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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0日星期日

陳家韡:「計畫經濟」最終導致蘇聯政權崩潰,中共正走在相同的老路上

20210621

作者:陳家韡(Mila)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國家管理系政治學博士、台灣淡江歐洲研究所社會學博士。多年來把俄羅斯當成第二個家,長期台灣、俄羅斯兩邊居住,關注於俄羅斯社會之變化。平日也喜愛日本傳統樂器三味線演奏,考有日本三味線堀派小唄師範執照,並定期在大阪演出。

習近平接收掌權後,必須以中央極權政治藉口,收回這些經濟諸侯的權力,這造成如同蘇共歷史一樣,經濟問題與政治鬥爭混在一起的無解習題。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100歲生日,現在中國共產黨是全球最有權威的政黨,在中國黨國一體的體制下,所有的政治權力皆由一黨專政的中共所掌握。習近平為中共總書記,是權力核心。他掌權後的中國經濟、政治、外交皆發生了天搖地動的變化。

回顧中共的歷史,這個由蘇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簡稱「蘇共」;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黨〔Russia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扶持的中國政黨,在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0年間(1949至今),由毛澤東創國的中央集權及國有化政策,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至今天習近平回歸黨及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和蘇聯共產黨長達70餘年(1917-1991)的一黨專政歷史,有極為相似的政治循環。

大致上,蘇共與中共有相同的統治體制,即是在行政上要求國家高度極權專制,但中央又講求集體領導的個人權力鬥爭系統。

蘇共在史達林長達約30年的執政下,雖然大肅清(Big Purge,1934-1938)時期的血腥鎮壓在歷史上惡名昭彰,但蘇聯經濟在五年計劃的高速發展,確實奠定蘇共與西方對抗的實力。從1953年的多頭領政到1955年接班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執行修正主義,在之後10年裡,也持續蘇共的經濟成長。

但在美俄冷戰環境下,蘇聯經濟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主政時期由盛轉衰,經濟成長停滯,並在內憂外患的衝擊下,最終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時期,改革無力造成蘇聯解體的悲劇。

根據蘇聯經濟專家Gur Ofer教授的研究,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執政初期),蘇聯經濟體約為美國經濟的四分之一,1955年(赫魯雪夫執政初期),蘇聯經濟體約為美國經濟的40%,1977年(布里茲涅夫執政中期)蘇聯經濟體達到美國經濟的60%,1975年蘇聯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52%。

事實上,蘇聯在冷戰期間,一直到80年代後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80年代末期,日本才取代了蘇聯成為第二大經濟體。1950年代,蘇聯經濟成長率約為5.2%,但1980年代降為2.0%。

蘇聯經濟由盛轉衰的歷史結果,是否代表了中央極權及計劃經濟的宿命?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如同蘇聯前期一般,1980年從鄧小平改革開放至2020年,40年裡經濟迅速起飛,中國現在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率持續減緩,必須不斷藉著基礎建設投資解決短期成長停滯問題,高額計劃經濟的資本投入,是否能如期提升長期成長,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是否會重新與美國形成冷戰格局,習近平是否將如布里茲涅夫,位於國家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最終中共會重蹈蘇共覆轍;亦或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能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成為獨樹一格的永續共產政權?

蘇共的歷史與政治循環

蘇聯共產黨是由列寧(Vladimir Lenin)等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者,於1898年建立於明斯克(Minsk,現在的白羅斯首都)。1903年分裂為多數派(布爾什維克派)與少數派(孟什維克派),後來列寧主持的布爾什維克派於1917年正式建黨,並於十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政權;1918年布爾什維克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後於1952年再度改名為蘇聯共產黨。

蘇聯為黨國一體制度,蘇共一黨專政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被葉爾欽(Boris Yeltsin)將權力收回至俄羅斯總統身上,結束了20世紀蘇聯及創造全球政治傳奇的政黨。

「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經濟循環似乎是共產國家的極權政府的定律。以蘇聯的歷史來看,史達林的暴力形式及極權政府,形成了權力集中於黨中央的領導階層。共產黨對基層的嚴密控制,在每一個經濟計劃裡,使得國家資源在執行大型建設極有效率。這也是史達林時代(1920年代末期至1953年),在暴力摧毀地方勢力及私有財產制度後,得以迅速發展大規模國家建設而使經濟高速成長的原因。

但蘇共官僚制度的僵化成為創新的障礙,底層也缺乏市場規範無法自主發展動力。經濟在極權控制下最終成為貪污的官員與無作為基層的共生體。這便是「一抓就死」的經濟問題。此時民生物資的缺乏產生民怨,黨的集體領導經鬥爭後產生新的領導,往往以改革開放的修正主義進行經濟改革,但在缺乏市場規範及法治的環境下,物價波動及政商勾結又產生「一放就亂」的社會動盪,此時的政治鐘擺又將回到黨紀及極權。

這樣的政治經濟循環在蘇共歷史得到證實:史達林的國有化政策及農業集中制、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布里茲涅夫的回歸中央計畫經濟與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政策,這樣的經濟與政治循環成為蘇共70年政權解不開的死結。

布里茲涅夫時期由盛轉衰的蘇聯經濟

布里茲涅夫當政期間正是蘇聯經濟轉捩點。之後蘇聯領導人,曾批評布里茲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時代(Era of Stagnation),是來自對赫魯雪夫時期採行的修正市場經濟政策的扼殺。

蘇聯經濟在史達林長達30年的執政期,經過建國初期內戰(1917末-1921)、國有化、大肅清的混亂過程後,計劃經濟使得蘇聯避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在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蘇共以中央集權方式進行大規模的建造新城市與人口遷徙,推動了工業的迅速發展。二戰雖然造成蘇聯的重大傷亡,但軍工製造及戰後重建也使得蘇聯的經濟成長超越西歐。

史達林去世後,1955年赫魯雪夫接手,此時農業集中制度已經造成民生物資不足的嚴重問題。赫魯雪夫批鬥史達林的中央集權的經濟政策,開始實施讓地方分權及部分私有化的修正主義。此段期間經濟雖有所恢復,但也造成物價高漲的問題。赫魯雪夫十年執政,最終在布里茲涅夫運作的政治鬥爭後下台。

布里茲涅夫由1964年開始以集體領導方式執政,一開始仍採自由派領導人柯西金(Alexei Kosygin)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方式運行,但在政權穩固後,布里茲涅夫便回復史達林式的中央集權,並回到蘇共控制的計劃經濟,停止對史達林路線的批鬥。

布里茲涅夫執政18年之久,是僅次於史達林執政期的蘇共領導人,70年代西方國家步入石油危機,而蘇聯因石油蘊藏量豐富,藉此獲利,暫時解決了計劃經濟成長不足的問題,但80年代石油價格崩盤,使得蘇聯經濟一蹶不振。美蘇之間的經濟實力也開始迅速擴大,使得蘇共最終在冷戰中敗北。

在外交軍事上,為了彰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宗主權力,蘇聯於1968年對捷克「布拉格之春」軍事鎮壓,以及1979年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顯示出布里茲涅夫強硬的軍事行動底層原因,可能和蘇共的高層政治鬥爭有一定的關係。

布里茲涅夫上台之初,雖處於集團領導核心,但權力並不穩定。強硬的外交及軍事行動,有助於凝聚內部政治權力,而1979年蘇聯在石油危機後期,成長經濟動能已經衰退,布里茲涅夫執政晚年,需要藉著對阿富汗戰爭來平息軍方及內政壓力。

後來有人認為,蘇聯是因為阿富汗戰爭,耗損國力太大而導致80年代的經濟衰退。其實,蘇聯早在70年代就陷入經濟成長緩慢的危機,石油危機使得石油蘊藏豐富的蘇聯,藉著外銷石油暫時解決經濟問題,但70年代後期,蘇聯長期的經濟衰退已經浮上檯面。

中共與中國政經未來的發展

今天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經濟也有同樣的問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配合中共的中央極權的計劃經濟,在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及全球產業鏈對廉價勞工的需求,使得中國經濟在40年間飛速成長,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但過去的開放政策在缺乏真正市場機制的情況下,成為國進民退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使得官二代為主要的得利者,也形成了政治接班的鬥爭籌碼。

習近平接收掌權後,必須以中央極權政治藉口,收回這些經濟諸侯的權力,這造成如同蘇共歷史一樣,經濟問題與政治鬥爭混在一起的無解習題。正如同布里茲涅夫重新祭出史達林的神主牌,號召保守派歸隊,最終蘇共的領導權鬥爭與經濟體制的選擇,有著不可分割但又不可明示的關聯。

一直以來,中蘇在經濟發展上的模式類似,皆是以中央集權及計劃經濟的方式,調動生產資源及國家資本達到成長目標,中國及蘇聯經濟與西方發達經濟體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GDP組成中,中蘇的私人消費比例皆不足50%(美國約70%),國家主導的投資可以高達40%(美國約不足20%)。

高度投資多發生在經濟成長初期,經濟成長穩定後自然會滑落,此時必須有穩定的私部門消費支撐經濟主體,這也是蘇聯(未來中國)發生的長期經濟問題。

當高速成長已經到了盡頭,但政治鬥爭的壓力來自經濟停滯時,蘇領導人為鞏固權力中心,更加強了個人崇拜與黨領導,大肆整頓官商勾結的大型企業。但令西方不解的是,黨機器進入企業與黨組織指導董事會的共產黨特色,使得對經濟的未來發展產生疑慮。

習近平在中共領導核心,雖然表面有絕對的權威,但中共集體領導的傳統,也給習近平相當的不安全感。習近平藉著南海衝突及台海武力升級,以鞏固領導核心及軍事控制,正是內政影響外交軍事的投射。

事實上,中共對蘇共的最終失敗深深地引以為戒,中共加強中央控制及黨紀,主要是在維持黨國制度,但正如馬克思主義「政治是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的論述一樣,過度的中央監控是否會造成長期經濟的停滯,這可能是中共最大的長期危機。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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