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關於「奧斯維辛」

【按：我曾沉迷關於「奧斯維辛」的種種，大陸我這個年紀的人，都知道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從那裡已經讀到些許「大屠殺」的信息，然而那是在「中國大屠殺」之前的閱讀，六四之後，我們流亡了，可是語言不夠，仍然不能從英文中獲知更多關於「大屠殺」的資料，九九年夏，忽有一個關於「大屠殺是假的」新聞吸引我，我才陸續讀到更多信息，在我的日記中留下痕跡。我相信，假以歲月，中共一定會磨掉「六四大屠殺」，或以別的故事取代之，若此，天安門的血就白流了。耶魯大學曾開啟了關於「大屠殺」的整理和研究，我不知道這項工作是不是還在延續？有沒有納入「中國的六四」？六四流亡者參與其中了嗎？這些我都不知道。那位教授的訪談極好，卻也在我的硬盤中躺了22年之久。】

99-6-26

New York Timea今天有篇文章说，英国一个作家David Irving写了一本书声称奥斯维辛大屠杀是假的，那里从来没有什麽焚尸炉，Holocaust never took place, and that Auschwitz was merely a labor camp with an unfortunately high death rete，还说希特勒根本不知道灭绝犹太人这回事，那是希姆莱等人干的，甚至说奥斯维辛焚尸炉乃是波兰在战后为旅游而假造的。

此人写了戈培尔传记，他在莫斯科从微型胶卷上，读了大量纳粹的档案、日记、私人信件，主要是戈培尔１９２３至４５年的日记，"我在戈培尔的恶魔影子下生活了七年"，结果好像从德国一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没有人知道得比他更多。

另外，出版社在社会压力下取消了他的合同，也颇受非议，因为事关言论自由。出版社和编辑都遭到恐吓。美国甚至还有一个组织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根本质疑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我想，假如这件事情都是假的，整个二十世纪都值得怀疑了。

还有一桩我们不懂的事。从纳粹灭绝营里活出来的人，大部分是所谓"有特权的囚犯"，即杂役、劳工队头头、负责烧尸体的"特别行动队"等，都是卖身投靠者，而二战后关于灭绝营的见证，也都得之这些人，所谓"幸存者"的见证，可信度有多大？有个意大利幸存者Primo Levi，以一种"灰色地带"的说法为这些人辩护，却很深刻，如果要了解人性，就必须考察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变异、防卫的极限、为了生存而作恶，等等。在极端制度下的人性都有此类相似性。

99-6-24

杰弗理●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耶鲁教授，「耶鲁四人帮」之一，近年来致力于「大屠杀」理论和文献的工作，不但担任耶鲁大学「大屠杀」见证文献馆的顾问，同时也开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课程，发表、编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近年来耶鲁大学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领域里有不少学者也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不过大多是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阐述有关记忆、创伤、灾难、见证等问题，像萧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凯西何鲁丝（Cathy Caruth）等，加上前些年利奥塔（Lyotard）访问讲学时集中讲述了弗洛伊德的「事后性」（aftereffect）理论、似乎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潮流。

问：由于「大屠杀」，或者广义的大屠杀和历史灾难这个题目在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许多中国学者也开始对此产生关注。您能否谈一下「大屠杀」研究的目的、作用及对其发展的展望。还有，对于在世界其他地域发生的类似灾难，您有甚么见解？

答：你们也许认识或听说过史学家维拉史华兹（Vera Schwarcz），她有一篇文章收在我编的《「大屠杀」的回忆：记忆的形状》一书里。她是奥茨维辛幸存者的女儿。她认为中国也有有关记忆的传统，是和老年有关的。中国的幸存者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灾难事件，是记忆的传统使过去不致被遗忘。耶鲁的「大屠杀」见证录象文献馆主要收集「大屠杀」幸存者及目睹者的见证。这些见证的采访给被采访者很大的自由，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讲述，没有框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挖掘最深层的记忆。什么是最深层的记忆？并不只是最恐怖的记忆，而是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那些史学家不会感兴趣的方面。他们每天的故事、歌曲等等。他们怎么会幸存下来的？百分之九十是偶然因素，但偶然的事件也引人入胜。我们很少直接提问，而是让记忆自动回现。许多人在提供见证后说，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记忆。这是非常奇妙的。

问：这的确同弗洛伊德的方式很相似。「大屠杀」研究中用精神分析理论非常普遍，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记忆及其缺失的问题。如果再推进一步，把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也纳入研讨的范围，会很有意思。值得探讨的是，「大屠杀」见证的过程和意义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和意义恐怕并不相同。那么，见证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答：再度把握当时的日常生活。也为了教肓。年轻一代需要了解这样的资料。他们不能同五六百万死者直接联系，现在有了一个个个体的声音。除了声音，我们还保留形象。这样，我们不仅是谈论迫害的历史，而是涉及了生存的历史，另外还有：集中营之后的生活如何？幸存的努力并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命运是：如何在社会中幸存？见证并没有单一的目的。

重要的是现在，是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理解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过去的灾难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对当下的强大作用才是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

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活的人的幸存，故事并不仅仅结束于1945年，在这段经历之后的生活，这些问题都会涉及。文学的问题当然是另一个更重要的，你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仍然在思考的过程中，还不是十分清楚：文学的思考以什么方式有助于解释和阐明见证的问题？我目前倾向于说，当然，我们并不只是本体论地研究一段叙述，使它成为某种文艺美学的范畴能够适用的东西。这种叙述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新的文体。它像别的很多东西，比如自传体的分析，但又不完全一样。它也像治疗性的叙述，经常用于录影或故事性的治疗术，让病人能够以此面对过去。但我不认为见证是帮助讲述故事的人把握过去，甚至逻辑性也是一个不正确的字眼，因为你看录影见证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叙述方式的复杂性和混乱性。这可以被称做混乱的叙述性，完全不像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我目前所作的工作是探讨，如果这是一种文学，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许多我们所采访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更多的人虽受过教育，但是他们的教育被中断了。战后也没有机会再进学校。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表述方式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尽管也许缺乏文学性。

问：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在哪里？文本和非文本的界线在哪里？在大屠杀之后，许多文化现象也许都要给予新的界定。是一种巨大的外在力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许多基本问题。我想回到前面的问题，「大屠杀」显然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屠杀。那么，在什么程度上「大屠杀」可以看做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它和历史上的，尤其是本世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域的社会灾难有什么关联？

答：说到特殊，我们不能弱化或减低其他灾难的重要性，或者把灾难加以分级。这不是谈论「大屠杀」特殊性的真正意义。很多方面和历史上的大屠杀具有互文的关系。但从历史角度研究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的学者认为「大屠杀」的确有「独特」的方面。我们还不知道历史上有另一次有计划的对一个种族群体的整体性灭绝，仅仅因为那个群体以那样一个群体而存在。以其他大规模的屠杀为例，1939 年德军进入波兰后也有大屠杀。但不是种族灭绝，1939年是文化大屠杀。他们拿波兰知识分子开刀，包括教士，大开杀戒。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政治暴行，以便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这一回他们并不想杀掉所有的波兰人。他们的枪口仅仅对准知识分子。这是另一个族类屠杀的例子，目的是为了征服和奴役另一个群体。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次要一些的独特方面，和屠杀的方式有关的方面。这是一次工业化的和技术化的群体杀戮。从左翼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这是现代技术化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出来的现象，是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回答你的问题我还得把它同苏联和中国相比较，考虑斯大林的使苏联现代化的企图和毛泽东的使中国现代化的企图。这些具体的情况有许多差异，需要十分谨慎的探讨。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