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生效，《蘋果日報》印刷中，頭版標題為「惡法生效 兩制蓋棺」。攝：Vincent Yu/AP/達志影像
創刊：在$5一份黑白報紙的年代，$2一份的全彩《蘋果》
創刊當日，《蘋果》銷量達到20萬份，在短期內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僅次於《東方日報》。高峰期，《蘋果》日銷量接近50萬份⋯⋯決定這一場豪賭的，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1995年6月20日，《蘋果》創刊，旋即取得商業成功，徹底改變香港的報業生態。當時香港報章仍以黑白印刷，報界共識每份報章定價5元。《蘋果》不單打破市場共識，以2元發售，採用全彩色印刷，排版使用大量圖片，在報紙檔上另樹一幟。全彩印刷需要龐大的資本，以支撐美術及印刷機器的費用，而《蘋果》售價卻低於市場價格，意味著這是一場不惜成本的豪賭，旨在搶奪讀者。結果，創刊當日，《蘋果》銷量達到20萬份，在短期內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僅次於《東方日報》。高峰期，《蘋果》日銷量接近50萬份。
1995年11月3日，《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在長沙灣道的辦公室外騎著突發記者常用的採訪電單車。攝：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決定這一場豪賭的，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據《蘋果》第一任副社長曾淵滄憶述，黎智英當年投放七億元創辦《蘋果》，如果一年內沒成績，便會果斷放棄。與當時文人辦報的風氣不同，黎智英早年從商，創辦成衣集團佐丹奴，1990年創辦壹傳媒集團及《壹週刊》，開始專注傳媒事業。黎智英的商人觸覺，以及他視《蘋果》為一盤生意的市場主導思維，促使《蘋果》作出大量有別於同業行規，甚至是挑戰媒體底線的嘗試。除了在營銷上割價銷售，觸發報章減價戰，《蘋果》的市場導向亦體現在編採內容上。
《蘋果》揉合精英報章的政治、文藝內容及小報的娛樂、馬經、波經，用傳播學者李金銓的講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體」⋯⋯本地及台灣學者均以「蘋果化」形容當時《蘋果》為兩地報界帶來的特殊影響。
草創階段，《蘋果》奉行以讀者喜好決定新聞內容的方針，尤以突發新聞及娛樂版招徠讀者。在報導手法上，《蘋果》依賴讀者爆料，取得獨家題材；又引入「狗仔隊」，曝光藝人私生活，以明星的艷史軼聞吸引讀者。在選材用字上，《蘋果》內容有大量煽情、轟動元素，性別意識尤其受人非議，即使在報導嚴肅新聞時，亦往往配上誇張的標題，通俗的書寫。《蘋果》的做法遊走於社會道德及傳媒倫理的灰色地帶，以另類、可議的姿態進入公眾的視野。備受爭議的同時，《蘋果》暢銷，亦引來同業仿效。
站穩陣腳後，《蘋果》的內容變得更多元化，包羅萬象。一方面，《蘋果》新聞娛樂化，報導腥色奇情故事，甚至有「豪情版」及「夜生活版」，提供召妓指南（按：豪情及夜生活兩版於2012年停刊）。另一方面，《蘋果》生產監察權貴的調查報導，如1999年調查時任稅務局局長黃河生利益衝突、2000年調查民建聯程介南受賄行私；又刊載董橋、梁文道等文人知識份子的文章。《蘋果》揉合精英報章的政治、文藝內容及小報的娛樂、馬經、波經，用傳播學者李金銓的講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體」。《蘋果》似乎什麼都有，不同階層的市民都可找到喜歡的內容，這為《蘋果》建立了廣大的讀者基礎。
《蘋果》商業上的成功為香港報界帶來激烈的競爭，當時不少報章、週刊改革新聞編採、排版，都帶有《蘋果》的影子。2001年，《蘋果》開拓台灣市場，亦牽動《聯合報》、《自由時報》等傳統報章改革。本地及台灣學者均以「蘋果化」形容當時《蘋果》為兩地報界帶來的特殊影響。這是《蘋果》早期的故事。
2020年8月11日，被搜查後發行的首批《蘋果日報》印好，送到報紙檔販售。攝：林振東/端傳媒政治的《蘋果》：民主、反共、公眾知情權
《蘋果》是一盤成功的生意，是「市場導向」報章的案例，但黎智英辦報，意圖並不止於此。
黎智英在思想上自我定義為右派，青年時期受海耶克（哈耶克）的自由經濟學說啟蒙，政治立場堅定反共，近年來以個人身份積極參與香港民主運動，支持香港民主化。在1995年創辦《蘋果》時，黎智英已希望打造一份不畏強權、支持民主、屬於香港的報章。
殖民管治末期，香港社會對「九七回歸」人心惶惶，要求民主化的聲音日漸殷切。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改革選舉制度，增加民選成份，公民社會發展亦越來越蓬勃。其時香港民主運動方興未艾，《蘋果》以鮮明的支持民主的立場創辦，成為了民主派在公共輿論的重要陣地。
這卻使《蘋果》在香港報業成為異數。據政治學者馬嶽的分析，回歸前，中國政府已積極籠絡香港傳媒，期望淡化傳媒對中共和回歸的批判態度。八十年代，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向不少傳媒大亨拋橄欖枝，拉籠大眾媒體老闆及高層進入中國的政治吸納機制。相關統戰工作雖因八九民運而起波瀾，但中央政府對傳媒的收編、整治一直持續至今，並且行之有效。
《蘋果》的政治批判性對香港新聞界、公眾知情權、以及香港民主運動都有重要意義。
與政治收編並行的，是傳媒承受經濟壓力，在態度及內容上不得不向中國靠攏。主權移交前後，隨著香港經濟與中國日漸交織，中資企業在香港影響力增加，香港商界整體亦需依賴中國市場。為免刺激中國政府，商界在投放廣告時會避免對中國「不友好」的傳媒。這變相令依賴廣告收入的傳媒，在政治上須要趨向謹慎、保守。
而《蘋果》一直保持支持民主、批判中共的取態，既因為黎智英本人貫徹的立場，也因為《蘋果》早年的商業成功和讀者基礎，足以支撐報章存續。在香港報章的政治光譜中，《蘋果》單獨立在親民主、立場批判的一端，維持了主流報章上的論述廣度，保留了香港報章中政治批判的聲音。
2003年7月1日，50萬人遊行抗議23條立法，遊行人士不少都手持《蘋果日報》的海報上街。攝：Kin Cheung/Reuters/達志影像《蘋果》的政治批判性對香港新聞界、公眾知情權、以及香港民主運動都有重要意義。在香港新聞界，雖然上述政治經濟結構對傳媒取態造成影響，但在《港區國安法》落地以前，有形的打壓是罕見的。權力對新聞自由的影響，往往透過傳媒自我審查而實現。本地學者在分析傳媒自我審查現象時，多指出前線新聞工作者對自我審查現象有敏感度，亦會作出抵抗，而《蘋果》對香港新聞界抵抗自我審查有重要角色。
但作為市場上最敢言的報章，《蘋果》的存在試探著權力對政治批評的包容底線，為同業拉闊了政治批評的空間。
《蘋果》在編採和社論上有自身的考量，例如避免直接評論國家領導人、談論台獨等敏感議題等，但作為市場上最敢言的報章，《蘋果》的存在試探著權力對政治批評的包容底線，為同業拉闊了政治批評的空間。同樣道理，一些由《蘋果》率先報導的政治社會議題，容讓其他報章以跟進的方式報導，減輕了其他新聞工作者報導敏感議題時承受的政治壓力。
另一方面，對公眾知情權來說，《蘋果》多年來的調查報導揭發不少關係公眾利益的社會議題。近年重要的例子是2018年的沙中綫工程問題，《蘋果》調查發現工程出現偷工減料情況，揭發港鐵在監督、驗收工程機制上有所紕漏。報導引起多間媒體跟進報導，後續的輿論壓力促使了政府進行獨立調查。調查報導對公眾知情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蘋果》以外，《明報》、有線電視《新聞刺針》及港台《鏗鏘集》等，都是本地社會重要的調查報導平台。惟在國安法施行的當下，《新聞刺針》在有線高層變動後全組被裁，《鏗鏘集》則多次被港台抽起。雖然部份調查報導資源及人才流向網媒，但《蘋果》作為主流傳媒，其調查報導的影響力亦相對更大，是本地公眾知情權的重要公器。
除了《蘋果》以外，《明報》、有線電視《新聞刺針》及港台《鏗鏘集》等，都是本地社會重要的調查報導平台。惟在國安法施行的當下，《新聞刺針》在有線高層變動後全組被裁，《鏗鏘集》則多次被港台抽起。
在狹義的傳媒功能之外，《蘋果》旗幟鮮明地支持民主，也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輿論陣地，甚至發揮動員功能。每年六四，《蘋果》以頭版刊登維園悼念八九民運集會的燭光照片，承載並延續了香港社會對六四的集體回憶。到了七一遊行當日，《蘋果》頭版往往配上大字標題「維園見」，則是對民主派支持者的動員呼籲。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蘋果》均直接將自身支持運動的立場用作新聞標題。
若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看，這種將大眾傳媒與政治運動連結的作法，可被詬病，但這就是《蘋果》的新聞理念——結合民主訴求及新聞價值，以支持香港民主化進程。
2013年起，《蘋果》躍升的公信力
上圖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進行的「市民對傳媒公信力」追蹤調查，記錄了自回歸到2019年香港市民對不同傳媒機構公信力的評分。公信力是傳媒的無形資產，也是銷量以外，衡量傳媒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公信力越高，反映市民更願意相信該傳媒能反映現實，提供可信的資訊。
這圖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2009年以後，幾乎全部報章公信力評分均向下跌，整個報業的公信力開始滑落。其次，2013年以後，《蘋果》是惟一一份公信力上升的報章，而且一枝獨秀，由尾三攀升至第三，在2019年的公信力僅低於《南華早報》及《明報》。
這個追蹤調查沒有包含其他變量，難以明確分析是什麼因素導致上述變化。但若單從轉變發生的時間點來看，我們已可以有一些初步解讀。首先，在2009年開始的報章公信力下跌趨勢，很可能反映了香港社會開始進入過去十年社會政治動盪的徵兆。九七回歸後，香港平穩過渡，在千禧後的十年間，除了零三七一、反國教運動，社會幾乎沒有發生重大政治事件。二千年代也是中港關係相對良好的時期，中國政府落實CEPA，中港經濟緊密扣連，同時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持續上升，在零八年到達頂點，之後開始下滑。
進入2010年代，一國兩制下的政治社會矛盾開始浮現，香港社會先後經歷反國教運動（2012年）、雨傘運動（2014年）及反修例運動（2019年）等重大政治事件。此外，中港文化衝突、兩地市民摩擦加劇，香港社會本身也進入政治兩極化、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競爭消長的時期。政治兩極化下，傳媒報導及取態自然受到影響，各報章難以維持客觀中立的姿態，說服一種政治立場的同時，往往得失另一群讀者，整體公信力由是下降。在政治動盪時期，社會共識出現裂縫，當公共本身已搖搖欲墜，傳媒難以維持廣大讀者心中的公信力，情況並不罕見。
政治兩極化下，傳媒報導及取態自然受到影響，各報章難以維持客觀中立的姿態，說服一種政治立場的同時，往往得失另一群讀者，整體公信力由是下降。
但是，為什麼《蘋果》在2013年以後，公信力反而持續上升？2013年後的兩次調查分別於2016年，即後雨傘時期，及2019年8月，反修例運動期間進行。作為政治立場鮮明的報章，《蘋果》在政治動盪時期反而收獲市民肯定，反映了市民越來越認同《蘋果》作為惟一會高調刊登政治異議的報章在香港社會的價值。由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近年市民普遍感到新聞自由轉差，傳媒被政府操控及自我審查的情況加劇。同時，市民對政治前景、法治、自由的各項評分指標亦一併下跌，反映市民普遍感到香港社會狀況惡化。在這背景下，《蘋果》一貫敢言、拒絕自我審查的報格，使它成為市民認為相對公正可信的信息來源。
2021年6月19日﹐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及《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社民連在法院外聲援。攝：林振東/端傳媒值得指出的是，若以絕對標準而言，《蘋果》的公信力並不高，2019年的評分甚至低於回歸時期。但是，政治動盪時期的公信力評分不能與昔日相對承平的時代直接相比。更重要的是，報章公信力是相對的，在各份報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際，《蘋果》卻逆轉行業跌勢，這已足夠顯示市民的認同和選擇。
報章公信力是相對的，在各份報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際，《蘋果》卻逆轉行業跌勢，這已足夠顯示市民的認同和選擇。
這份認同和選擇所蘊含的，已遠超對一間報館的支持。踏入2020年代，香港社會正站在歷史分水嶺，政權明目張膽地改寫香港社會依賴的法則與規範，立法會、公民參政權、遊行權、民間結社、傳媒、教育⋯⋯層層制度被鬆動重構，昔日香港公民社會的根基，自由的空間，急遽崩塌瓦解，而香港社會猶有負隅頑抗的努力。廣大市民選擇認同《蘋果》——並非無視《蘋果》的各種問題——既是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空間，也是一種政治表態。
情況有如《蘋果》兩度被搜，翌日市民便以賺買《蘋果》作為政治反抗的行動。在去年8月10日及今年6月17日，《蘋果》兩度被警方國安處搜查，高層被捕。翌日，《蘋果》均印刷逾50萬份報紙，有市民從凌晨起排隊，有人購買多份讓他人取閱，社區及網絡充滿「哪家便利店可以買到《蘋果》？」的情報交流。購買報紙成為富有象徵意義的政治行動——不知道《蘋果》還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買報紙會不會犯法，但只要能買，都會去買。
購買報紙成為富有象徵意義的政治行動——不知道《蘋果》還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買報紙會不會犯法，但只要能買，都會去買。
香港市民以集體行動抗議政權打壓《蘋果》，也展示了對《蘋果》，作為僅存的異議報章的珍重。
市場困境難紓，政治加碼
實際上，時至今日，全球報業均面對網絡轉型的難題，《蘋果》亦早陷入經營困難，收入從1999年的21億元跌至2019年的13億元。實體報章的商品性質殆盡，《蘋果》在2008年開始積極轉型，發展網絡，推出「蘋果動新聞」，又於2019年推出會員訂閱制，至今累積超過60萬付費會員，但近年《蘋果》未能達到收支平衡，存續危機早已浮現。
商界的取態亦加深這一危機。《蘋果》早期依賴龐大讀者基礎，即使受到部份親中資本的杯葛，仍能吸引足夠的廣告收入。但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本地銀行界及商界亦開始抽起在《蘋果》刊登的廣告，網絡廣告收入又被Facebook及Google等平台壟斷，廣告收入萎縮，無法有效盈利。
近年《蘋果》未能達到收支平衡，存續危機早已浮現。如今，政治打壓成為了壓垮《蘋果》的最後一根蘆葦草。
如今，政治打壓成為了壓垮《蘋果》的最後一根蘆葦草。在商業層面，政府凍結了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壹傳媒旗下《蘋果》的日報、印刷、互聯網三間公司的資產。在營運層面，集團老闆黎智英、行政總裁張劍雄、總編輯羅偉光等高層先後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在《蘋果》工作儼然已存在違法的風險。
2020年12月31日，黎智英由終審法院還押候審。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控「欺詐罪」及《港區國安法》下「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上週在高等法院獲准保釋，惟律政司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並且申請在等候上訴許可期間再次羈押黎智英。攝：陳焯煇/端傳媒即便如此，《蘋果》沒有改變其政治立場，支持民主的態度和語言仍然鮮明。面對公司領頭人逐一被捕，集團資產被凍結，員工仍堅持《蘋果》如常出版。部份報章對《蘋果》的處境幸災樂禍，親建制媒體為政府行動吶喊助威，其他媒體也須在政治漩渦之中揣摩自身定位及空間。當大部份大眾傳媒因自我審查或人事變遷，在政治上變得保守，更突顯出《蘋果》作為政治異議報章，在香港社會的獨特性。
某程度上來說，《蘋果》並沒有改變，只是置身變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時期被突顯出來。
某程度上來說，《蘋果》並沒有改變，只是置身變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時期被突顯出來。它仍然是一份市場主導的報章，是一盤追逐盈利的生意，但《蘋果》無法複製早年的商業奇跡。它仍然是打出民主、反共旗號的《蘋果》，其政治異議性質卻因應時局發展而變得更加珍稀。
網絡及海外異議難現《蘋果》的本地影響力
筆者去年有機會與《蘋果》員工討論當前的傳媒生態。受訪對象說，知道《蘋果》有滅亡的一日，但這份報章能多印刷一天便是一天，相比以往追逐點擊的文化，《蘋果》上下更在乎對香港社會的責任。在存亡之秋，《蘋果》以保存異見的社會責任為先。
《蘋果》終結，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輿論空間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
《蘋果》終結，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輿論空間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剩下的主流報章立場普遍由建制到溫和，而同時公權力亦透過打壓《蘋果》，製造二元對立，誘發自我審查。傳統報章還能否盛載政治異議？答案成疑。
政治異議須另覓發表途徑，不外乎遷移往網絡及海外。事實上，香港網絡上的政治異議，早已透過個人博客及網上論壇互相碰撞，形成分眾的政治場域，敢為人先的網絡媒體如《立場新聞》、《眾新聞》、《獨媒》等也依然據守批判光譜。2019年以後，人數漸增的流亡及離散者，將政治異議帶往海外，尋覓空間，並繼續透過網絡與本地連結，影響力也不容忽視。
但必須正視的是，在傳統定義下的公共輿論裏，《蘋果》是香港最後的異議報章。而今，異議聲音雖然走向網絡與海外，分散的言論紐帶或難以被政權觸及，也未必能再現如《蘋果》的在地影響力。
惟眾人心中皆有批判意志，當不致在大浪中沉沒。
（謝梓楓，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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