加腐化。这就是文化在中国本土的百年祸乱与灭亡！

余先生在1949年后很快就离开了中国，为什么他仍然具有对中国文化的这样的象征意义呢？我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不仅存在于政治中心，也不仅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和本土的中国。当年陈寅恪先生挽王观堂（王国维）先生诗里讲：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尧舜一般被称为盛世，当然在这里是讽刺，什么盛世啊，什么世道啊！我要讲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齐各自天。伯夷和叔齐在那个古老的时代，是离开权力中心去保存气节、保存道德、保存文化传统的例子。也就是说，"流亡"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保存文化精义的一种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国知识人；1989年，由于我们这一批勉强称得上知识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顾、引导、教育我们这一代知识人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两代流亡者的象征。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扬了中国的文化。他弘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讲了，作为一个学术的大家，他的著作摆在那里。那么立功呢，我个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对中国学社、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这个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体作为；他对包括我们这些人的帮助和教诲，都是这个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并不是说离开了中国，就没有中国文化了。这就是大家经常引到余先生的那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中国的存在是以文化传承为特点的，不是以皇权传承为特点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人，可以是满族人，也可以是斯大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国在，中国就还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这是余先生立功的这一层，就是在海外、在流亡当中为文化中国建造一个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为1949年迄今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道德的标杆和典范。我们知道，传统上，中国的道德、行为规范，中国的文化规则，是由"士"来传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国普通人的道德典范和道德标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范。这个"德"，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百年来不断被毁灭、乃至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尤其显得不寻常。也许本来中国传统当中每一个值得传颂的中国读书人都是余先生这种风格，都是余先生这种高风亮节，但是，中国文化在余先生这一代人已经走入末世，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认为就已经灭亡了，余先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树立了这样一个道德标杆，他是中国知识人的典范。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终结了的象征意义是很强的。

我还想讲第三层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过程中，在远离故土的情况下，还能够弘扬中国文化，还能够建造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中心，还能够为中国人做出典范，那是因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这样一块土地。如果没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这个。中国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以来，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带入中国，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好的因素发挥起来，建造一个道统和正统能够相互积极互动的氛围，这样一个新世界。那是我们憧憬的中国，我们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国灭亡的同时，是物质中国的崛起；道德中国灭亡的同时，是暴力中国的全球肆虐。中国在毁灭文化中得到的东西，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巨无霸一样的物质和暴力的力量；这样一个力量现在已经不仅用镇压和腐化在本土毁灭中国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断地退却，不断在妥协，不断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块净土已经很难了。我常常感叹，犹太民族在流亡当中，上千年没有故土，但他们保存了他们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无数非常了不起的知识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流亡中"的中国人，能不能也像犹太人一样做起这样一件事情来呢？我想余先生本来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西方也越来越不容许我们有这样的空间了。这就是我要讲的：余先生的离去象征着文化中国的灭亡，我们在海外也没有办法再把中国文化继承和发展下去。讲到这里，我还是想引之前引过的陈寅恪先生挽王国维先生的两句诗："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是啊，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再继承余先生的文化事业了，文化的中国已经灭亡，物质的中国有可能凌驾于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带给世界带给全球，我是没有王国维先生那种毅力去投湖自尽，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现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没有其他东西和各位分享。谢谢各位！

艾未未：他們的權力基於無知，而我們假裝不知道（歐逸文）

• 發表於 27 7 月, 2020
• BY READMOO編輯團隊

文／歐逸文；譯／潘勛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刪檢人員總是私下作業，他們絕不會公布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只是現在，導演們開始向民眾公開抱怨了。二◯一三年四月，電影導演馮小剛領取「年度導演」獎項，發表例行演講時，抓住機會大膽陳詞；他縮短自己的感謝對象名單，然後說：「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每個導演都倍受煎熬，這種煎熬就是審查。」馮小剛並非異議人士，他憑著拍浪漫喜劇及大預算史詩電影而白手致富，只是數十年來的妥協、退讓，在他的專業自豪裡留下不平的傷害。他對聽眾們說：「為了通過審查，我得把自己的電影往壞裡改。」若是馮小剛的論點講得還不夠清楚，那電視觀眾可以看刪檢人員貌似不經意的示範：就在他致詞時，控制間不知是誰，及時按下了按鈕，刪掉馮談到刪檢行為；電視觀眾只聽到馮小剛說，「這種煎熬就是──（嗶）。」

一些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人認定，按規矩玩的成本，要超過利益。在馮導大暴走幾個星期後，小說家兼散文家慕容雪村也遭逢限制。當網管刪掉他的微博帳戶，他發表一篇散文叫〈給匿名審查人員的一封公開信〉。他寫道：「在未來的幾年裡，我會長期奮筆反抗，不停創作直到我看到黎明的曙光……我意識到這封信可能只會給我帶來不幸……我曾經恐懼，但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懼怕……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親愛的匿名審查員──你擁有的只是現在，而我憧憬未來。」

為了創意而奮鬥，遠超過電影及小說的界限。中國經濟已來到轉折點：廉價勞工的時代快要結束，中國領導人也絞盡腦汁，想培育創新，以讓國家超越組裝線時代。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僅次於美國，而且已超越美、日，成為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但其中很多沒什麼價值；提出申請只為符合政治目標或吸引資金。中國生產的科學論文數目，除了美國，別國比不上，但就品質的測量標準（論文平均獲他人引用次數）來說，中國連前十名都打不進去。學術造假猖獗；浙江大學有本期刊，使用「交叉檢查」（CrossCheck）軟體，掃描抄襲行為，發現收到的所有論文裡，三分之一有抄襲，不然就是由以往論文裡拷貝篇章。在一項政府支持的、由六千名中國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裡，三分之一承認自己捏造數據或者抄襲。

抄襲就能賺大錢，誰要創新？

在北京清華大學蒼翠的校園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悲嘆說，很多中國機構根本在擋路，不讓國內某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出頭。他舉例說，在一個渴求要冒險的時代，在一個白手致富及出現農民達文西的時代，一九九九年政府創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但其官僚DNA卻叫它只押安全賭注。薛院長對我說：「鑑於它是公家基金，他們在乎的是，如果失敗機率很高，審核不怎麼好，人們就說：『嘿，你們在浪費錢。』但創投資本家則說：『碰到一大堆失敗，是很自然的事。』」要培育新銳創意，並讓它們發展，所耗費的可不是簡單得宣布自己有此野心，就足矣；它需要強大的法庭，以保證不受政治干擾，且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如此創業家們才能彼此信任，足以推動創新及合作共事；它需要大學實驗室，裡面的創意思考者可以自由挑戰其老闆，不必害怕報復，也不擔心中宣部會來干擾。博客主兼新聞分析家趙靜習慣用「安替」的筆名寫作，他便問道：「若是你厚顏無恥地抄襲美國網站，就變成億萬富豪，然後再推它上股市，那麼誰願意挺身而出搞創新？」

有時候，中國操行其控制，在制度面上的本能反射，違背生產力幾乎到了叫人窒息的程度。曾有一度，中國程式人員被禁止更新一套很受歡迎的軟體系統叫「Node.js」，原因是它的0.6.4版本呼應到六月四日，天安門鎮壓的日期。還有另一個案例，有個數位設計專案，取名自瑞典一個叫做法倫（Falun）的城鎮，結果被打到趴，原因在防火長城把這個名字詮釋為「提及法輪功」。臉書上市前幾天，投資銀行家兼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易凱資本創辦人王冉，翻閱臉書的上市說明書，瞧見一個句子提醒投資人說，臉書在四個國家遭到封鎖：伊朗、北韓、敘利亞及中國。他看見中國列居世界上某些功能最失常的國家之一，這實在令他錯愕。他對自己數百萬名社群媒體追隨者寫說：「我不認識各位，但我開始認為，國事如此，實為污辱。」那記尷尬像是蜂螫，其背後還有一個問題──攸關中國未來的深沉問題：假如中國連讓它的人民使用臉書都不敢，它怎麼能期盼發明出「下一個臉書」？

百元鈔紙飛機借錢繳稅、自設監控鏡頭直播

挑戰中國文化的限制，無人可以超越艾未未，而當局最後回應的策略，是叫他住嘴。他獲釋後第五個月，也就是十一月，政府勒令他支付「未繳稅的款金及罰金」二百四十萬美元，說是跟三宗建築設計案有關：他替北京設計的攝影博物館、替英國及新加坡付費客戶設計的兩間公寓。艾未未懷疑，這些案子會吸引官方最高矚目，是因為它們牽涉到海外客戶及戶頭。但艾未未並未接受罰單，反而挑戰它；按照法律，假如他在十五天內存入八十萬美元（罰單金額的三分之一），他就可以上法院抗告。這一消息傳開之後，援助源源而至；人們把百元紙鈔折成紙飛機，射過圍牆，進入艾未未工作室的院子。他們用現金包蘋果及柳橙，送到他家門口。他們電匯金錢給他。有位捐助人寫道：「別急著還，你可以等到新貨幣出現再還。」──有朝一日，鈔面沒有毛像的時候。

這種反應，叫艾未未感到敬畏。「有個年輕女孩背著背包，包裡都是錢，走進來說：『該把這個放哪兒？』」她對我說：「錢本是購車的積蓄，而我現在不能買車了。錢給你。」艾未未表示：「人們會發聲且行動，捐錢給一個政府說是『罪犯』的人？這個局面真是無法想像。」他的會計師貼出不斷增多的捐贈。贈與者的名單令人如遭電擊，我從中認出一個孩子喝了毒奶而生病的爸爸的名字。而到第一周結束，支持者捐贈的錢已超出艾未未必須存的金額。他接受捐贈的命題成為微博上最流行的話題之後，他關閉帳戶。我的電話嗶嗶叫了，給中國記者的新指示說：
「刪除提到艾未未借錢繳稅的一切網上訊息。必須迅速刪除互動頁面上趁此機會攻擊黨、政府及法律系統的信息。」

黨的政治八卦小報《環球時報》提到，摺鈔票紙飛機扔過工作室圍牆，可能構成「非法募款」，而且傳達一項警告：「過去三十年之間，艾未未之流此起彼伏。可是，儘管他們悲觀地預測中國，中國依然持續崛起。真正的社會潮流乃是這批人將被鏟除。」艾未未等候出庭日，他變得越形焦躁。冬天來臨，他屋外的樹都禿了，而公安裝在路燈桿的監視鏡頭突出而刺眼。艾未未向它們扔石頭，警方把他拉進警察局，指控他「攻擊公安鏡頭」。他的一個粉絲則傳播一則假作關心的揶揄：「鏡頭嚴重受傷了？需要檢查嗎？有可能喔，要電腦斷層掃描，是吧？」

幾天之後，我們坐在他餐廳的餐桌旁。冬季陽光由南方照進來。年邁又耳聾的可卡犬丹尼歪歪斜斜地繞室而走，宛如醉漢。艾的妻子路青下樓走進餐廳，往門口走去。她還沒習慣眾所矚目；去年發生多起偵訊，還有她丈夫被押期間，她代他發言而造成轟動，對此她還不甚習慣。她的名字在工作室的正式文件上，所以她也被捲入逃稅案。艾未未由餐桌瞧著他老婆，正拿一條亮紅色的圍巾纏過肩頭，包起來抵禦冬寒。她準備到法院繳交更多文件。她抓起一個牛皮紙袋抱在胸前，打開前門時她稍稍停下來。艾未未問說：「妳還好吧？」她頷頷首，強笑一下，閃身出門。

我問他是不是有逃稅。坦白講，就是有，我也不驚訝──在中國，人們開玩笑說，逃稅是全國運動。政府研究員估計，在二◯一一年，逃漏稅叫政府少收一兆人民幣──大約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而且他們發現，最大的逃漏稅戶事實上是國營企業。每天好幾次，我都會收到垃圾簡訊，打算賣給我偽造的業務開銷發票，可以用來逃稅。艾未未回答我這個問題時說沒有。一般遇到這樣的狀況，我會審核他案子裡的檔案，可是警方查扣他公司的紀錄，不讓大眾及媒體了解法院訴訟程序，我致電法院及檢察官，也沒人願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是艾的律師浦志強也從未獲准審查本案的原始文件。我問藝術家，自己認為會不會贏。他說：「不會。我們只贏在揭露真相。」

他說得沒錯，沒有贏。二◯一二年三月，他申請就他的逃稅單舉行聽證會，政府拒絕，所以他試別的招數：他控告國稅局，說該官署在處理證人和證據上有錯誤。這次讓他很驚奇，法院居然同意聽審。只是，等他想前往法院進行聽證時，收到警方來電說：「你就算嘗試，也絕辦不到。」他太太及律師出庭，但法院外圍著數百名制服及便衣警力，不讓記者與外交官員靠近。人權人士胡佳想去參加，結果被侯在他屋外的幹員掐住脖子毆打。北京市還更改了大巴路線，繞過法院。他被捕一周年那天，面對他家電話被竊聽、電郵被監看、工作室外包圍著監視鏡頭，艾未未決定煩死警方：他在工作室裡裝設了四部網路攝影鏡頭，其中一部在他臥室天花板，開始在網上播放自己的生活。他稱此為「weiweicam.com」。條子被搞傻了。幾個星期後，他們下令要他拔插頭。他不能對自己做監控。他開玩笑說，要寫本有關稅法的書，很可能是當代藝術家首創之舉。對他來講，任何知識都是他可以創造的藝術，而其具備強大的力量。他說：「他們的權力基於無知，而我們假裝不知道。」

「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

艾未未本以為獲釋一年後，自己能取回護照，但一周年，即二◯一二年元月來了又過了，卻沒消息。他獲告知，不准旅遊外出，原因是涉嫌另外三項犯罪：重婚、非法外匯及拍攝色情品。當局告訴他，色情品的調查重心是照片：一張他在自己工作室裡製拍的裸體照；艾未未本人坐在椅上，左右有四個女子站著瞪著鏡頭。當他的粉絲聽說他可能因此被起訴，便開始拍攝自己的裸照，以示與艾未未團結在一起。
那年秋天的某個早晨，我經過艾府，他悶悶不樂。逃稅案的最後上訴，法院已做出不利判決。政府還關閉他的製作公司「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原因在公司未能更新年度登記。（做年度登記很困難，因為警方早已經抄沒公司用來年度登記的文件與印章。）他說：「這就好像你跟來自外太空的人玩棋，他們的玩法是你怎麼都想不到的，而且棋局早設計好，他們必定是贏家。我被迫跟他們玩，不管我下得多妙，最後還是輸家。」

以前我沒聽到他這麼消沉過。他已認定，當前體制的最大弱點，倒不是它不同意他的見解，而在它乾脆駁回他想跟黨的思想抗衡的唯一權利──他想爭取大眾的信任。「每天我都坐著等，或許有個官員會來敲門說：『未未，來，我們坐下來，聊一聊。你的觀點是什麼？讓我瞧瞧你有多傻。』」

他兒子當時三歲半了，我問艾未未打算怎麼向兒子解釋艾家的處境。他不發一語很長一段時間，眼眶都紅了。接下來他說，對這個問題，自已萌生很怪的幻想：「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我不要他太快成熟、懂事。」那是我頭一次聽到艾未未支持無知，勝過知識。「當前的處境根本無法解釋，不講理，對此我真的無從理解。我搞不懂為什麼非要這個樣子。」他的情緒似乎令自己也吃驚，於是他改變話題。他的一切麻煩，讓他感受到身邊正攢聚更廣大的變化。「我想，今天幾乎社會各階層都瞭解，中國在信任、意識形態、道德標準上，正遭逢大危機，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東西……這樣撐不下去的。基本政治結構再不改變，中國已走到盡頭。所謂的奇蹟將無法維持。」他說：「共產黨成功了九十年，依然是地下黨。從來無法真的說明自己的理念，而且，他們也決無能力與任何智力上可挑戰他們的人平起平坐。」

我認識艾未未這些年來，他已成為男子漢的象徵；他也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最知名的異議人士。談論艾未未的書籍、電影及文章不少。可一等這位藝術家變成名流，藝術界似乎失去耐心，急著找下一個話說得響的人。（《新共和》雜誌刊了篇文章，標題為〈艾未未：傑出的異議人士，很爛的藝術家〉。）最讓艾未未心煩意亂的，可能是他中國藝術同僚的舉動。「我消失期間，他們幾乎沒有人問：『這人跑哪兒去了？他犯了什麼罪？』」

我問艾未未，對於他們的悶不吭聲，他有何看法。

他淡淡地說：「我想他們是害怕。我若碰到他們，他們總是說百分之百支持我，但若是你要他們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絕不肯那麼做。」

※ 本文摘自《野心時代》，原篇名為〈文化戰爭（Culture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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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投資者面臨棒喝驚醒

20210830

法广  作者：小山

美國經濟金融學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警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的投資者面臨被粗暴的驚醒。索羅斯並說中國這位領導人對私營企業的打壓表明他不了解市場經濟。英國金融時報今天刊文稱，習近平將所有中國企業視為一黨制的國家的工具。

據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主席和創始人索羅斯George Soros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經濟現實發生了碰撞。他對私營企業的打壓已經嚴重拖累了經濟。最脆弱的部門是住房房地產。在過去20年裡，中國享受了長期的房地產繁榮，但現在即將結束。而最大的房地產公司--恆大，負債過重，有違約的危險。這可能會導致恆大崩潰。 

索羅斯稱，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出生率比統計數據顯示的要低得多。官方報告的數字大大誇大了人口的數量。習近平繼承了這些人口統計數據，但他試圖改變這些數據，卻使情況變得更糟。 

據該文說，中國中產階級家庭不願意生一個以上的孩子，原因之一是他們想確保他們的孩子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因此，一個龐大的家教行業已經成長起來，由美國投資者支持的中國公司主導。這種營利性的家教公司最近在中國被禁止，這就成為在紐約上市的中國公司被拋售的一個重要因素。 

據索羅斯說，中國政府的打壓是真實的。在金融市場沒有注意到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在4月悄悄地獲得了抖音TikTok所有者ByteDance的股份和一個董事會席位。此舉使中國政府在三人董事會中擁有一個席位，並能第一時間了解這家擁有全球最大個人數據庫的公司的內部運作。市場更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政府在阿里巴巴及其子公司中也持有有影響力的股份。 

索羅斯說，習近平不了解市場如何運作。結果造成越走越遠的拋售。這開始傷害中國在世界上的目標。因認識到這一點，中國金融當局不遺餘力地安撫外國投資者，稱市場會以強勁的反彈作為回應。但這是個騙局。習近平將所有中國公司都視為一黨制國家的工具。買入反彈的投資者正面臨一個棒喝式的警醒。這不僅包括那些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的投資者，還包括更多通過用養老基金和其他退休儲蓄進行投資的人。 

據索羅斯說，養老基金經理分配資產的方式與衡量其業績的基準密切相關。幾乎所有的人都聲稱，他們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標準納入其投資決策。

MSCI世界各國指數（ACWI）是全球股票資產配置者最廣泛遵循的基準。估計有5萬億美元是被動管理的，這意味着它複製了該指數。這一數額的數倍是主動管理，但它也密切跟蹤MSCI指數。

在MSCI的ACWI ESG領先指數中，阿里巴巴和騰訊是前10名成分股中的兩個。在貝萊德的ESG Aware新興市場交易所交易基金中，中國公司佔總投資的三分之一。這些指數實際上迫使屬於美國投資者的數千億美元進入公司治理不符合規定標準的中國公司--權力和責任現在由一個人行使，他不對任何國際權威機構負責。

據索羅斯說，美國國會應該通過一項兩黨法案，明確要求資產管理公司只投資於實際治理結構既透明又與利益相關者一致的公司。這一規則顯然應該適用於養老金和其他退休投資組合所選擇的業績基準。如果國會頒布這些措施，它將給予證券交易委員會所需要的必要工具來保護美國投資者，這也包括那些不知道擁有中國股票和中國空殼公司的人。這也將符合美國和更廣泛的國際民主國家的利益。

英國金融時報所刊載的索羅斯文章說，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詹斯勒Gary Gensler多次警告公眾，他們在中國投資會有風險。但是，選擇在中國投資的外國投資者發現，要認識到這些風險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看到中國曾面臨許多困難，但總是巧渡難關了。但習近平的中國並不是他們所了解的中國。習近平正在建立一個毛澤東政黨的升級版。沒有任何一位投資者對這樣的中國有任何經驗，因為在毛澤東的時代沒有股票市場。因此，等待他們的是棒喝驚醒。

顏純鈎 | 大陸新疆化：一切源於對崩潰的恐懼

中共一連串對社會經濟文化的大規模整治，幾乎到達氣急敗壞不顧後果的程度，其失智與無序的程度，使很多評論家無法理解，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的文革情意結，有人認為是他的權力任性，有人認為是他急於二十大上連任而採取的非理性胡搞。筆者一向認為，這一切都源於對未來瀕於崩潰的恐懼。

筆者在不同文章中多次指出，這麼大的動作，這麼多不尋常的自我摧殘，絕不是習近平一個人一時的衝動，它們一定建立在中共最高層的共識之上。中共做這麼多自廢武功的事，不是一時衝動，是有深刻盤算的。

我認為中共高層至少有幾方面的共識：一是中美關係已不可修復，二是共產意識形態與普世價值已去到決戰的階段，三是西方國家圍堵必定造成國內外危局，四是大陸經濟下行必然帶來社會衝突頻發，五是要防範政權崩潰，唯有走回閉關鎖國。

近月以來種種看似雜亂無章的政策，對不同行業不同範疇的圍剿打壓，都指向幾個政策目標：一是意識形態上迅速回歸中共原教旨；二是杜絕西方文化的影響；三是打擊寡頭經濟，鏟平中產，討好底層；四是減少社會生活自由化，加強黨的一元化統治；五是從嚴控制輿論，清洗網絡；六是壓縮私產，擴充政府財源；七是下放權力，加強基層執法；八是管制學校教育，提高洗腦效果。

可能還有更多的應急措施推出，目的就是加強社會管控，鏟除西方影響，減少社會不必要開支，預備應付苦日子。中共從鄧小平開始，就沒有打算把中國改革成一個西方類型的民主社會，一旦走上民主之路，中共的統治就會動搖，因此從一開始，中共就抱定捱過難關，再與西方較量的打算。

改革開放借市場經濟之東風，怯邪扶正，把數十年泛政治統治耗盡的國力重新恢復起來，等到腰杆粗了，力氣足了，中共仍舊要回到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上去，仍舊要達到解放全人類的宏偉目標。鑑於這個大戰略，中共在國力強大後，便開始對外擴張的大計。

中共的對外擴張損害西方國家的利益，使西方各國感受到共產意識形態的威脅，這一覺悟導致中共與美歐各國關係的惡化。中共誤判自己有足夠力量與西方抗衡，沒想到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敵人，因此稍一接觸便陷於全線潰敗的窘境。

在對外擴張無以為計，而外圍壓力日益增大的前提下，中共唯有龜縮回國內，這一龜縮不只是「高築墻廣積糧」那麼簡單，而是要先安內後攘外，清除開放四十年滲透到社會肌體中的西方毒素，準備在被圍困的處境下勒緊肚皮活下去，要防止內部生亂，外部高壓，唯有實現閉關鎖國﹑高度一元化的統治。

中共本來的如意算盤，是在經濟實力足夠強大之後，走新加坡的開明專制之路，但中國那麼大，問題太複雜，再加上目前的內外壓力，已不可能以新加坡的適度開明維持統治，最終只有選擇走朝鮮的絕對專制之路。

朝鮮金家王朝統治七八十年，人民不見天日，但因政府血腥統治殘民以逞，朝鮮仍可維持家天下的格局。中共認為，只要中國人有飯吃，活得下去，再加上洗腦和酷刑，中國人也只有乖乖接受自己的命運。因此，當前所有的「新政」，都是中止改革開放﹑維持紅色江山的必要過渡。

可以想像，這個過渡還沒有完，不同範疇的打擊和圍剿陸續有來，至少，奢侈品消費﹑飲食文化上的奢靡﹑民間歡渡西方節日﹑文化藝術作品的西方流毒仍會成為打擊目標，被大規模絕殺。

有人認為習近平正準備發動第二次文革，我認為完全意義上的文革已不可能，但政府以文革意識形態來加強管控，這卻是過渡到朝鮮模式的必由之路，這留待下一篇文章來談。

香港愛國愛黨藍絲們，背脊開始發涼了嗎?香港富豪們感受到刀掠後頸的嗖嗖聲嗎?香港已經大陸化，大陸正在新疆化，香港離新疆化還有多遠?

一個曠古未有的十四億人巨大集中營，正在習近平手下建立起來。香港是在集中營內，還是在集中營外，現在該是讓我們擔心的時候了。

還是那句話，能走的就走吧，不要戀棧，寧肯悲觀一點，不要存僥倖之心。一個沒有人性的黨，幹起壞事沒有底線。

最後關頭會比我們想像的更快來到，生死總有分曉，而黎明前的黑暗將很難忍受。

——作者脸书

顏純鈎：溯源追責兩回事，為害世界罪難逃

拜登的疫癥溯源報告沒有確定結論，不少評論大感失望。之所以失望，主要是寄望太高，之前又說有中共高幹叛逃，美國手上有大量證據，又有媒體透露有堅料爆，結果報告結論不痛不癢，難怪大家失望。

美國報告的結論初步有兩個：一是病毒可能是通過動物與人的接觸而傳染，這個結論的信心程度為「低度」，就是還不是很確定。二是第一宗人類感染可能源於一宗實驗室事故，這個結論的信心程度為「中度」，也就是比較可信。

有評論說，拜登在下令情報部門做報告那時，美國政府手上應該就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指控中共了，否則不應該公開要求做報告，現在報告沒有結論，中共鬆一口氣，美國臉上無光。

疫癥溯源是科學問題，一切要依科學證據說話。目前的證據指向哪裡，結論就在哪裡，日後有新證據出現，自然會有新的結論。否則，如美國根據一些零碎薄弱的證據，就下結論說中共研發生化武器引致病毒大流行，那不但不能服眾，也只證明美國政府刻意栽贓。

雖然目前沒有直接結論指控中共，但並不等於以後就沒有，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但有今次的報告，足以證明美國是實事求是的，不是要栽贓，不是無中生有。

但不要忘記，疫癥的溯源和追責是兩回事，溯源主要是科學問題，找到病毒大流行的路線圖，有利於總結驗驗教訓，防範再次發生。是動物傳人，那就要杜絕傳染源，禁止捕獵和食用野生動物；是實驗室事故，那就要制定更嚴格的規章制度，以堵塞漏洞。除非是製造生化武器，否則溯源並不涉及追責，因為發生疫情是不可抗力，沒有證據，就不能說是有意為之。

但追責是另一件事，追責是有責任在身。疫癥爆發，政府如何處置，時間是否延誤，政策是否有效，有沒有官員失職，措施是否得當，其間有行政上的問題，也有各級官員瀆職怠政的問題，也有制度的問題。

即使疫癥溯源暫時缺乏有力的證據，並不等於追責就不需要做，溯源是溯源，追責是追責，兩件事不應互相妨礙。

武漢疫情初起，當地政府就上報中央，中央為歡渡春節，把疫情壓下，等過了春節才著手處理，中間已發生延誤，延誤的結果是武漢有五百萬人散到全國和全世界。而在此過程中，武漢又舉行了萬家宴，人群大密集，造成病毒廣泛流行。

稍後，中央下令封城，全國交通管制，但中國旅客仍源源出發往世界各國，造成病毒全球大流行，這也是政府管控疫情的一大失責。

疫癥溯源需要內部的數據支持，中共不合作，很難得出確定的結論。但疫癥大流行的追責，卻可以從公開的資料中順籐摸瓜，歸納整理，即使沒有中共的配合，單憑公開的資料和時間表，已經可以推定政府有行政失誤。既然政府處置失當，就有責任，就可以追責。

因此，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雖然沒有確定的結論，那只說明溯源工作只能做到目前這個程度，不能說明世界各國就無權追責了。病毒大流行導致數億人感染，數百萬人死亡，各國付出的代價無法計算，如果各國要找中共清算這筆帳，你也不能說他們無權這樣做。

中共對美國的溯源報告一如既往全盤否定，其實這份報告對中共非常有利，報告說：「但可以確定的是，它不是一種人工研發的生化武器」。這個結論由美國政府口中說出來，那是中共求神拜佛都求不到的，至少中共可以為這個曠古大罪名洗白，順便攻擊西方輿論的偏頗和失實，奇怪的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竟說報告「毫無科學性和可信度可言」﹑「竹籃打水一場空」。

莫非中共對揹負「生化武器」這個罪名很享受?莫非他們對美國幫手洗刷這個罪名很不滿意?由此可見，中共大外宣養了多少不中用的蠢貨，他們永遠只會幹「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事。

中共對病毒溯源的應對，只強調是科學問題，既然是科學問題，為何不能坦然與世衛組織和西方各國科學家合作？提供完整的數據，中外科學家一起合作分析，得到準確的科學結論，不是既有利中共，也有利各國?科學問題科學解決，那就中外合作去做，一家便宜兩家著。

中共的迴避躲閃與刻意對抗調查，恰恰是一種心虛的表現，恰恰證明其中有鬼。你不合作，外界疑心更重，更會窮追不捨，你更被動，更有揮之不去的巨大壓力。

不過，中共現在周身唔聚財，蚤多不癢，疫癥追責這件事，也算不上什麼大事了。

——作者脸书

星岛日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对中共大外宣不再容忍

20210830

法广 作者：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政治新闻网站Axios报导，8月23日美国司法部确认美国《星岛日报》已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各中文媒体和部分英文媒体都报道了这条消息。8月26日，"星岛新闻集团"网站发声明，承认"旗下五家美国附属公司近日按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循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却说该五家美国附属公司代表"香港的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但美国司法部的文件，确切注明"星岛新闻集团""被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实体拥有"。星岛的声明还威胁：本公司留意到网上对此事有失实或具诽谤性的言论及报导，本公司及旗下美国附属公司已严肃处理及采取法律行动，加以追究。"但此声明很快删除。

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中共官媒派驻美国的机构，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英文《中国日报》，被美国司法部指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属于渗透和侵害美国的中共"大外宣"阵营的，远不止这些官方机构，更多的是，如《星岛日报》这样，以非官方的名义，实际上是为中共所拥有或所控制的媒体。美国认定《星岛日报》为"外国代理人"，表明美国对任何中共"大外宣"的媒体，都不再容忍。

美国的《星岛日报》，其母公司香港《星岛日报》，是靠卖虎标万金油起家的商人胡文虎1938年创办。1954年胡文虎病逝，将《星岛》交给其继女胡仙。胡仙在香港投资地产与股票失败，负债累累，2001年，香港亲北京商人、中国政协常委何柱国购得《星岛日报》51.4%股份，《星岛日报》便由胡文虎创办时"对中共绝难妥协"的报纸，变成亲共报纸。2021年6月，何柱国将《星岛》卖给大陆商人郭英成、郭晓婷父女，《星岛日报》又由亲共报纸，变成中共控制的报纸。

美国《星岛日报》是"香港星岛新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金山湾区，《星岛》是当地亲共侨团的主要支持者。旧金山华埠天空飘扬28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其中有《星岛日报》华埠办事处屋顶那一面。《星岛日报》及其所属《星岛电台》、《星岛电视》，报道的内容，反对美国所有不利于中共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共所有损害美国的政策，封杀所有批评中共的声音。《星岛》在中共对美"大外宣"中，起着中共官媒派驻美国那些机构起不到的作用。居住美国的《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辑龙镇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说：美国《星岛日报》是比较公开的中共地下党，承担中共统战部的功能，对美国华人社区作统战工作。美国的一些中文网站报道美国司法部将《星岛日报》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网友在文章后面跟帖："星岛一点也不冤枉"。

美国政府除了指令中共官媒派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又把实际受中共控制的《星岛日报》指定为"外国代理人"，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共"大外宣"渗透和侵害美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星岛日报》这样以非官方面目遮掩的媒体，比明火执仗的中共党媒危害更大。据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资料，美国各地数十家地方性中文报刊，都受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的资助和控制，成为使领馆在当地华人社区的代言人、中共大外宣的组成部分。本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中共"大外宣"已尾大不掉，如今的美国，很难找到不接受中共利益输送，不被中共影响甚至控制的中文媒体，包括来自台湾的媒体。

被指为"外国代理人"的《星岛日报》，今后不但每年要向美国政府报告其资产与财务状况，而且其记者将不再被允许到国会、白宫等重要国家机构采访。在《星岛日报》、《星岛电台》工作的华人，都具有美国公民或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他们正在为渗透、侵害美国的中共"大外宣"、为与美国为敌的"外国代理人"工作，不知他们心中作何感想。

王丹：新“文革”初露端倪

20210830

最近几周，中共推出了一系列社会管理政策。检视这些政策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针对市民文化进行整顿，或者说，从文化领域开始进行社会运动。对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场人间浩劫就是从清理文化领域开始的，而之后的"文革"的正式名称也是叫做"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始终是中共致力于清理整顿，致力于控制打压的重要领域。而今天的中共一系列政治动作，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旧"文革"的影子和新"文革"的初露端倪。

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8月18日，中国政府横扫一切的监管措施指向了直播拍卖行业，公布了《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理与服务规范》。近几年，"直播带货"的行销方式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迅速，政府要对之进行行业规范以保护消费者利益，按理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细看《规范》内容强调的重点之一，竟然是带货直播的穿着打扮。《规范》要求，直播主"衣着形象等不应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仪容仪表宜反映其直播产品或服务的特性"。这样的规范就已经超出了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管理的范畴，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并且规范的是生活中的具体细节。这个《规范》的内容其实也十分可笑，尤其是"仪容仪表要符合直播产品的特性"这一条，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直播主要推销的是炒菜锅，请问到底要怎么的衣着才能符合炒菜锅的特性？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旧"文革"时期，全国人民不分男女只能穿灰黑色衣着的情景。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对于艺人的整顿，这场运动来得势头凶猛，而且充斥了旧文革的味道。中国官媒发文批评某些艺人"德不配位"，本身也是一个笑话。艺人就是通过表演带给观众娱乐或审美享受的，现在居然要审查艺人的"道德"问题了，仿佛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是以演艺人员为最高指标。其实，地球人都清楚，在中国真正"德不配位"的是制度性贪腐，各级官员沉迷色情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但他们不整顿自己，只要求人民，这也是旧"文革"很明显的特点。近日，相声演员姜昆响应中共号召，在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谴责其他明星，说明星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要负起社会的责任"。这样的带风向的大批判式发言，回顾55年前的中国可谓耳熟能详。这样的沉渣泛起，显示出"文革"已经在现在的中国借尸还魂，正在酝酿新的政治运动。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8月29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军网、光明网以及几十家省、区、市级媒体统一转发署名"李光满"的文章，文中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不仅资本圈，也不仅娱乐圈，不仅要摧枯拉朽，而且要刮骨疗毒，还要清扫屋子，清新空气，让我们社会更加健康，让社会主体能够感到身心愉悦。"在这里，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文革"式语言，也可以感受到最近中共一系列整顿行为的真正目标。那就是，在整顿文化市场的名义下，重新改造文化，改造人，以触及灵魂的方式改造整个社会。这，不是"文革"是什么？针对"文革"复辟，我们喊"狼来了"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狼真的来了。

——RFA 

如何调校思想的罗盘 ——读吴国光《反民主的全球化》

作者：嘎玛 /  硅谷数字与人文

 

 

吴国光教授《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2020年4月在香港面世。在新冠疫情阴影依然笼罩，全球政治经济和数十亿人受其史无前例的影响的当下，这本英文版于三年前出版的书对中文读者而言，似乎非常切时。

 

 

一直以来，中文读者受制于一个困境：国内论者喜欢讨论宏大话题，但对于国际上的严肃论著往往缺乏了解；墙外的学者们，讲究学有专精，华人（人文社科）学者往往聚焦于研究中国，很少涉足甚至避免谈大论题，吴国光教授之前的论著也是如此。这本书则可以满足只读中文、关心世界的读者的需求，因为它参加的是全球大论题的讨论，同时带着我们所期望的中国关照。或许，当初作者以英文写作本书时，就意在带着自己的中国出身、对中国语境的了解和洞察，贡献于全球讨论的知识生产。

 

《反民主的全球化》讨论大话题，旁征博引，框架却很简明。只有七章，分别为：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下的制度重构 本书的理论框架，第三章 制度性垄断与内嵌式协同 资本的聚集性流通，第四章 人口流动/不流动、社会贫困与政治无力 被分割的劳动市场中的"经济人"，第五章 笼中无政府状态的形成 消费的标准化和消费者的原子化，第六章 全球不平等对民主的挑战 跨国社会分层的社会政治影响，第七章 结论。

 

为方便中文读者和国际学术语境接轨，吴国光特地增撰了"基本概念释义及译法说明"，对"国家"、"制度"、"民主"、"威权主义"、"公共物品"和"人类安全"这6个概念略加提点。如第一个关键概念"国家"，英文中至少有三个词汇，即country, nation, the state，中文一般都译为"国家"，作者指出，这三个词汇的含义其实差别很大，而把作为人民聚居体的"国家"（country或 nation）与作为统治体系的"国家"（the state）不加区分乃至混为一谈，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概念手法，也是中文里政治思维有待厘清的要害之一。"基本概念释义及译法说明"这寥寥二千馀言，很能帮助读者清理被有意混淆和不求甚解造成的似是而非，理解重要概念翻译时的选择取舍困难，并警觉可能的误读。这样，即使读者没有相当的教育背景、不了解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政治经济学及其最新发展，还受制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羁囿和习焉不察的思维，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顺着本书的线索，一窥前人和时人的海量著作，领略作者在此基础上所展现的开创性、前沿性、乃至颠复性的思维和见解。

 

《反民主的全球化》破除了惯常的"左右"划分思维，以及这种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的基础——国家与市场对垒的默认模式。吴国光指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制度特点，是国家-市场连轴的出现、经济国家和混合市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国家的分离，以及这种分离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脱离其母国民主政治的外壳"裸奔"出去，而囿于国界的民主政治若想规管全球化的资本则鞭长莫及。这样，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被地方化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内手握选票的公民和供养国家机器的纳税人，则无法制约本国那些已经超越了国界的资本的运作，造成全球层面的"自由经济"缺乏政治管制。而经济国家——即国家直接上场到经济领域充当玩家、执政者需依靠经济指标来强化合法性或执政地位——的出现，使得每个国家也越来越像一个大公司。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功能虽然在后冷战时代增长，国际法也虽然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敌不过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旋。这使得资本为逐利的便利而流向高效且急需资本的威权主义国家，因为在那些地方，资本只要搞定了当地政府就万事大吉，威权政府足以压制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足以帮助和庇护资本避免或减轻百姓的质疑和抗议的声音，让资本不必付出在其母国所需要付出的经济和时间的成本。由此，资本获得了新的领地，而威权主义也得以用本国的"制度优势"加上廉价劳动力，取得在冷战时代不能想象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并使民主国家在竞争优势上处于下风。于是，此前时代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依赖发生反转，在1990年代（后冷战时代）之后逆变为资本依赖威权、民主（国家）对依赖威权国家的资本产生依赖，国家-市场连轴取代了二者的对垒。

 

吴国光认为，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来避免时代错位。当国家对垒市场这样一种轴心已经不再存在，那种企图通过强化国家干预来校正市场失灵、弥补全球化缺陷的思路，不仅过时、而且无视实践中的有害结果和对社会认识论的扭转性影响，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厘清问题，反而局限或误导我们认识和应对当代挑战。

 

这些当代挑战，也就是《反民主的全球化》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意味着什么？它如何改变了资本主义本身和整个世界？这些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让创造财富，包括人类从大自然中攫取财富的能力迅速增长，将短暂的市场和民主的相互承认（也即相互制约）转化为资本迅速从民主金蝉脱壳，全球裸奔，为逐利而不惜进入权威主义的翼下，这不仅为民主国家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也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以及诸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巨大的生态困境，并使这些问题发展到看来已经超出了我们不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层面、也不论是以民主还是以非民主的形式所形成的各种治理系统的应对能力。吴国光教授进一步问道，为什么全球化如此迅速地加剧了这些灾难？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来诊断并改进各种治理体系以应对这些挑战？公共权力的集中会比民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将这个世界从这些危机中拯救出来吗？

新冠疫情凸显了"人类安全"的视角，尤其是它作为"人类的公共物品"的重要性。疫情先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继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让许多人都不得不看到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受的影响，分析不同应对措施的影响？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方式最初让人愤怒，继而一些人又因疫情曲线在中国被强力熨平、在欧美代价惨重而对威权折服、对民主怀疑。对此，吴国光书中的这一段话，彷佛就是针对全球抗疫措施而写："……民主治理的这些问题对那些非民主国家的居民来说尤其被放大了，因为就信息的获取而言他们生活在一种吊诡的情形中：一方面，全球信息革命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资讯，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制度和技术上仍然处在他们国家的威权政府所实行的信息管制和监控之下。因为信息审查，他们在获取必要信息上要比民主国家的公民受到多得多的限制，要想获取足够的信息以全面理解外国民主治理的现实就更不可能了。可是，他们也被卷入了全球信息革命，获得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从此前的信息完全不自由状态中部分地解放了出来，于是他们以为自己现在很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并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真相。这与先前他们身处'前全球化'威权主义世界中的典型情形形成对照，那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此外，民主国家的传媒常常致力于所谓'报忧不报喜'，就像常言所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是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则。可是，对那些生活在威权政治中的读者来说，这可以是误导性的，因为他们通常已经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当坏消息公布时，他们倾向于相信真实情况要比他们读到的更糟。因此，民主制度的较弱的国家能力，在威权受众的眼中，又比在民主的现实中更弱了。这样一来，这对削弱这些受众对民主的渴求上产生了一种加倍效应。"

 

《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篇幅都在分析让人沮丧的现实，特别是地方化的民主政治、被块状分割和等级化的全球劳动市场、原子化的消费者。

 

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吴国光心目中的未来，答案在于经济模式转换和制度创新。工业化国家应接受并实行"静态经济增长"（或曰不追求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则以平等和生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取代增长和财富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目前已经出现的实践，如消费者和劳动者们的"参与性经济"、"政治消费主义"，以及"消费者股票市场"等构想，或能将消费民主化、将资本主义经济民主化，让民主成为资本主义的内生机制。摆脱在市场功能和国家行为之间摆荡，则是制度创新的出路所在。

 

吴国光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思想的力量，取决于激发人类社会关于制度创新的讨论的公共参与。为了"重新调校思想的罗盘"，本书中，吴国光穿越时空的和康德、马克思、韦伯、熊彼特等思想家进行了反复的对话，并以全球各地当代研究者的深思灼见作为素材来针砭现状，构想未来。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和女权主义思想，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所对话，如果能看到女权主义思想的力量及其对制度创新的讨论，可以进一步丰富本书批判的力度和贡献的维度。联想到眼下祸及全球、遗患深远的新冠疫情，不同国家的抗疫措施和进路，扩张的行政权力在抗疫中对信息流动、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的限制或打压，民主政治和民众力量在不同地方的潜力，尤其是一些女性领导的国家、妇女引领的的公民社会、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主张，和那些一心体现其强势的男性气概的大国领导人们灾难性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让人也看到希望，看到社会运作、制度规范、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改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何清漣：「喀布爾時刻」之後的世界局勢

20210829

喀布爾時刻之後，世界經歷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情緒劇變——美國國內對拜登政府的不滿、強烈批評，以及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強烈不滿、鄙視、失望，二者匯成排山倒海的批評、指責。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拜登政府與世界各國正在調整情緒並思考「沒有美國保護的」未來 。本文擇其要者概述分析，勾畫塔利班存在的未來世界藍圖。

 

美國國內反應激烈，拜登一錘定音

 

美國國內的批評基於各種立場，大概分為三類：

 

一是認為撤軍正確，但執行過程太過糟糕，丟棄了約1.5萬美國公民，將武器留給了塔利班，再現了當年越南撤軍時的「西貢時刻」，是拜登政府與美國的永久性恥辱。這些批評者當中包含幾乎所有在大選時期盛讚拜登極富外交經驗、與多國領導人保持良好私人關係的主流媒體，其中《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寫了公開信，懇求拜登政府將三報的200多名記者及相關的2000余人安全接回。

 

二是擔憂此舉影響盟國對美國的信心，認為此次撤軍有損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光輝形象。

 

三是批評拜登政府丟棄了幫助美軍工作的成千上萬阿富汗人，此類批評以《大西洋月刊》為代表，要求政府加快身份審議，打開國門歡迎阿富汗難民。

 

身為總統的拜登終於露面了，他說：「如果說點什麼的話，過去一周的事態發展進一步證明瞭美國當前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是正確決定。」他表示：「美國軍隊不能也不應該在一場阿富汗部隊不願為自己而戰的戰爭中作戰並犧牲。」《華爾街日報》在登載了這條消息之後，無可奈何地承認：拜登的這番講話和美國的撤離將構成美國最漫長戰爭的終結篇章。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英國《金融時報》8月4日發表的那篇《為什麼拜登讓批評者無可奈何？》，認為民主黨之所以保護他，是因為拜登是贏取民主黨選民信任的捷徑，如果沒有他，民主黨人可能要很費力才能贏得這樣的信任。

 

這是該報近年評論拜登唯一一篇正確的文章，但作者沒有說到的是：拜登帶病上崗，幾乎成了媒體與公眾豁免他的主要理由，也成為拜登規避許多問題的憑藉。

 

盟友審視「美國回來了」

 

「喀布爾時刻」被拿來與1968年越南撤軍的「西貢時刻」對比，但恥辱遠超當年。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國人眼睜睜地看著美國在國際社會丟盡了臉面，卻無可奈何。

 

在此，我必須來一段舊文重溫，看看現在這些批評拜登的媒體在2020年大選時，如何通過自家控制的媒體賦予拜登超強的「外交才能」（包括認識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以下只是原話照錄：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甚至FT與BBC都多次稱許的外交才能、國際經驗，《紐約時報》2020年7月6日發表《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與習近平這樣的外國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文章說，拜習至少見過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國鄉村學校投籃，私下共同進餐的時間超過25小時。歐巴馬還希望拜登憑藉迷人的魅力與習 「立刻拉上私人關係、讓習近平敞開心扉方面」。

 

就連還保持一點矜持的路透社也忍不住高度贊許。2020年11月23日，路透社如此展現拜登的外交才能：「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正推動實現他的競選承諾，讓美國再度在全球舞臺上扮演領導者角色，同時以專業治國，指派經驗豐富的外交老將擔任重要職務。」這些話重複多了，拜登自己也深信不疑，2020年7月拜登曾表示：「我相當瞭解美國外交政策。我在全世界都有關係」。「我知道如何做好國際事務方面的工作。」 

 

「喀布爾時刻」讓這些稱讚成了笑話。在美中天津會談美方失利之後，拜登對外說過，今年11月將在G20峰會召開前後，舉辦世界民主同盟大會，共商對抗中共大計，也因喀布爾時刻讓世界失去了期待，因為盟友們都在審視這個回來的美國是否還有足夠的領導能力。

 

來自盟國的指責內容太多，不過，這對拜登沒有用。拜登終於發話：「無法保證阿富汗空中撤離的最終結果，沒有看到盟國對美國信譽發出質疑。」

 

美國真正的失敗在於其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湯森路透）

 

事實上，盟友國對美國的批評前所未有地尖銳，媒體均有登載，以下僅摘錄部分：

 

8月18日，英國下議院就阿富汗局勢進行了長達7個半小時的緊急辯論。這次會議上，英國政界重要人物紛紛表示對美國的強烈不滿。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國追隨美國撤軍的決定恰恰表明英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給英國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項「重大挫折」。前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歐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稱，這是「自蘇伊士運河事件以來英國最大的恥辱」，並表示，西方「現在一團糟」。英國議會下院防務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爾伍德抨擊拜登高調宣稱的「美國歸來」。「這是個諷刺。當我們被一個僅裝備火箭筒、地雷和步槍的叛亂組織打敗時，你憑什麼說『美國歸來』？」 

 

8月22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爾落入塔利班之後，國際撤離工作混亂不堪，這些表明，歐洲需要發展獨立於美國的、自己的軍事能力。

 

對於阿富汗撤軍，德國政界在兩個層面討論：1、當年參與「阿富汗行動」基於北大西洋「盟約」第五條（一國遭襲，群起反擊的「集體防禦」條款），是無奈之舉。2、拜登政府不顧聯盟內的反對聲，也未經充分協商便宣佈立即撤軍，導致駐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國軍隊不得不緊急撤退，難以「善終」。要言之，德國的討論觸及到追隨美國是否是個錯誤這個層面。

 

拜登確實多次在國際會議上高呼「美國回來了」，但盟友們覺得回來的根本不是過去那個美國。國際輿論的看法非常一致，認為眼下的結果是「西方的失敗」。

 

美國的反思剛開始。在種種分析中，我認為只有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研究員、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亞當·溫斯坦的反思是個正確路向：「美國真正的失敗在於其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軍事幹預後的混亂和撤軍後的混亂都源於同一個根本性錯誤——美國認為可以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被佔領國社會和政治的永久性變革。」（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转自上报

 

范疇：沒有「美國秩序」便車可以搭了！

美國早在川普任內就定案撤軍阿富汗。拜登政府也於2021年四月份重申美國的撤軍決心。戰略及政策上，這是一以貫之的，從未反覆。至於自8月中至今這兩週世人看到的美國狼狽狀，背景因素大約有二。其一，白宮、軍界、情報界之間的執行協調性，尚未從2020大選的政治創傷中恢復；其二，拜登總統自己公開承認的：沒想到（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政府軍，如此的不堪一擊，"對於一群不想保護自己國家的人，美軍在那裡多留一年還是五年，都是沒有意義的"。

有人把過去兩週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解釋為「美國霸權行將崩塌」的徵兆，這完全把事態說顛倒了。事實上，阿富汗現象透露出的三個堅定信息是：1. 美國不再允許其他人免費搭乘美國秩序（Pax America）的便車；2.使用者付費，要享受美國秩序, 請交會員費；3）即使在特殊情況下我允許你搭便車，你也不能是扶不起的阿斗。

這三原則是川普訂下的，當時被慣於搭便車的國家（包括歐盟）斥責為「單邊主義」。但川普看得很清楚，搭便車者日眾，美國遲早得被拖垮。他不但要逼迫搭便車的外國買票，連美國國內的所謂「全球主義派」（跨國企業、華爾街等）都必須補票。

拜登以「恢復傳統多邊主義」旗號，替換了川普。世界各國以為便車又會重啟了，但「川普三原則」的基礎是美國的現實，而不是任何意識形態；川普走了，但他看到的基本現實還在那裡。加上病毒疫情對經濟生產力的重擊，拜登只能繼續尊重現實。

有人從阿富汗現象推導出「美國不可靠」或是「美國不可信任」的結論。這不然是患上了政治幼稚病，或是有意無意成為了中共的國際大外宣的同路人。國際政治本來就不是江湖道義，哪來的可不可靠、可不可信之辯論？落到此辯論路數之人，不是幼稚，就是在做分裂認知的統戰工作。

就連一向話術圓滿的拜登，情急之下也都說了真心話："對於一群不想保護自己國家的人，美軍在那裡多留一年還是五年，都是沒有意義的"。換上我們熟悉的語言，那就是，對於扶不起的阿斗，再多的諸葛亮也沒用；或者，對於自己不願流第一滴血的人，為什麼別人要來為你流血？

不要問美國可不可靠，先問你自己可不可靠。不要問美國可不可信，先問你自己可不可信。在懷疑美國的戰鬥意志之前，先檢討一下自己的戰鬥意志。連做個人都應當如此了，何況作為一個國家？

美國在台協會AIT特別在網站上貼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8月17日的白宮記者會談話：《。。我們對台灣和以色列的承諾，一如既往的堅定。。》。台灣很多人看後像吃了一顆定心丸，視為白宮對台灣和以色列的支持度份量一致。但內行人必須看門道，懂得聲樂之人必須聽到弦外之音。為什麼說以色列？你想要有以色列的份量，就得有以色列的國格；以色列男女皆兵，個個以一當十，保密防諜世界一流，文彩武功兩不缺。美國有了以色列為盟，再廣袤的阿拉伯也不憂，再有野心的波斯伊朗也難成事。做成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就是你的。

美國怕的，就是一個只想搭便車的台灣！至於那些說台灣就是下一個阿富汗的人，本身就是一坨糊不上牆的爛泥。你到特拉維夫或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隨便抓一個人，哪怕是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告訴他以色列就是下一個阿富汗，聽他哈哈大笑說你是外星來的吧？

（世局對台灣的「蝴蝶效應」，請造訪 「前哨預策」InsightFan.com)

——作者脸书

華爾街日報 | 馬雲代價最高昂的商業教訓：中國只有一位領導人

 Keith Zhai  Lingling Wei  Jing Yang  2021-08-26

中國電商阿里巴巴與螞蟻科技集團創辦人馬雲。（AP）

馬雲（Jack Ma）無疑是既有頭腦又有雄心，他白手起家建立了中國最大的商業帝國之一，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並將數字創新帶給數億人。他不是中國版的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或比爾·蓋茲（Bill Gates），他的成就足以與他們比肩。

如今，他幾乎從公眾視野中完全消失了。與21世紀的其他科技大佬一樣，馬雲干什麼都愛孤注一擲，他當下的處境與這種風格不無關係。

網際網路的顛覆性曾被視為中國追趕西方的利器，但現在，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它成了一種威脅。為此，在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幾十年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正在改寫商業規則。

據了解馬雲的人說，他沒有跟上政府看法的轉變，也沒有意識到與政府步調不一致會產生什麼風險。他們說，他多年來對警告置若罔聞。他的行事方式太像一個美國企業家了。

去年10月，即馬雲退出世界舞臺之前，他發表了一次堪稱其直言不諱典型事例的演講，他指責了中國監管部門扼殺金融創新。數日後，習近平親自介入，叫停了馬雲麾下金融科技公司螞蟻集團（Ant Group）總額超過340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這本將是一次創紀錄的IPO。此後，螞蟻集團被迫重組業務，公司員工和投資者陷入茫然無措的境地。

中國政府對民營部門實施整頓，開出罰單，並啟動了對民營企業的調查，以迫使馬雲麾下企業，以及網約車巨頭滴滴（Didi Global Inc., DIDI）和TikTok所有者字節跳動（ByteDance Ltd.）等公司向國家利益靠攏。這些公司掌握大量的資金和用戶數據，規模之大已到政府難以控制的地步。

據熟悉馬雲活動的人透露，56歲的馬雲已經把此前接連不斷的商務旅行和與全球領導人見面的安排，換成了打高爾夫球和閱讀道家經典。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以及《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馬雲的作品照片，他聘請了一位老師學習油畫，一開始畫花鳥，後來轉向抽象風格。

據熟悉馬雲活動的人說，馬雲曾前往北京試圖緩和事態。但官員們表示，這些舉動來得太晚了且無濟於事。馬雲至此已經偏航。馬雲野心勃勃和直言不諱的個性在中國曾吸引了許多狂熱的粉絲，但在習近平和中共的加緊控制下，這將不再被容忍。

中國央行、銀保監會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參與監管阿里巴巴的中國政府機構都沒有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沒有對書面問題作出回應。

一位參與相關監管工作的北京官員說，馬雲本該把重點放在回饋黨，而不是專注於自身利益。這意味著馬雲應該保持低調，採取更多措施支持政府企業，並與社會分享更多公司利潤。

有些人為馬雲說話，認為馬雲所以受到懲罰，是因為他的行事方式很像西方科技大亨那一套——推動創新、追求市場主導地位、創造新產品、呼籲放鬆監管，然後賺錢。他們將螞蟻集團（Ant Group Co.）和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簡稱：阿里巴巴）的成功歸功於馬雲的活力、個人魅力和職業道德。

前高盛（Goldman Sachs）大中華區董事長、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春華資本集團（Primavera Capital Group）創始人胡祖六（Fred Hu）說，馬雲希望在數字金融監管等複雜問題的公開討論中發出建設性的聲音。春華資本集團投資了螞蟻集團。

胡祖六是螞蟻集團董事會獨立董事。他說：「我認為馬雲與監管機構的關係總體上是積極健康的。」

馬雲的發言人表示，《華爾街日報》報導的有關馬雲活動的細節並非「基於事實，而是基於未經證實的觀點和/或第三方觀察」。這名發言人沒有進一步置評。

這篇關於馬雲與中國領導層關係逐步惡化的報導，是基於對中國政府官員和政策顧問、馬雲現在和過去的商業夥伴、以及他公司的投資者和員工的採訪整理而成的。

遵從內心

當馬雲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創業時，中國正邁入一個新的全球經濟環境，他對網際網路提升中國社會的潛力感到著迷。有時候，他會不請自來地出現在政府辦公室裡，希望用各種機會了去解釋他對未來的設想。

1999年，馬雲推出了阿里巴巴這個B2B平台，此後許多高層官員開始對他的熱情表示認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就曾自稱是馬雲的一個「認真的學生」。

進入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後期，阿里巴巴開始壯大，馬雲出現在中國各地的便利店、機場和鐵路候車室的海報和電視螢幕上。數以百萬計的人聆聽他的成功之道，他在早期的一次演講中說，一家公司的成敗往往取決於創始人能否有足夠大的胸懷。

政府官員們也曾對他的工作表示讚許。習近平正是其中之一，他在本世紀初期當過浙江省省委書記，而阿里巴巴的總部就在浙江。習近平鼓勵初創企業，這與當時中國的政策是一致的。

一位前浙江官員回憶說，習近平曾鼓勵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擴張，因為這些公司對國家有利。2007年，習近平離開浙江成為上海市委書記，據官方媒體報導，他曾到阿里巴巴視察，還問，「是否可以到上海發展。 」

在早期，馬雲有時候會認為將商業計劃向政府保密是更明智的做法，尤其是那些挑戰監管邊界的計劃。

2000年至2008年擔任阿里巴巴副總裁的波特·埃利斯曼（Porter Erisman）說，2003年在公司總部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政府官員暗示對馬雲一個名為淘寶的最新項目存在擔憂，這個平台讓人們可以直接在網上互售商品。

埃利斯曼撰寫過《阿里傳：這是阿里巴巴的世界》（Alibaba's World）一書，他回憶說：「當時人們感到震驚：『等下，怎麼回事？他這是要讓人們互相賣東西，還不受監管？』」

埃利斯曼稱，馬雲察覺到官員們的不安，他馬上改變話題，帶領到訪者参觀公司。

但後來，伴隨著成功，馬雲的底氣越來越足，也變得越來越大膽，幾乎沒有人能阻擋他。他大力宣傳為阿里巴巴電商平台創建的在線支付服務支付寶，即便這項服務威脅到中國國有銀行的主導地位。

馬雲說，中國的銀行在支持小微企業方面做得不夠，因為這些銀行過於關注國有企業。馬雲在2008年的一次會議上說：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

2013年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中國前任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任期內民營部門盛行的自由氛圍開始淡化。習近平指出，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

在馬雲的國際影響力蒸蒸日上之際，北京方面的立場發生了轉變，而他似乎沒有注意到這種變化。2014年，阿里巴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首次募股交易中融資250億美元，規模超過了Facebook的IPO，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股票發行交易之一。馬雲在當天的演講中說，阿里巴巴融到的不是錢，而是信任。

馬雲宣稱，讓中國國有企業感到不安感覺很好。他2015年在美國接受電視採訪時稱，如果有人要為支付寶坐牢，那就讓他去吧。

中國官員對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不斷擴大的市場影響力越來越感到擔憂。螞蟻集團是由支付寶發展而來的，後者是一款有超過10億消費者使用的支付應用。監管機構認為，螞蟻集團利用從支付寶用戶那裡收集的數據，獲得了對銀行的不公平優勢，並使國家難以監控信貸風險。

中國市場監管部門2015年發布了一份報告，稱淘寶上銷售的許多產品是假貨、次品或違禁品。報告稱，一些產品侵犯了商標權。

對此，阿里巴巴揚言要正式投訴。馬雲也為此飛赴北京，與發布這份報告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時任負責人碰了頭。當日晚些時候，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從其網站上撤下了這份報告，並表示報告實質是行政指導座談會會議紀要，不具有法律效力。阿里巴巴回應說，國家工商總局最新公布的資訊證明了該公司的清白。

目前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國家工商總局態度轉變，時任國家工商總局局長的張茅在2016年的一次電視採訪中說：「我跟馬雲一再強調，『你不是法外之地。』」

不過此番後退還是給許多中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阿里巴巴已經強大到可以挑戰政府了。

中國官員還把目光鎖定在螞蟻2013年推出的餘額寶身上。這款投資產品讓數以億計的支付寶用戶能夠把現金轉入回報率超過中國國有銀行存款利率的賬戶。

2018年，餘額寶的主要基金成為全球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在管資產約合2,440億美元。

中國監管部門下令螞蟻縮減這隻基金的規模，擔心這隻基金承擔了過高的風險。

到那個時候，習近平和馬雲之間的分歧已經公開化了。

超時發言

2015年9月，在西雅圖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正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習近平與美中兩國的知名企業高管會聚一堂，其中也包括馬雲和IBM時任首席執行官羅睿蘭（Ginni Rometty），當時每個人有三分鐘時間在習近平面前發言。

除了馬雲，其他人都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發言的。據在場的人說，馬雲的發言長達10分鐘，主要談論中國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國公司可以採取何種措施來改善美中關係。

一位熟悉習近平看法的人稱，習近平當時「肯定不高興」。這是馬雲最後一次受邀與其他人一起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發言。馬雲的一位發言人稱這種說法不實，但未做詳細說明。

馬雲曾應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邀請參加在白宮舉行的私人午宴。他也曾在巴黎愛麗舍宮與時任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討論電子商務。

2017年年初，馬雲與當時的美國當選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會面。在鏡頭前，兩人走進位於曼哈頓的川普大廈（Trump Tower）大堂，川普稱讚他的客人是「一位非常非常偉大的企業家」。

在阿里巴巴成立18周年年會上，馬雲打扮成麥克·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的樣子，當著大約四萬名員工的面，隨著「Billie Jean」的節拍起舞。YouTube上有成百上千萬的人觀看了這場表演。

雖然馬雲在國外名聲大噪，但他在國內的影響力卻在下降。他的私人辦公室有時會通過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個辦公室向中國領導層提出建議，該辦公室向習近平彙報。但馬雲只是偶爾得到回覆。

一位知情人士說，這就像給所愛的人寫情書，但得到的回信不多。

馬雲的發言人說，馬雲的私人辦公室沒有定期向中共中央委員會提交報告。

過於龐大

2017年，中國央行要求銀行切斷與支付寶和其他非銀行支付公司的直接聯繫，轉而通過央行設計的平台進行在線支付。中國央行在內部文件中批評螞蟻通過推進「無現金社會」來干預貨幣流通。據知情人士稱，中國央行還擔心螞蟻變得過於龐大，一旦發生金融崩潰將無法挽救。

當中國政府打壓其他企業家時，馬雲炫耀了他管理政治風險的技巧。馬雲在2017年的一次採訪中說，創業者永遠要比監管者走先一步，我們必須這樣做。

2018年，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民營企業座談會，約有50位企業家受邀參加，馬雲不在其中。

監管部門對螞蟻的其他產品也提出了擔憂，其中包括花唄（Huabei），這是一款類似虛擬信用卡的服務，有助於促進消費者的消費。花唄在2015年推出後在中國年輕買家中很受歡迎。

螞蟻最初主要使用資產支持證券為花唄貸款提供資金，而不是像銀行那樣使用存款。出於對金融系統槓桿過高的擔憂，2017年底，中國央行對螞蟻和其他貸款機構發行此類債務工具為貸款提供資金的能力設限。

螞蟻試圖與銀行合作提供資金。該公司轉移了大部分風險，但沒有完全分享自己評估借款人信用的方法。這給監管機構帶來了新的麻煩。

截至2020年6月，花唄的未償信貸佔中國家庭短期債務的近五分之一。

最後關頭

去年夏天，馬雲在合肥邀請安徽省援鄂醫療隊員吃火鍋以示感謝。當地媒體在一篇報導中稱他為「馬老師」，並說他為客人唱了戲。

據一位知情人士說，政府高層領導很惱火。中國政府因為抗疫表現而受到好評，一些官員認為，以馬雲的身份不應該由他來感謝一線工作者。

去年8月，螞蟻集團在提交IPO招股書時首次披露了詳細的財務數據。一些監管機構看到螞蟻的貸款業務已發展到如此大的規模，感到措手不及。官員們重申了管理潛在金融風險的必要性。據參與監管工作的人士透露，他們也不希望看到那些投資了螞蟻集團的億萬富豪和其他重量級人物因此變得更富。

一些中國投資者抱怨說，螞蟻集團在IPO路演期間表現得很傲慢，要求意向投資人提交介紹報告，並限制與公司管理層會面的人數。

儘管在上市前的一段時期，螞蟻集團本應該保持沉默，但馬雲卻在去年9月與中國流行巨星王菲（Faye Wong）一起直播了一首歌曲。

螞蟻集團去年10月宣布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為688688，這一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引起轟動；這組代碼數字在中國文化中是非常吉利的。外界認為，螞蟻集團獲得這樣一串讓人艷羡的數字，是其實力的象徵。

就在馬雲去年10月發表演講指責監管部門的前一天晚上，他提醒員工，自己準備批評監管部門。

在演講發表幾個小時後，國家監管部門開始整理關於馬雲旗下公司的報告，包括螞蟻集團如何利用數字金融產品鼓勵過度借貸和消費，從而威脅到中國經濟。

隨著習近平叫停了螞蟻集團的IPO，馬雲的登峰之路戛然而止。

幾周後，有阿里巴巴高管表示主動承擔責任，但馬雲說這樣做不對。面對原本可能成為他最高成就的IPO的失敗，馬雲說，責任在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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