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此文添补注释重新刊发）
读中国近代史，难免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短短几十年便冲出亚洲，“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最终失败，从此国祚日衰，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百多年来，这两场几乎同时兴起，却结局完全不同的改革，对中日两国命运的影响穿越时空，至今不绝。按理说，中日两国国情相似：同样古老的政治体制，同样落后的经济技术，同样闭关锁国，同样东亚文化。而且，中国一度还是日本的老师。为什么学生干成的事，老师干不成？
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注1）。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概因为饿死太多人，连毛主席都下了“罪己诏”，一时思想管制有所松动。上海的黄逸峰、姜铎等人，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虽然限于历史条件，那时的讨论难脱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窠臼，把一切不是归因于封建主义，便是阶级斗争，读来令人昏睡。但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已属不易。“改革开放”后，此事再度重提。这次适逢思想解放，西学东渐，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纷至沓来。这里面有几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种说法有点像地理环境决定论（geopolitical explanation），认为日本的成功归因于幸运。日本是岛国，固守弹丸之地，独处一隅；而中国则地大物博，耸立在世界东方。那时的中国，真的“蹲着都比日本高”。但恰恰因为这点，树大招风，被“西方敌对势力”首先选中，于1840年一顿炮轰，打出了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算起，到1853年美国舰队闯进日本，这中间十三年的时间，为日本赢得了可贵的缓冲期。日本眼看中国的四书五经不敌西方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决定摆脱中国模式，主动走“脱亚入欧”的西方道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里，通过“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注2）。
另一种说法，接近文化决定论（cultural explanation），这有点像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崛起一样。日本曾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其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的例子，历史上俯拾即是。例如，日本有部小说《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相当于日本的《红楼梦》。小说里随处援引的中国典故和唐诗，不胜枚举。仅仅引用白居易的诗句，据说就达九十多处（注3）。“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读着这样的句子，让人真以为在看《红楼梦》。日本和中国文化“连理枝”到什么程度？元灭南宋后，连中国人都已经“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注4），纷纷归顺。但日本却非但不向忽必烈俯首称臣，还继续把蒙古人看作蛮夷，而自视为唐宋文化的真正传人。就像四世纪罗马化的英国人，把自己看得比正在衰败的罗马人更罗马一样（注5）。就这样一个好学生，为什么在东西方文明交叉的历史时刻，能毅然决然，幡然悔悟，告别旧文明，拥抱新文明？答案恰恰是因为日本是“学生”，不是“老师”。日本历史上从来都是“学生”，习惯于“拿来主义”（注6）。汉学对日本来说是舶来品，是洋货。既然同样是舶来品和洋货，向东方学习和向西方学习有什么差别？中国洋务运动的最高境界，所以跳不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体用之辨”的后面，是“夷夏之辨”。汉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何抛弃？汉学对日本来说，本来就不是“体”，而是“用”；不是“身体发肤”，而是一件衣服。扔掉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不但不会伤筋动骨，还会容光焕发。
再有一种说法，相当于制度结构决定论（institutional or structural explanation）。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折腾得面目全非，历史写得根本不像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根据的是欧洲的历史情况，对错不论，但自圆其说。把这种史学观套用到中国，却变得削足适履，不伦不类。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建立起来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是以分封为特征的封建制。像钱穆这样不容于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对此早有定论（注7）。但不巧马克思主义自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同意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间，可以留出一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空白，所以断定自秦至清这两千多年，都算“封建主义”。可见，枪杆子里面不仅出政权，还出“真理”。在共产党统治下，这种“真理”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平日讲话，常说“封建思想”、“封建意识”。把自己不喜欢，认为愚昧落后的一切，都归之于比资本主义更坏的“封建主义”，是我们的口头禅。其实，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封建主义。欧洲有封建主义，所以才有今天权力制衡的多元社会。日本有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政治制度有一个重大区别。中国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实行的是“定于一尊”的中央集权制，上面一个皇帝，下面全是奴才。而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日本天皇虽然高高在上，但在“明治维新”前夕手中并无实权，而手握实权的德川幕府又不能一统天下。在幕府统治下，日本存在三百多个割据一方的藩国，其中称为“外样大名”的诸藩国，更是幕府将军鞭长莫及的势力（注8）。正是在这种封建割据下，在谁都不能一家坐大的环境里，才有竞争和博弈的自由，才有新生事物成长的空间，才有可能诞生名为“尊皇攘夷”，实为“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
以上说法，用中日间在地理、文化、制度各方面的差别，来解释“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不同结局，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说法，忘记了中日间其实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差别：即中国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进行统治的政权，实行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在少数统治多数的大背景下，清朝的“洋务运动”，难免会遭遇日本“明治维新”所没有的种种困境，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
满族是少数民族，人口不到汉族的百分之一。而且入关前满人文化极其落后，直到1599年，才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创立文字（注9）。我们平日说“八旗子弟”，好像今天“高干子弟”一样，听上去很“高大上”。但翻翻历史，“八旗”其实土得掉渣。所谓“八旗”，以前叫“牛录”。“牛录”是个什么东西？原来满人狩猎，规定十人一个组，每人各出一支箭。“牛录”是十个人中的组长，意思是“大箭”。满人后来生意做大，有了旗帜，才在“牛录”基础上发展出“八旗”（注10）。但生意尽管做大，性质并没有改变。“八旗”和“牛录”一样，都是部落基础上军政合一的原始组织，平时狩猎，战时打仗，和毛主席创办的“五七干校”差不多。但就是“八旗”，每“旗”也就七千五百壮丁，“八旗”共六万战士。靠这点人，怎么打败汉人？“八旗”能打败汉人，是靠以汉制汉，用汉人打败汉人，用“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来打败汉人。
靠汉人打江山，靠汉人保江山，又怕汉人夺江山。既要用汉人，又要防汉人，这种两难局面，时刻挑战着满清朝廷，构成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间，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结。盛世时，固然要削藩国荡平吴三桂；到了末世，也忘不了释兵权放逐袁世凯。其中错综复杂，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就拿保江山来说，先是“八旗子弟”进城后，温饱思淫欲，丧失了战斗力，只好代之以汉人的“绿营”。到了太平军造反，“绿营”也不顶用时，便起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办团练。不靠他们，怕保不住江山；靠他们，又怕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实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更要命的是，在逆贼和汉臣之外，还有第三者洋人。差不多在汉臣办团练，讨逆贼的前后，洋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入首都北京，把咸丰皇帝赶到热河老家，差点从“八旗”，被打回“牛录”。
正是在如此不堪的背景下，诞生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咸丰皇帝拍拍屁股逃出北京后，留下御弟恭亲王奕欣收拾烂摊子，去和英法联军谈判。恭亲王是道光皇帝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正宗皇家血脉，清廷红二代。他天生聪明，读书比咸丰皇帝好，道光一度想传位给他。但就算书读得好，学的终究不是“四子，六经之阶梯”，便是“仁孝治天下”。“洋务”，从来没办过。这次勉为其难，在洋人枪口底下谈判，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但“洋务”办着办着，还办出点新鲜事，感觉洋人与众不同。首先是守信用，条约签订后，真从北京撤兵，把首都还给了大清。按大清祖例，不管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都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哪有抛头颅洒热血抢来的地盘，再还回去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洋人所以厉害，是靠洋枪洋炮。但洋人不仅愿意卖洋枪洋炮给大清，还愿意帮助训练清军。这些都让恭亲王惊讶之余，不能不对洋人刮目相看（注11）。都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无论是实践还是影响，都不如恭亲王奕。而且，奕这位“睁眼看世界”的人，姓爱新觉罗，是无可争议的自己人。于是，由奕领衔的“通筹夷务”奏折上达天听，经咸丰皇帝圈阅批示，在大清帝国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帷幕。
帷幕既已拉开，总要有演员上台表演。就像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总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摇旗呐喊，付诸实施。但不巧的是，当年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的胡耀邦、赵紫阳们，都是汉臣。除了奕、文祥等根正苗红的满人坐镇中央外，在各地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实权派，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例如，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个个是汉人。他们本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如今又成了“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拥兵自重外，还可能挟洋自重。这种局面，满人看在眼里，难免心惊肉跳。这些汉臣，本来只是满清统治下的亡国奴。现在要靠这些亡国奴，来保卫主子不至于亡国；要靠他们组成的“中兴功臣”，来推动变法图强的“洋务运动”。这等于是起用不是共产党员的胡耀邦、赵紫阳，来搞“改革开放”。
一个政权，到了衰落的时候，最难容忍异己力量。这不是胸襟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体弱多病，就怕喧宾夺主，被取而代之。清朝搞“洋务运动”时，正是极度“体弱多病”。而搞“洋务运动”的汉臣们，难免被当成“异己力量”。曾国藩攻克南京打败太平军后，本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功高盖世，名动天下。咸丰皇帝曾有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但清廷只封曾国藩一等侯，防范之心，昭然若揭（注12）。打败太平军后，曾国藩为避嫌远谤，急流勇退，把一手建立的湘军悉数解散，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也昭然若揭（注13）。可见，清廷和汉臣，心里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辗转反侧的，都是同一层疑虑。
清廷该不该对汉臣心存疑虑，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不应该（注14）。认为清廷这么做，不是出于愚昧，便是出于狭隘。其实，清廷的疑虑恰恰是对的。清廷的疑虑如果不对，其中的心结还有可能解开。但正因为清廷的疑虑是对的，所以这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曾国藩一度总督两江，节制四省，长江一带尽入彀中，麾下大将彭玉麟曾以“东南半壁无主”的话试探过他。后来，英国洋枪队长戈登更劝李鸿章：“中国今日之情形，终不可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注15）。如果彭玉麟还只是隐晦的试探，那么戈登对李鸿章的劝进，则是直截了当的“谋逆”。曾国藩、李鸿章虽没有“谋逆”的行动，但有“谋逆”的实力，或许还有“谋逆”的动机，足以让满人胆战心惊。再往后，“谋逆”的行动也日益明显。八国联军时，清廷向西方各国宣战，汉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发起“东南互保”，拒不奉诏，公然抗旨。等到造反的汉人孙中山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后，“各省相应，九夏沸腾”，汉臣袁世凯终于图穷匕首见，把爱新觉罗的孤儿寡母，赶下了皇帝的宝座。可见，清廷对汉人的猜忌，是有道理的。而这种“猜忌”，恰恰构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重要区别。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目的，都是变法图强。但究竟图谁的“强”，强大后到底保谁的“国”？这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一个比在日本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晚清，在变法图强的历史变动中，不要“徒保中国，而置大清于度外”的呼声，不能不在许多满清贵族的心中激起共鸣。随着满清统治日益风雨飘摇，大清不等于中国，保中国不等于保大清，对中国有利的，未见得对大清统治有利的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主要由汉族功臣推动实施的“洋务运动”，对清朝最高统治层存在潜在威胁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不对“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产生影响。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另一个区别，可能因为不太“政治正确”，更少被人提到。那就是“洋务运动”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仅是满人，还是女人。如果说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不正常，那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统治男人，更在少数统治多数的不正常里面，又添了一层不正常。慈禧是咸丰皇帝的小老婆，人聪明、好强、但没多少文化。咸丰死后，她在小叔子奕鼎力相助下，通过“辛酉政变”击败敌手，当上了满清“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个27岁的小寡妇，成天混在男人堆里，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乌黑一片全是男人，局面自然不易驾驭。尤其是奕，既对慈禧有拥戴之功，又能和洋人打交道，加上真宗皇家血统，哪天心血来潮，真要取而代之，自己坐上皇帝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奕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小叔子，慈禧抚抱幼帝，孤儿寡母，真的是离又离不开，防又防不胜防。其心态，活脱是“洋务运动”中，满清贵族对汉人功臣心态的翻版。
当然，对奕主持的洋务工作，慈禧都给予必要的支持。慈禧恨洋人，一生两次逃难，最狼狈不堪的境遇，皆因洋人而起。但慈禧是个聪明女人，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对奕他们挂在嘴边“以夷制夷”的话，觉得不无道理。所以，“洋务”在慈禧心里，就像一个有钱的老男人，爱虽然爱不起来，但还有利用价值（注16）。否则，晚清就产生不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虽然可以“运动”起来，防却不能不防。所以，慈禧在支持奕的同时，又庇护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用来平衡奕的“洋务派”。倭仁是慈禧儿子同治皇帝的老师，“四子，六经之阶梯”的学问，背得滚瓜烂熟，不买洋务派的账。在朝堂上和奕吵起来，就喋喋不休“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17）。慈禧也和奕吵，但她讲不出倭仁那番春秋大义，吵起来就是“你反对我，你以为你是谁”（注18）？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拌嘴。
对倭仁的“春秋大义”，慈禧心里未必真信。但她重用倭仁，另有一番深意。慈禧的“垂帘听政”本来不合祖制，她所以能当上最高统治者，是因为肚子争气，生了个皇帝儿子。用西方的话讲，慈禧的统治“合法性”（legitimacy），完全来自于6岁的儿子同治皇帝。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小皇帝是她抱大的，每日里对她长跪请安，聆听慈训，等于是她的奴才。大清是一姓之天下，小皇帝是她一人之奴才。只有小皇帝孝顺，甘愿做“一人之奴才”，慈禧才能在帘子后面坐稳，颐指气使，君临天下。所以，慈禧对“以孝治天下”格外重视。而倭仁的学问，恰恰能充分供应“以孝治天下”的道理，为慈禧的合法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张之洞很讨人喜欢，他所以讨人喜欢，是因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辨（注19），是因为“体用之辨”符合慈禧的需要。对慈禧来说，“洋务运动”是“用”，而倭仁的“以孝治天下”才是“体”。就像对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是“用”，而“四项基本原则”是“体”一样。“用”再好，触犯“体”，就不能再用。因为，“体”没了，“用”再好，那是好别人。
但就算小皇帝“以孝治天下”，他总还是要长大。小皇帝长到18岁，就要“亲政”，慈禧便得“撤帘”。而晚晴的“撤帘”，往往闹得朝野震动，祸及“洋务运动”。先是亲儿子同治长大“亲政”，不知是谁给他出的馊主意，说只要把洋人烧掉的圆明园再修起来，让慈禧住进去游园听戏，便能玩物丧志，不再干政。同治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听这计策，心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修园子，听上去更孝敬老娘？借孝顺之名行夺权之实，简直是神来之笔。于是，执意要修圆明园。奕是当家人，知道柴米油盐物力维艰，坚决反对胡乱花钱。同治一怒之下，便要撤奕的职。最后闹得“两宫垂涕于上，皇帝长跪于下”，家事国事混为一谈，乱成一锅粥。奕是主持“洋务运动”的最高负责人，却在这对皇家母子的勾心斗角中，在女人小孩的任性胡闹下，一会撤职，一会复职，几乎和邓小平同志一样，三起三落（注20）。
同治死后，慈禧抱个假儿子光绪继位。假儿子的故事，和亲儿子如出一辙。光绪长大亲政，光绪的生父，是奕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奕譞望子成龙，希望慈禧“撤帘”后，儿子独揽大权。于是苦思冥想，想出来的计策，居然也是修园。但这次不是修圆明园，是修颐和园，名义上也是“以孝治天下”，庆祝慈禧60大寿。但“天子万年，百姓花钱”，钱从哪来？奕譞就打“洋务运动”功臣李鸿章的主意。李鸿章负责建设北洋水师，对付日本海军，手里有钱。奕譞要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李鸿章不敢得罪皇帝他爸，只好照办（注21）。谁知这次真的“玩物丧志”，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大清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平心而论，这仗打得一点不冤。“甲午战争”时，日本是举国体制，从天皇到平民，纷纷捐钱捐物，同仇敌忾。而大清却在歌舞升平，游园惊梦，“一人庆有，万寿疆无”（注22）。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日本国。这样的战争，哪有不败之理？随着“甲午战争”硝烟散尽，李鸿章“一人之战”黯然终结，“洋务运动”也终于落下帷幕。
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些假设，还真令人遐想，发人深思。如果“洋务运动”时，坐在皇帝位子上的，不是少数民族的满人爱新觉罗，而是汉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史将如何发展？如果“洋务运动”时，最高统治者虽然是少数民族的满人，但不是“垂帘听政”的慈禧，而是“睁眼看世界”的奕，中国的“洋务运动”，会不会更接近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种假设所以发人深思，不是因为汉人比满人聪明，奕比慈禧能干。而是因为这种假设，揭示了一种政治现实：即汉人比满人，奕比慈禧，拥有更显然的执政合法性，具备更广泛的统治基础，因而有自信实行更彻底的改革。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说：“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注23）。问题其实不是因为“改良”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改良”。就像“虚不受补”，根本问题不是“补”，而是“虚”。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一种改革开放。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新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几十年，真正“改革”的地方不多，“改革”是靠“开放”推动，“改革”那些和“开放”不相适应的地方。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为一次新的洋务运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始于“文革”结束不久。当时共产党已经执政将近三十年，执政的结果是人民贫穷，百废待兴。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坏政府开始改良之刻”。但说来奇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并没有给“坏政府”带来危险。恰恰相反，一时间似乎还蒸蒸日上，充满希望。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渴望好皇帝，“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天子便是换了人间，相信一声爆竹，万象更新。第二，邓小平继承的“坏政府”，实在太坏。它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只要你反对它，别人就支持你；只要你反其道而行之，便能在全体国民中激起广泛共鸣，获得改革共识。
可惜，这样的好事，终不能持久。先是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接着，更严重的是，有人公开要求“自由民主”，相当于要彻底推倒“坏政府”。不久，到了1989年，本来还有“改革共识”的土地上，突然剑拔弩张，血雨腥风。“六四事件”不仅葬送了胡耀邦、赵紫阳等有良知的共产党人的改革事业，而且暴露了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就像满人搞“洋务运动”一样，都有绕不过去的坎，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本来是定义矛盾。真正的共产党，不应该搞“改革开放”；真正的“改革开放”，必定和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水火不容。
共产党不能“改革”，因为共产党是没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而共产党正是这种必然规律的体现。“规律”怎么可能有缺点？怎么可能要“改革”？从斯大林到金正恩，从毛泽东到齐奥塞斯库，他们哪个有一星半点缺陷？他们没有缺陷，只有光芒万丈，不是红太阳，便是金太阳。你说太阳有黑点，那便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样，是不能被批评的。为什么不能被批评？因为他们完美，并且“伟大光荣正确”。一个完美到“伟大光荣正确”的东西，为什么需要“改革”？但恰恰是这种“完美”和“伟大光荣正确”，是共产党最大的弱点。它使共产党不仅不能“改革”，而且经受不起“改革”。不完美的东西，时不时地需要“改革”，同时也经得起“改革”。完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完美的东西，和“改革”自相矛盾，所以经不起“改革”。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会导致对它执政合法性的全面质疑。就像一块钢化玻璃，碎一个角，就会碎成一地鸡毛。国民党可以“改革”，国民党成功地把台湾“改革”成了政权和平交替的两党制。共产党不能“改革”，一“改革”，要么是“六四”惨案，北京屠城；要么是苏联东欧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共产党更不能“开放”，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封闭系统。共产党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和“民主”这种弱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是无比强大的意识形态。从商品的两重性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从经济学到哲学再到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逻辑学的驱动下，从细胞生物学到宇宙天文学，建立起一座无所不在（omnipresent）、无所不能（omnipotent）、无所不知（omniscient）的宏伟大厦。但恰恰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是封闭的。正像“完美”不能改革一样，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理论，无法对外开放，因为它没有外部。
共产党不仅有一个封闭灵魂，还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封闭肉体。为什么共产党的肉体是封闭的？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党造反起家，环境险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外部，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讲，外部就是一片漆黑的话，那么对共产党来说，外部就全是敌人。共产党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所以，共产党以外的一切，都是腐朽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手段是“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怎么可以“开放”？“改革开放”全盛时期，有人提议要把共产党从“革命党”，改造成为“执政党”，显然是看到了问题所在。“执政党”可以开放，“革命党”不能开放。开放的起码条件是透明，共产党没有透明，只有机密。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到“六四”流了多少血；从右派的遭遇到病毒的起源，都是国家机密。一个充满机密的地方，怎么可以对外开放？
一个和“改革开放”充满矛盾的政党，后来为什么又提倡“改革开放”？那是因为迫不得已，就像咸丰皇帝迫不得已，批准“洋务运动”一样。咸丰是迫于逆贼和洋人，共产党是迫于“文革”。“文革”的“坏政府”，“坏”到出乎共产党自己意料之外。“文革”以前的“坏政府”也“坏”，大鸣大放打了那么多右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共产党没有要“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把共产党自己给打倒了，即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打成了“走资派”，把邓小平儿子打成了残废。这下“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再漠然视之，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开放”。
但“改革开放”和共产党自相矛盾，一“改”一“开”，就“改”出了“六四”。“六四”一来，邓小平第一个念头便是杀人。毕竟革命党造反起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但陈云和邓小平不同，想的不完全是杀人。陈云在党内负责组织系统，他想到的是让自己子弟接班，因为只有这些人可靠，不会挖祖坟。就像慈禧死后宣统年间的清廷，信得过的只有“世袭罔替”的满洲亲王。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只能相信“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不足为怪。
处于邓小平时代的陈云，和处于毛泽东时代的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特别注重维护高级干部的家族利益。不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不维护这种利益，而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一个忙于“继续革命”，一个忙于“改革开放”，想得比较多的是自己青史留名。周恩来和陈云没有实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机遇，所以比较有集体情怀，更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大家庭的集体利益。今天因为红色基因登上历史舞台的红二代们，心中更加缅怀的，肯定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是周恩来和陈云。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注24）。周恩来和陈云，是孟子这句话在共产党内的身体力行者。
陈云怎么个“不得罪于巨室”呢？这可以从“文革”后他重新掌权说起。“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都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对“文革”造反的红卫兵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麻烦问题是，“文革”中最早造反的红卫兵，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红二代。红二代们在“文革”初期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北京乃至全国，制造过令人谈虎色变的“红色恐怖”。他们的所作所为，用全世界任何文明国家的标准看，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刑事犯罪（criminal）。这批罪犯中，有一个人叫孔丹，父母都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勉强也算“无产阶级革命家”。孔丹曾在北京伙同一批红二代，创建过红卫兵纠察队，深受周恩来赏识。红卫兵纠察队，顾名思义，便是普通红卫兵的管理者，是红卫兵的太上皇。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普通无产阶级的太上皇一样。“文革”结束，“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清算红卫兵。按理说，“首恶必办，协从不问”，首先应该清算的当然是红卫兵的太上皇。但这时孔丹给陈云写了封颠倒黑白的信，说他们这些红卫兵和普通红卫兵不同。在“文革”中保护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也就是保护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非但无辜，而且有功。陈云和当年赏识“红色恐怖”的周恩来一样，不顾红卫兵太上皇当年对普通百姓的残害，批示对孔丹这样的红卫兵，不仅不能清算，还要大力提拔（注25）。
陈云的批示，不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且闹出了大笑话。原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有个儿子叫陈楚三。陈潭秋的资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应该算首屈一指。可惜，陈潭秋很早就被杀害，没有福气看到他的政党夺取天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了陈楚三这辈，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文革”中也混过几天红卫兵，大概命中注定，“文革”后他引起了陈云的注意。于是，陈云在提拔孔丹的同一批示里，为了划清界线，区分敌我，就把陈楚三当作对立面，说像这样的红卫兵，就应该清算。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批示，陈楚三自然飞来横祸，倒了大霉。一年后，陈云得知名不见经传的陈楚三，原来是陈潭秋的儿子，也属于“巨室”之后，于是大骂秘书，说“你要早告诉我他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注26）。如此罔顾事实，不分是非的昏话，居然说得云淡风轻，不以为耻。
有其父必有其子。陈云的儿子陈元，子承父业，不仅接过乃父衣钵，而且发扬光大。陈元有句名言：“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句话他经常挂在嘴边，从红二代的沙龙讲到中组部的庙堂，翻来覆去就讲这句话。陈元的“统治阶级”，自然指像他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总要标榜“为人民服务”。这在陈元看来，不够有“统治意识”。有“统治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首先想到怎样照顾子女，为子女当官、经商、出国开方便之门。陈元把这种普通人眼里的“开后门”，叫做“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注27）。如果说陈元老爸的“不得罪巨室”，还算老成谋国，想的是“挖祖坟”的大事。到了陈元这辈，“挖祖坟”的事，他们不管。和历史上任何纨绔子弟一样，眼里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国内普通人家，把自己不争气，要靠父母接济的孩子，称为“啃老族”。陈元和他的红二代朋友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家里的“啃老族”。不过普通人家“啃”的是私产，他们“啃”的是公权。
陈元初试锋芒，“文革”后啃“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第一口，发生在1979年。那时陈元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公费出国名额。别人公费出国，要参加考试。陈元不考试，跑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家里，请他下道手令，特批出国。消息传到清华，舆论哗然，一片骂声。清华大学党委有个人叫罗征启，后来当过清华的党委副书记。罗征启不仅是有资格的清华学生干部，曾是胡锦涛的老上级。而且是胡耀邦看中的培养对象，要他接班胡启立，当团中央书记。所以，他参加过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培训班，和他同期的学员有田纪云、尉健行等，而罗征启是他们的头。大概多年接受正统教育，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出于对自己政党的责任感，罗征启便给陈云写信，反对他儿子开后门出国。也许那时许多干部，还不具备陈元提倡的“统治意识”，罗征启一挑头，支持的人不少，搞来搞去，真把陈元出国的事给搅黄了。罗征启搅黄陈元出国，陈元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搅黄罗征启的仕途。罗征启本来仕途看好，是中共第三梯队的佼佼者。谁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从此仕途黯淡，一贬再贬，中央党校毕业后，居然成了“待业高干”，直至最后被开除出党（注28）。有人说罗征启如果不给陈云写信，后来当上党中央总书记的，可能不是胡锦涛，而是罗征启（注29）。如果罗征启真的当上总书记，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另有一番景象？就像晚清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换成恭亲王奕，“洋务运动”会不会另有一番景象？
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庙堂，陈云把罗征启这样潜在的胡耀邦、赵紫阳扼杀于摇篮，是不是都昏了头？不是。邓小平、陈云没有昏头，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危险。晚清的满族统治者猜忌搞“洋务运动”的汉臣，如果这种猜忌是空穴来风，那这种猜忌还有可能消除，“洋务运动”也可能因此获得生机。但恰恰因为满族统治者的猜忌是对的，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成了“洋务运动”绕不过去的坎。同样道理，正因为邓小平、陈云头脑异常清醒，正因为他们看到的危险是真实的，正因为他们预见到了“挖祖坟”的可怕前景，所以他们绝不允许胡耀邦、赵紫阳，或者罗征启，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扼杀了大大小小的罗征启，剩下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己子弟接班”。于是，“自己子弟”风起云涌，呼朋唤友，成批量成建制地进入接班队伍，造成了红二代全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奇特现象。陈元从政，官至政协全国副主席；孔丹经商，和胞弟双双成为央企董事长，号称“兄弟两央企，一门四部级”（注30）。但别看这些人干得红红火火，表面风光，其实都是末世统治的回光返照。晚清到了国将不国之时，总是危机加深一步，满人的民族意识便跟进一步。光绪年间，中央内阁虽然满人占多数，但总还有汉人一席之地。到了末代皇帝宣统，皇帝他爸载沣亲领禁军，皇帝他叔载洵亲领海军，皇帝他又一叔载涛亲领总参谋部，一切“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整个内阁不仅满人占绝大多数，而且都是皇族近亲（注31）。你以为这是强大吗？这是无比脆弱。越脆弱，越要抱团取暖；越抱团取暖，统治基础越小；统治基础越小，危机就越加深。这是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满人因为是少数统治多数，给“洋务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共产党“自己子弟接班”，更是少数统治多数，能不给“改革开放”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说“洋务运动”诞生于两个挑战，一内一外，即逆贼和洋人。那么，“改革开放”也催生了两个挑战，同样一内一外。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外部的挑战都远甚于内部的挑战。邓小平可以镇压“六四”，陈云能在摇篮里扼杀罗征启，但他们都无法镇压和扼杀洋人。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拥有一个相当友善的国际环境。这种友善的国际环境，不是白捡的，是得益于美苏冷战，得益于中国在美苏冷战中的表现。自从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便在“冷战”中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现在很难想象，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是全世界最反共的政府。当年无论西方如何努力遏制苏联，中国都感觉不过瘾，都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狠，都担心美国会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弄得美国政府不好意思，不时出来安抚中国，说请你们放心，我们对苏联一定够狠。中共如此“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做法，固然出于革命党的一贯作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希望西方为自己火中取栗。但不管动机如何，在实际行动中，中国毕竟在当年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从而晋升为西方的准盟国。
但世事难料，谁都没想到，貌似强大的苏联不扛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不堪一击。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共阵线合围下，苏联一夜垮台。这事来得太快，中国共产党还没反应过来，苏联已经城头易帜，“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苏联既没有敢对人民群众开枪的“男儿”，又没有能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扼杀于摇篮的陈云，整个苏东集团就这样悄然逝去，消失在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追悔莫及，一面感到唇亡齿寒的阵阵凉意，一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硕果仅存，被戴上了全世界最大共产主义国家的帽子。
苏联东欧垮台，和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比，中国“蹲着都比别人高”，突然成了西方潜在的最大敌人。邓小平是聪明人，知道大事不好。所以一再强调“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出头”，坚定不移地当缩头乌龟。这中间国际上发生了9/11恐怖主义事件，为中国赢得了一段缓冲期。可惜，在“自己子弟接班”思想指导下，红二代终于全面登上中国政坛。红二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大的区别，是红二代没有打过江山，却自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到头来虽然黄袍加身，水平总还是原来的水平：或者组建过红卫兵纠察队，或者跑去王震家里要过手令。没有水平不要紧，没有水平加上自以为是，就犯兵家大忌。于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的肆意妄为：从对西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到在第三世界的一带一路；从东海的咄咄逼人，到南海的四面出击；从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背信弃义，再到武汉病毒起源的颠倒黑白。桩桩件件，时时刻刻，满世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垮了苏联，平定了恐怖主义，你就是不折腾，西方也要转而对付你这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更何况你折腾得昏天黑地。
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由于是满人执政，更由于是满人中的女人执政，构成了“洋务运动”中特殊的困难。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是共产党执政，更由于是“自己子弟”红二代执政，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中特殊的困难。共产党不可以“改革开放”，因为共产党和“改革开放”互相矛盾。共产党不能“改革开放”，因为一个敌意的外部世界，不允许共产党“改革开放”。共产党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资本主义开放。但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就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你要埋葬别人，人家凭什么向你开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记载在全世界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共产党若要改弦更张，不再埋葬资本主义，不仅要改写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改写自己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一个在娘胎里就视资本主义为天敌的共产党，人家凭什么向你开放？
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诚布公，坚持原则，不挂羊头卖狗肉，本来水火不容。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句“改革开放”，忽悠别人几十年。如果说“改革开放”，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还是理想，那么到江泽民时代就是腐败，到胡锦涛时代只剩下口号，而到习近平时代则变成了反动。今天，在中国还有谁喊“改革开放”？今天在中国喊“改革开放”，等于喊反动口号，是在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今天要“改革开放”，等于在邓小平时代要“民主自由”，明摆着是现政府的异己分子。一个“堕落”成异己分子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已经一文不值。“改革开放”在国际上曾一度惊艳，迷倒过一些人。但经过“红二代”的折腾，尤其是经过新冠病毒的折腾，“改革开放”已经成了忽悠的代名词。一个堕落成骗子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同样一文不值。时至今日，不知是出于自作多情，还是假痴真呆，有人还在说什么“中美谁也离不开谁”，什么“中美是夫妻关系”。你见过和强奸犯成亲的夫妻？一个人可以暂时地欺骗所有人，也可能永久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人。现在再要“谁也离不开谁”，再要“夫妻关系”，那就是想永久地欺骗所有人。
在西方资本主义眼里，共产党是纳粹，等于洪水猛兽。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盛时期，西方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这种观点。现在，通过红二代的执政和新冠病毒的流行，这种观点更将成为西方坚定不移的共识。所以，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还有更多机会。共产党就是不做任何改变，就改一个名字，譬如不叫“共产党”，叫“阿猫阿狗党”，世界也会对中国更加开放。当然，这只是梦想。但最希望这种梦想成真的人，恰恰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如果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他们比谁都更愿意丢弃共产党这块招牌。可惜，他们的利益和这块招牌血肉相连。丢弃这块招牌，就意味着丧失利益。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晚清的时候，满人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中国进步。但仅仅因为是满人当政，就给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任何改革，制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的满族统治者，或许也曾梦想，如果一觉醒来，他们都变成汉人该有多好（注32）。这样，晚清季世会不会变成汉唐盛世？晚清的时候，满人和汉人渐渐意识到，救中国不等于救满清，对中国好，不等于对满清好。到某个时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概也会意识到，救中国不等于救中共，对中国好，不等于对中共好。当年困扰过“洋务运动”的问题，今天同样困扰着“改革开放”。一百多年前的教训，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不同命运，才会穿越时空，不绝如缕，影响至今。
（2021年6月8日）
注释：
1) 黄逸峰、姜铎，“洋务运动总论”，《学术月刊》1983年第一期。
2) Philip Lee Ralph et al. 1991. World Civilizations, Volume 2.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pp. 474-475.
3) 紫式部，《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4) 韩愈，“原道”，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页。
5) Simon Schama. 2000. A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1. New York: Hyperion. p. 41.
6) William H. McNeill. 1991.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788.
7)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22页。
8) 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9)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9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10)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113页。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9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4页。
1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2)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7页。
13)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4) 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清朝的历史，都是汉人写的。不是有句名言：“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说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用今天的观点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关系，究竟是历史创造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创造历史，是个有趣的话题。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E. H. Carr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详见E H. Carr. 1986. What is History? Houndmills: Palgrave.
15)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164页。
1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1页。吴永曾任晚清怀来知县，本来七品芝麻官，不太可能得睹天颜。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狩”，慈禧逃难，他因在怀来境内迎驾有功，有段时间成了慈禧的患难知己，得以随侍左右。吴永在书中记述了慈禧回忆闹义和团时，清廷向西方各国宣战时的情形，很形象地刻画出一个没有文化的聪明女人，在生死存亡之秋，对国事、对洋人的态度：“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八国联军是1900年的事，67年后的1967年，在北京的英国“使馆”终于被打下来了。毕竟是“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比慈禧厉害，无所畏惧。
1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18)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2页。慈禧和奕吵起来，有如下对话。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乎？”奕说：“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说：“我革了你！”奕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
19)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30页。张之洞的书有“正能量”，1898年出版时，正当戊戌变法。光绪帝发上谕为其推广：“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相当于“学习强国”，干部必读。结果，康梁事败，谭嗣同砍头，张之洞却一点事没有，所以说他讨人喜欢。这和“六四”时一样，以前一起鼓吹改革的，有的“六四”后关进班房，有的一点事没有，照样官运亨通。
20) 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页和516页。
21)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22) 这是章太炎名联中的两句，他把“一人有庆”和“万寿无疆”倒过来用，讽刺慈禧庆寿。上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下联“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著疆无。”董海明，《中华经典楹联赏析》，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23) Alexis de Tocqueville. 2008.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p. 175.
24) 焦循，《孟子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3页。
25) 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0-161页。
26) 陈楚三，《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366页。
27)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8页。
28) 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见以下链接：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207401.html
29) 万润南，《罗征启：夭折的接班人》，见以下链接：https://5455.org/history/88840.html
30) 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6页。
31)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05页。
32) 当年汪精卫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按清律应满门抄斩，幸亏肃亲王善耆相救，免于一死。善耆还到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虽政见不同，却互相钦佩，汪精卫称善耆为“了不起的政治家”。今天红二代中，鲜有如此人物。善耆在狱中和汪精卫辩论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以上引自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一文，这是网上难得看到的好文章。见以下链接：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wangjingwei_linsiyun.htm 像善耆这样头脑清醒的满族亲贵，一定已看到了满人执政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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