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育和：那些比病毒更致命的一切

2021 年 6 月 7 日

在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中譯本《世紀大瘟疫後的變與不變：西班牙流感的歷史借鏡》）中，Laura Spinney回顧了上個世紀初席捲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原書名中的「白色騎士」典出聖經啟示錄，指的是末世天啟四騎士中的瘟疫騎士，也是致敬Katherine Anne Porter的西班牙流感回憶錄Pale Horse, Pale Rider。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克里斯汀·伯格·穆勒 (Kristine Berg Mueller) 是一名 14 歲的挪威醫院志願者，這使她經常接觸到這種致命的疾病。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西班牙女郎被遺忘與不可說的死亡之舞

這場流感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數從保守估計的兩千萬，到五千萬甚至上億的數字不等，這數字甚至尚未計入現代醫療衛生體系的國家。因這場大疫而死亡的人數超過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是上億的數字，則超過兩次大戰總和。可是，Laura Spinney指出，如果被問到20世紀最大的災難是什麼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會回答西班牙流感。

有人宣稱西班牙流感其實是鼠疫，源於在船艙中為協約國做後勤工作的中國工人；有人堅持西班牙流感是人造病毒所致，由德國潛艇從沿海釋放，雖然很難解釋為什麼德軍要釋放一個導致自己的精銳部隊在西線戰場戰敗的病毒。而這類種族歧視與陰謀論故事看來也沒有在百年之後絕跡。

歐洲人以「西班牙女郎」來稱呼這場流感。一方面是西班牙的自我解嘲，西班牙民間傳說少女如因情而亡，死後會化為厲鬼報復，這場流感猶如報復的厲鬼；這個稱呼另一方面也帶有厭女的味道：它暗示流感宛如不拒絕任何恩客的妓女。

被西班牙女郎看上，因此或死或傷的名人們，包括社會學家韋伯與猶太思想家Martin Buber，彼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後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據信也是因為在訪歐期間感染病毒所致；另一位知名患者是時任海軍副部長的小羅斯福總統，當他從歐洲戰場返回紐約時，甚至虛弱到必須用擔架抬下船。其他諸如時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印度聖雄甘地與德皇威廉二世都沒有逃過「西班牙女郎」的復仇之舞。

不過，這場堪稱世紀初的黑死病，在人類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得到的關注卻遠遠低於兩次世界大戰。其實，從16世紀義大利人開始使用「流感」（influenza）這個詞以來，類似的大規模疫情已經至少發生了30多次，只是我們的現代世界都在「後疫情時代」迅速回復了常態。對於這類大流感瘟疫，人類顯然是健忘的。

不過在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年度報告就已經嚴正警告，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傳染力極強，致死率極高的呼吸道病原體，造成五千萬到八千萬人感染死亡，報告最後說「我們總是在疫情爆發時深陷恐慌焦慮，疫情過後卻又鬆懈無所作為」。

可是，早在SARS風暴之後的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會議就曾預測未來「會出現疫情全球大流行，規模如同千萬人以上死亡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一切都只是時間問題」，而疫情「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造成全球旅遊和貿易停頓，各國政府將動用巨額資源，用在醫療崩潰的衛生部門上」。卡繆的先見之明是瘟疫或許難料，但絕對避不過，但焦慮與鬆懈的惡性循環，卻讓我們的應對，始終為時已晚，始終追不上病毒的進化速度。

而Laura Spinney一書的洞見之一在於，刻意壓抑流感記憶似乎是人類共同體的本能。佛洛伊德委婉承認因為流感的死亡是無法哀悼的，他很後來才勉強承認愛女因為流感的無常死亡確實是他構思「向死本能」的驅力之一，她那時懷孕在身，而孕婦正是西班牙女郎特別青睞的族群之一。

對流感的傷痛記憶是不可說的，人類出於某種本能不願直接言說它，於是它就只能以艾略特詩句中「穿著西班牙斗蓬的人」，或者魯迅「血饅頭」所意欲治療的肺癆這類隱晦的方式存在。

比病毒更致命的社會隔離

而流感瘟疫中死傷數字與關注程度之間不成比例的落差，也反映了我們評價生命與死亡價值的框架。戰爭被認為是人類的歷史悲劇，戰爭所造成的死傷犧牲因此具有某種高貴意涵，值得被紀念與述說；可是，因為瘟疫而死的生命，卻不值得得到這樣的關注。我們喜歡用戰爭的意象來比喻抗疫，可是我們很少認為被迫用肉體對抗病毒的染病者是英勇的戰士，甚至，在目前歐洲因為疫情而死灰復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眼中，他們是本來就應該被淘汰的生命。

對公眾來說，流感病毒似乎不像伊波拉或茲卡病毒那樣引起恐慌，季節性流感所造成的死亡甚至比不上車禍，因為流感喪生的不少是老年人、免疫功能本有缺陷或身體狀況不佳的人。流感預防的經費向來只佔流感預算的一小部分，其中難免有冷酷的成本效益考量，如果只有極少數的年輕人會因為流感導致重症或死亡，那麼對該群體接種疫苗似乎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再來，從西班牙流感死亡統計數字從兩千萬到上億之間的巨大落差，也透露另一個殘酷的事實：即使願意正視因為瘟疫而死的生命，我們也無從判斷哪些人是真的因為瘟疫而死。去年年初，日本女星竹內結子自殺身亡，一般被認為是產後憂鬱症所致。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如果不是因為疫情與隔離，導致她無法像上一胎那樣正常社交，她的生命會不會有另一個結局？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被迫居家隔離對她的精神打擊，因此，也就無法認定她的死亡，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因為瘟疫而死。

家，可能是比病毒更致命的所在，這個論斷略顯浮誇甚至反常識。但是，雖然病毒據說是平等的，它對人的感染不分貴賤性別，可是，我們抵抗病毒的策略與能力卻從來都不是平等的。對某些族群來說，家是抗拒病毒的最後堡壘，然而，對其他的族群來說，家可能是個加速他們死亡的牢籠。更可悲的是，他們的死亡甚至不被認為是瘟疫的緣故。

去年日本的女性自殺率大幅攀升了15%，這個不尋常的現象引起社會學者的關注，畢竟過去在金融或者經濟危機時期，自殺率的攀升主要集中在中年男性。而青壯年女性在疫情期間之所以自殺率攀升，顯然跟受到疫情衝擊最大的產業，都是以女性員工為主體的產業有很大的關係，比如旅遊、零售與食品業。

其實，「居家而生」一直都是一種放棄社會性生存，一種非常特殊的「末人」生命狀態。對那些提前放棄社交，提前放棄生命抱負，放棄社會人格的繭居族來說，家其實早就是他們肉身緩慢死亡的墓穴。在疫情險峻的時刻，作為肉身緩慢死亡所在的家，有了生與死意義上的劇烈變動，要麼是家從緩慢死亡變成了「積極求生」之所，要麼從緩慢死亡變成了「加速死亡」之所。

家在疫情險峻時刻確實會是個體隔離病毒，保全生命的場所，但也有可能成為加速死亡的牢籠。家作為隔離的隱喻，居家作為隔離策略，它或許比病毒更致命。

即使對於能將家當作抵抗病毒最後堡壘的族群來說，家在積極求生的意象之外，也可能具有另類的死亡驅力。

比病毒更致命的人

去年三月，為了應對疫情，印度總理莫迪毫無預警地宣布國內封鎖，這場堪稱地球最大規模的封鎖暴露了生命的等級。富人與中產階級將自己隔離在家中，而更多貧窮的下層階級人民，或者被迫困在逼仄的貧民窟，或者被迫步行返鄉，他們所要面對的不只是致命的病毒，還有嚴格執行宵禁警察手上的警棍。正如Arundhati Roy所說，求生的防疫策略，最後造成的是社會階級的擠壓，沒有能力維持社交距離的底層人民，被擠壓出去，排除在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之外，對他們而言，政府可能比病毒更致命。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本設有疫情應變單位，為這類公衛緊急事件預先防備。但2018年被川普下令解散，川普也拒絕徵召美國企業製造呼吸器，甚至堅稱疫情會奇蹟般自己消失，且病情跟普通感冒差不多，在接受福斯新聞訪問時，川普甚至直言新冠疫情的預測死亡數字都太誇大了，沒有那麼可怕。就更別提川普對戴口罩是「政治正確」的嘲諷了。瘋狂的民粹政客顯然比病毒致命。

病毒當然是致命的，但如果人民因為地方行政首長不切實際的「封城」主張，而恐慌蜂擁到賣場囤積日常用品，結果反而因為大規模群聚而感染確診，就很難確定，到底是病毒致命？還是把病毒當槍擊要犯，以為放話圍住就會棄械投降的探長市長致命？

另一位市長曾經公開說傳統疫調足跡不可行不切實際，公布足跡只會造成虛假的安全感，甚至要求「「驗出陽性的人主動打電話通知接觸者」，但不到兩週又「重新改變戰術」，聲稱要回頭做「前一步疫調」；當其他縣市主動積極規劃傳統市場分流時，這位市長主張訴諸國民素質跟道德，比派警察檢查身份證更有效，曾經迷信口罩販賣機的他一度想靠監視器解決問題，不過不到幾天他開始派警察在傳統市場管制人流，也開始學其他縣市以身份證字號進行市場分流。

身處防疫國門第一線的桃園疫情被嚴密控制，而這兩位市長治下的直轄市則成為疫情最嚴重的重災區，據說在同一個生活圈的基隆，確診數字只有它們的零頭。我們實在不知道，到底是病毒比較致命？還是首長的錯誤應對比較致命？ 大疫致死，但大疫如何致死？大疫如何以非病毒的形式致人於死？這一切顯然關乎那些比病毒更致命的一切。

——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