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張彥）
給世界歷史標出轉捩點是一種冒險，但我還是可以肯定地說，1989年6月3日深夜到4日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大屠殺，是半世紀以來人類歷史最重要的轉捩點。「六•四」事件在當年就被視為重大事件——發生在地球之心臟地帶的血腥事件通常都是——但三十年之後，它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出來：它標誌的是一個中國的終結和一個冷酷的當今超級強權的崛起。
因為在那天晚上，配備了自動武器的士兵和坦克輾過匆匆搭建的路障，屠殺了數百或數千名試圖阻止部隊鎮壓示威學生的北京市民。當時學生們已經佔領了雄偉壯闊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發出反貪腐、反特權、讓社會進一步自由開放的呼籲。
跟多數人一樣，學生們並非無可挑剔，尤其是在十八、九歲這個年紀。他們大多數並不是很清楚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有些學生還頗為自負。但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是理想主義的，令許多中國人在他們身上看到社會變得更好、生活更有尊嚴的希望。中國人從全國各地湧向北京支持這群學生，捐錢給他們、寫詩頌揚他們。
在那個宿命的夜晚，成千上萬的普通北京市民走上街頭，攔阻進城的部隊。在這之前的幾個晚上，當局也曾試圖清場，但派出的是非武裝部隊。當時由於市民們的竭力勸阻，部隊停止了進犯，撤回到兵營。
但這一次，中國的統治者決定給它的臣民們一次終生難忘的教訓。當局出動了訓練有素的部隊，命令它們不惜動用火力也要往市中心推進。屠殺持續達數小時，城中的醫院到處是屍體和垂死的傷者。所傳達的訊息很明確：絕不會容忍抗爭，永遠不會。
自此以後，中國的進程就確定了：經濟發展，必要；社會開放，不要。當局極盡取締、逮捕之能事，將嘗試組建新政黨甚至撰文論述改革必要性的人士投入監獄；它在網絡上出動了成千上萬的網管進行輿論審查；它還透過資助西方的大學及智庫、將批評者列入出國黑名單等方式，任其野心向海外膨脹。這些就是讓反對者噤聲的子彈。
而鴉片則是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好處——真真切切的繁榮使得中國內外都擔憂它出現動盪。對於全球各地很多人來說，中國已成為一個極具誘惑的樣板。很多為中國辯護的人——包括大量西方政要和科技公司——都樂於從中國分一杯羹。
因此，我們今天見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富得流油的中國，炫耀著高鐵列車與航空母艦，但政治上卻發育不良，時常被民族主義目標所驅動——這種病態的混合物在世界歷史上很少有好的結果。對於這個國家來說，1989年並不像在歐洲那樣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垮台，而是一次失敗的革命的代名詞。
然而，就其重要意義來說，1989年的「六•四」屠殺從來沒有得到慷慨激昂的講述。我們有的是令人窒息的學術八股般的政策分析行話，但罕有能讓我們與事件親歷者相通的東西。
正因如此，本書獨一無二。這不是一部天安門事件的決定性史料，而是某種更具感召力的文本：本書近距離採訪了那場革命中抗爭過的人士、曾經被判入獄的人士——他們從監獄出來後，進入了一個突然疏遠了政治、左擁消費社會的醉生夢死、右抱民族主義的廉價激情的國家。正因如此，這本書講的不僅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幕幕；它也是今天這個鬱悶的、壓抑的中國的寫照。
引領我們深入其間的本書作者廖亦武，是從本土浮現出來的記錄現實中國的最出色的作家。他有點像中國的斯塔茲•特克爾 ，為自己國家的歷史關鍵轉捩點編寫著口述史，但又帶著偉大的波蘭戰地記者理夏德•卡普欽斯基 的那種狷狂、無畏。廖亦武風趣、自嘲，近乎冷血地剖白自己的挫敗，這使他成了這些故事的悲憫而又可信的敘述者。
廖亦武引起國際關注是由於他的一系列描述中國底層人物的出色作品。那些底層人物在他的筆下有血有肉，生動鮮活。他的寫作是一雙膠鞋、耳聽六路眼觀八方式的：行走、傾聽、觀察。由於參與過那場示威抗議，他自己也曾坐了四年監牢，出獄後他花了十五年時間進行中國底層的採訪。他走訪的人有的遠在深山，有的處於秘密警察的監視之下。他做的事常常讓他麻煩纏身，時而還會遭到軟禁。為此他付出了兩次離婚、與第一個孩子失去情感紐帶的代價。但他一直不懈地鞭策自己去撰寫中國官修史料中設法剔除的敘事。
如果不是因為廖亦武個人的勇氣，你手上這本書的大多數內容將永不見天日。2011年，面對警方的終日騷擾和對他出國的禁止，廖亦武決定逃離中國到西方去。一番精心籌劃之後，他揹上了裝滿磁帶、筆記與照片的雙肩登山包。他跋涉到越南邊境，找到了一個可以跨向自由的地方。很快他就飛往德國——如今，他在柏林與他的新家庭過着新的生活。
從那以後，他一直在他的筆記本中挖礦，現在終於寫出了這本在我看來他最重要的作品。一部意料之中的1989年口述史會收錄許多「六•四」學運領袖，但廖亦武卻把焦點放在更有啟發和更有意思的人物上。本書收錄的採訪對象儘是些無法逃到國外，或無緣在1990年代成為當局與西方國家重建經濟紐帶的籌碼、關幾年就放出來的人。本書中的人們沒有常春藤盟校的獎學金，沒有出書的交易，也沒有宗教名人般的重生，甚至也沒能揹上銀行業或學術界乏味卻生活舒適的惡名。
相反，本書故事的主人公盡是些「天安門暴徒」——這一指稱是當局強加給那些在廣場上、在附近街道上、首當其衝遭到軍隊鎮壓的市民的。我們總是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一場學生運動，並認為當局鎮壓的對象是這些年輕人，但事實上，這一說法只有前半部分是正確的——抗議活動是學生領導的，但守護他們的是普通的北京人。這些普通人就是那些被槍殺、被大批逮捕、被拷打、被監禁並被投入該國臭名昭著的勞改營的人們。
廖亦武講述了這麼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三個年輕人朝著傲視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像投擲墨汁雞蛋；一名對屠殺義憤填膺的工人焚燒裝甲運輸車；一位公共汽車售票員一怒之下向士兵扔了磚頭；一位銀行經理憤然寫下他的所見，並散佈到火車沿線。在書中我們與受害者的父母相遇，當然，我們也從中認識了我們的導讀兼採訪者廖亦武，一位曾懷著唐吉珂德的幻夢、要在故鄉四川以戲劇手法抗議「六•四」大屠殺的詩人。
這些人屬於1989年被捕的成千上萬的寂寂無名之輩，他們的存在挑戰了聲稱那場聲援民主的示威只關乎學生、知識分子及其他精英的說法。相反，我們在書中看到的是社會各界的底層民眾，他們出於真誠的愛國之心參與了那場抗爭，並因此付出了種種代價：婚姻的破裂、事業的斷送，或因酷刑而落下的終身性功能障礙。
因此，這本書不只是為了讓「六•四」的記憶保持鮮活下去，它還通過關注那些付出最多的被忘卻的人們，幫我們對那些日子進行了再思考。通過書中的人物，我們對天安門整個事件有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這一新視角因其視野的開闊和慘不忍睹而凸顯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儘管這些故事令人壓抑，卻也不無希望。每當專家們爭辯說中國已創造出完美的專政，或當他們聲稱過去已被遺忘時，想想這些人吧。在經歷那場改變了命運的事件時，這些人中許多還是十幾二十歲的青蔥青少年，如今三十年之後，他們也不過是人到中年。許多人都會再活另一個三十年。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份時間裡，他們的生命還將繼續令共產黨坐臥不安。
這些人物檔案還說明人類具有一種普世性渴求，即渴求尊嚴、公平以及塑造他們的未來的權利。當人們爭辯說，那些發生在遠方土地或遙遠年代的事件不關我們自己的事，想想這些人吧。他們得不到什麼，然而他們行動了——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今天這個不確定時代的每一個人來說，他們是一種永遠的激勵。
2019年1月30日
序言作者張彥是美國記者、作家，曾因報導中國問題而獲得普利茲獎（2001）。他採寫並深入探討中國問題的專著有《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和《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序言譯者懷昭是台灣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得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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