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不再倖存，當下六四

文˙安徒

来源：香港《明报》20210530

六四將至，那是一個讓人懷念的日子。歷年以來，在六四這日子人們所懷念的是三十多年前中國大陸上為民主自由而犧牲的學生和民眾，但今年可堪懷念的內容更多。一是三十多年來在香港這片土地上每年閃耀的「維園燭光」——今後這道美麗風景「此情不再」，只能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讓來者追思和哀悼。二是去年由於堅持在維園內舉行悼念活動，不久前才被判刑下獄的幾名青年政治領袖——他們是首批因為悼念六四而蒙難的香港人。這許多新的改變，夾雜在支聯會即將被當局取締的消息當中，令今年的六四，變得特別有歷史意義。

當年李卓人等人在六四前夕受港人所託赴京支援民運，卻旋即遭逢六四，槍聲響起，倉皇逃命，能夠全身而退的香港人注定要負起倖存者的責任，在「兩制」的香港延續民運薪火，支聯會的傳奇亦由此誕生。在五星紅旗下悼念六四，弔詭地竟然成為「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中國之例外」的神話作見證。

從此 香港與大陸再無區別

然而，去年因參與「未經批准」的六四集會而下獄的青年，其命運與當年受害的民運參與者一樣。這亦意味着，從此再無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區別。香港這一批在「最後的維園六四晚會」上被抓捕和受刑的，終究是蒙難於六四的歷史延長線上，順理成章地，「香港人」再也不僅僅是「六四鎮壓」的「倖存者」而是歷史的「當事人」。

可是，六四在香港的延伸卻不單是中國民運的延伸。

因為自八九年開始，每年維園均有大量群眾參與的和平悼念活動，「六四維園晚會」早已成為一項世界知名的本土風貌和習慣，成為香港傳統的一部分。參加的市民憑藉悼念活動，重溫1989年民主運動的精神，哀悼犧牲的亡者，既是未忘歷史教訓的「承先」，也是創造自身社群道德傳統的「啟後」。在默默的燭光映照之下，藉哀思與淚水，試圖撫平中國歷史的創傷，也在風雨無間的歲月，靜靜地刻鑄着「香港人」自身的歷史，記錄着香港人為了守護「六四記憶」而付出的堅持和努力。

雖然隨着大陸清洗記憶的工程成效巨大，「支援」民運的作用亦日漸減弱，香港人卻從未放棄職志，皆因六四的是非早已嵌入了本土的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議程，與本地民主意識共同成長。支聯會與民主黨的共生關係，人所共知，堅持「平反六四」是區分「泛民」與「建制」的標識，也是早已深入人心。

及至最近幾年，新一代改革訴求高漲，新思維破繭而出，頻頻出現質疑悼念六四是否過分受「大中華」情意結所羈絆的爭論。但到了今天，以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梁凱晴這幾位青年活躍分子，身先士卒地因「六四悼念」而受刑責為證，說明了中共並沒有因為「悼念六四」的「大中華連繫」而格外寬容。於是，近年各方因「六四悼念」有關「認同差距」和「世代隔閡」的爭議均在一時之間變得過時與失焦。

打壓悼念 終結混亂的時代爭論

在這個意義上，政權全方位地打壓六四悼念，甚至最近準備取締支聯會的動作，不啻是終結了一個方向混亂的時代爭論。香港最終產生了「悼念六四」的新一代犧牲者，弔詭地驅散了六四悼念不外「行禮如儀」的咒語，「六四符號體系」也真正完成了它的本土轉譯。

事實上，以宏觀的歷史觀之，在極權的大棒子底下，世代矛盾又何足掛齒？自由主義與分離主義又有何區別？「大中華民族主義」也從來不是官民之間的「共同底線」，皆因「愛國」尊榮只能由朝廷專買專賣，又豈容「一種『愛國』，在兩制各自表述」的格外開恩？歸根到柢，在天朝政權眼中，只要你是與朝廷對着幹，就是死不悔改的「異見分子」，就是要整治的對象。今天既要撲殺分離主義，又豈能留下「和平悼念」這道缺口，讓死灰復燃？

1968年澳洲籍記者Richard Hughes寫了一本小書，以《香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作為書名，成為英治殖民時代香港最經典的描述——既精簡概括，亦生動傳神。九七的主權移交，令很多人以為「借來的命運」已經走到盡頭。然而，目睹和親歷香港這三十多年變遷的人，於今「維園燭光如海」的情景不再，驀然回首，才發現過去每年六月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生的事，仍是發生在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反抗宿命種子 在借來的時空發芽

可是，雖然時間是借來的，地方也是借來的，但對於真真實實地在這時空活過來的一代又一代，一切所發生過的事情都會有真實而持久的效應。當年英國人借來香港的時空，用作開拓遠東市場的跳板。歷代湧港的華人，借用香港作為棲息庇護與逃難之地。中共則借用地位與體制特殊的香港，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說明主權無論由誰擁有，都改不了香港作為「暫借時空」的命運。然而，「香港人」的精神內涵，正是由這種種暫借的時空動力所形塑。

在缺乏歷史眼光的人看來，今天中國的萬馬齊喑，似乎是嘲弄着當年無數市民與學生在八九民運中的犧牲，質疑「犧牲有何價值？」儼然一切都只是徒勞與枉然，只能在「兩制的香港」這個「暫借的時空」寄存一個民主中國失敗的噩夢。可是，這三十年的歷史也證明了，種子並沒有落在乾硬的沙土之上，相反地，香港這個「借來的時空」提供了適切的土壤，讓反抗「宿命」的種子發芽，挑戰一切不服從都是徒勞與枉然的命定主義，讓我們能真正反思和體會「犧牲的價值」。

正如香港一位傑出的青年領袖所講：「唯有當我們能夠將他人的痛苦，視之為自己的痛苦；將他人所作的犧牲，視之為是為自己而作的犧牲，並且將每一場抗爭都看作是對前人付出的肯定和追認，真正的共同體才能夠成立。」

古往今來，不分中外，為正義的價值而犧牲的先烈，見證着人之價值，這些價值沒有任何人可以獨尊和獨享，而是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斷互相啟發，以不同方式傳承與發揚。每一場的抵抗、每一個英勇的事迹，都只是進入這個由歷代犧牲者所構建、共同分擔痛苦的共同體的入口點。當年的「中國六四」，今天的「港人悼念六四」，都只是靠近這超越之境的不同法門。

港人與六四 從沒如此靠近過

當年六四，是不少香港人重新審視人生意義的起點。今時今日，香港版的六四式鎮壓一步一步上演，犧牲究竟有何價值的「天問」又再響起，雖然天仍舊以萬賴無聲作為答案。但這幾年來，香港人從未有如此自覺，去守持人的價值。姑勿論你喜歡與否，香港人與八九六四之間，也從來沒有如此刻的相互靠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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