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中共不但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調整，在意識形態上也進一步收縮。其中三位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的講話表現最為明顯。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一）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三）抵制資本主義的侵蝕。鄧小平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還大肆鼓吹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優勢。而胡喬木留任政治局委員職務，鄧力群保留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加上大會召開前所宣佈的，由中共正統理論家胡繩接任較為開放的馬洪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是名譽院長），就為中共固守馬列教條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鼓吹的上述三項內容完全不是他們的新發明，而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不論是毛澤東、劉少奇、江青、華國鋒都是這樣做的，但三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它是無效的，並非是真理。所以在這幾年搞開放和改革，試圖突破這些框框，然而轉了幾年，又給拉回原地。我們不妨回顧這幾年團團轉的情況，並且尋求新的突破，以打破目前的困境。
惱人問題——沒有指導思想
中共在「四人幫」和「凡是派」下台以後，出現了一個非常惱人的問題，那就是以什麼指導思想來邁向未來。他們清楚地知道過去的一套吃不開、行不通，但他們是共產黨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來打江山、坐江山，因此如果公開宣佈放棄這理論，又無疑否認自己存在和統治的合法性。但若仍然打起馬列主義的旗號，好些問題上又自縛手腳，阻礙自己前進的步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當時自由民主的勢頭，使中共的老軍人，曾經擔任總參謀長，五九年被毛澤東打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黃克誠首先發出了哀鳴，認為如果不要毛澤東思想，用什麼來代替呢？
中共的改革派號稱務實派，自然缺乏理論。本來，沒有理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世界上那些經濟發達、科技先進的國家，也並不需要日日捧著一套理論來指導，但共產黨習慣於什麼「指導思想」、「理論基礎」之類，似乎沒有理論就寸步難行。甚至做的時候來不及顧及什麼理論，但事後也非得找出理論來補課貼標簽。有時做的事明明是違反「指導思想」的，但也要使用詭辯法，千方百計使之符合於正統理論。
這種理論的貧困，中共自己心知肚明，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些理論家就提出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區。但緊接下來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把這種「自由」和「異化」的要求又立刻打了下去。一直到現在，雙方仍然還在相持階段，沒有明顯的勝負。但是中共的改革派，一直沒有忘記要解決這個「指導思想」的問題。
意圖突破，又怕走資
一九八四年春天，當「清除精神污染」剛剛被遏止時，《人民日報》就在四月十二日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理論界要有研究新事物的熱情》，針對有人認為經濟改革是「走資」，評論說﹕「人們多麼希望理論界的同志從理論上闡明它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決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評論還說﹕「理論落後於實踐，距離拉得太遠，總不是理論界的光榮。迅速發展的大好形勢要求理論界的同志急起直追。」
八四年六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了《關於幹部馬列主義理論教育正規化的規定》，要求幹部提高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人民日報》還就此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說﹕「標誌著我國的幹部理論教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當時中宣部長還是鄧力群，政治局主管意識形態的仍是胡喬木，在他們的直接領導下，自然不可能指望中共的理論工作有什麼突破，事實上也是如此。
就如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竟然難以從馬恩列斯毛的理論來指導一下，只能以他們無關痛癢的話來作些點綴。例如引用列寧的話是﹕「現在對我們來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空想」。而文件裏有關馬克思、恩格斯的，也僅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是閉關自守狀態已經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所代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已成為世界性的了。」但這僅僅只能夠說明需要開展對外貿易，而不能說明對資本主義的學習和利用。
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根據胡耀邦的講話，試圖對落後的理論界作一次衝擊，於是發表了《理論與實際》的評論員文章，提出「很多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歷過，他們沒有接觸到。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由於引起外界關於中共已經放棄馬列主義的強烈反應，《人民日報》在次日即作出更正，將「當前的問題」改為「當前所有的問題」減少了「火藥味」。雖然中共的著名理論家于光遠指《人民日報》膽子還不夠大，但事後《人民日報》的一位編輯埋怨外國記者作出太過分的反應，並且否認中國「走資」。這顯然是說明了理論上的每一次試圖突破，都受到黨內教條主義者的巨大壓力，也同樣被他們認為是「走資」。
八四年底和八五年初，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黨給予了作家「創作自由」，接下來各文藝團體也紛紛要求他們那一行業的自由。但是「自由風」還沒有傳染到理論界，中共就已經煞車了。八五年二月八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否定了新聞自由。那麼和黨的指導思想密切有關的理論界，自然也是「理論自由」免問了。?
八五年三月七日，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講話，大談馬克思主義信念、共產主義信念和社會主義原則，理論上的突破自然又得推遲。六月二十六日，中共政治局常委陳雲向全國端正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發表書面講話，強調「堅定地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八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社會黨第二次訪華代表團時，也強調「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些都是在開放政策上略為收縮時在政治和思想上所必然出現的現象，也說明中共當局仍要在理論上死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條。
但是馬列主義本身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在經濟上運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促使其發展的時候，在上層建築方面就不可能「純潔」，必須作出相適應的變化。而且事實也證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當不借重資本主義，也就是程度不同的「走資」，經濟上就不能得到成功，人民生活水平也難以提高。因此要借重資本主義，但又要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成為困擾中共高層的大問題。
由於要借重資本主義而帶來的資本主義思想污染，迫使鄧小平、陳雲在這次黨的代表會議上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企圖擺脫資本主義幽靈的困擾，這也是某種程度上走回頭路的先聲。
何不搬出陳獨秀
如果中共改革派對「向前看」、由自己創造出一套理論缺乏信心，而必須「向後看」從祖宗那裏搬出什麼主義或思想的話，那在當前為了發展經濟，而又要避免保守份子動不動搬出毛澤東思想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來干擾的話，最理想的不如搬出中共土產的祖師爺陳獨秀出來。
要客觀地對陳獨秀作出評價，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為陳獨秀平反，卻不是一件太難的事。關鍵在於過去被中共否定的陳獨秀主義，對現在中共光明正大的「走資」大有幫助；也只有陳獨秀主義，才能使中共進行改革時既不違反自己的理論，而又能走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死胡同。
陳獨秀是中共最早期和最有威望的領導人。在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李大釗則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而毛澤東是那個圖書館的小小辦事員。當時他們的工資分別為三百大洋、一百五十大洋，和八塊大洋；由此亦可知當時陳、李和毛澤東之間地位和影響的懸殊。中共建黨時雖有「南陳北李」之稱，但李大釗還差陳獨秀一截，遑論毛澤東。之所以以後大捧毛澤東，大貶陳獨秀，甚至也要把李大釗列為叛徒，無非是「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的伎倆而已。
中共不但在建黨問題上貶斥陳獨秀的功績，而且在以後的黨的歷史中，把他作為「反面教員」，把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間大革命的失敗歸咎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而把一九二七年後陳獨秀反對黨內的極左路線和共產國際的干預當作「取消主義」，至於抗戰時期，更是造謠說陳獨秀是漢奸。對「漢奸」問題中共已經為陳獨秀平反，將責任歸咎於康生。至於前兩個問題，陳獨秀至今仍未能恢復名譽。
所謂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
有關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由於革命的失敗，他作為中共的總書記是難辭其咎的。但如果了解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和聯共（蘇聯共產黨）的「兒子黨」，樣樣要聽命於它，則失敗的主要原因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陳獨秀錯在聽命於這些「指示」，而共產國際和黨內的其他要員都卑鄙地把錯誤往陳獨秀一個人身上推。
而其實，從理論上，陳獨秀認為大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倒是符合馬克思主要的觀點的，因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他認為當時革命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就是實現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但陳獨秀的這個觀點被認為是機會主義，於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土地革命時期就出現了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把資產階級作為主要的革命對象。
陳獨秀對自己的「機會主義」一直沒有認識，他也不會做假檢查，然後再翻案，而是一直堅持他認為的正確主張，因此使共產國際和黨內的極左派非常惱火，最後把他開除出黨。
那麼在大革命失敗後他的主張又是什麼呢？在《毛澤東選集》的附錄《關於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一段概括的評價﹕「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份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後的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
我們研究陳獨秀這一個時期的政治主張（具有代表性的是《關於中東路問題給中央的三封信》和《我們的政治意見》），其中對中國革命的分析自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例如對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缺乏足夠的認識，對富農也主張採取極左的打擊政策，但總的來說，他的觀點倒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觀點。反而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執行了極左路線，去消滅中國的資本主義。
至於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從純粹武裝鬥爭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若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他的這個理論並不新鮮，只是過去中國農民戰爭（例如黃巢、李自成、洪秀全）的翻版，只是加上馬克思主義的新包裝而已。從表面上看，似乎毛澤東的武裝革命確實是取得了勝利（如果沒有日本的入侵這個外來的因素使中共擺脫困境，這段歷史怎麼寫現在誰也無法知道），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政權；這條革命道路還被視為對馬列主義理論的新發展，但實際上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表面上的勝利，卻隱藏著未來的內部危機。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仍是一場農民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政權，而是農民的政權。這個新政權建立以後，打的是無產階級招牌，實際上是以農民來組成的「新階級」（特權階層），掌握著黨政大權。所以迫害知識份子、搞大躍進、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難得見到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就在中國出現了。而毛澤東革命理論中，真正社會主義部份大都被否定，正是說明他不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農民革命家（正如洪秀全是披著基督教外衣的農民革命家一樣）。
毛主義和陳主義
中共一直以來大事評擊陳獨秀給革命造成的損失和大吹毛澤東如何英明領導革命勝利，但如果我們對照一下陳獨秀對革命造成的損失和毛澤東在建國後對國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災難性浩劫，那麼陳獨秀的錯誤豈不是小巫見大巫？
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即在中國先發展資本主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沒有實踐的機會而被打成「反革命」和「匪幫」，如果有機會走這條路，中國人民是否一定會付出如同「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慘重的代價？看來大可不必。即使現在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取得勝利，亦不必付出死幾千萬人和幾億人民受難的代價。也許中國人民在「國民議會」的鬥爭中，經受民主政治的一次洗禮。
所以，對毛澤東和陳獨秀的評價，不能將歷史割裂看，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必須和他日後的災難性政策聯繫起來看；同樣，看陳獨秀的「取消主義」和走資，也不能只看那一歷史階段的得失，而必須顧及到其長遠影響。
當毛澤東思想已被證明給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帶來巨大破壞的時候，而中共一時又拿不出其他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則不妨搬出陳獨秀主義來應急。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描繪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實現的條件時，提到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的消失，也提到了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現出來，這實際上就是指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當今社會生產力要高度發展，非依賴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可，現在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中，才有類似馬克思所述的情況，也就是最接近共產主義的思想；反而是號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的國家，包括一些號稱民族主義的國家，和共產主義的要求有著相當大的距離。中共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對資本主義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甚至要利用資本主義，但是由於中共又拘泥於「四項基本原則」，以致不敢大膽打出資本主義的旗號，遂使改革顯得扭扭捏捏、搖搖擺擺。如果按照陳獨秀的主張，中國必須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的階段，則中共大可免掉理論上的尷尬，不但對發展經濟有好處，對推動上層建築的改革，例如搞「國民會議」的議會民主，發展民主、自由和法治，也大有裨益。
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者
陳獨秀有關議會民主的論述，不妨拿出來供中共當政者參考，如果不作為黨和國家的機密而敢於向全國公開，相信也必然得到群眾的擁護。
一九四○年陳獨秀在給連根的信中說﹕「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上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當作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無產階級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狹廣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今天有斯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跟著學話。現在你又拿這一空洞名詞做武器，來為希特勒攻打資產階級民主的英美。」
陳獨秀是在一九四二年病逝的，但就在這一年，他在《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中還說﹕「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專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陳獨秀的這些觀點，正是對中共建國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英明預見。如果中共建國後以陳獨秀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相信情況和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大有不同。
老框框如何面對新形勢
毛澤東逝世後，中共黨史的一批理論工作者相信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試圖逐步為陳獨秀恢復一些名譽，所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有關評論陳獨秀的文章空前的多。一九八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樹棣等人編的《陳獨秀評論選編》（上、下兩冊），收入了數十年間的六十多篇文章，但有相當部份是毛澤東死後人們對陳獨秀試圖給予新的評價。雖然這些新的評價中沒有對陳獨秀給予全新的評價，但在具體問題上已較以往客觀公正，例如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關於中東路問題給中央的三封信，過去被評為是他「走向反革命營壘」的「最後轉變」，現在則大部份予以肯定。但是也因為這些新嘗試，引起了保守份子的驚惶和不安，因此在「清除精神污染」時，也妄圖把這些對陳獨秀的新評價作為「精神污染」的表現進行打擊。
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曾給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評價，能否突破這個框框，對中共史學界是一個考驗，也關係到能否以新的理論來面對新的形勢。
當然，陳獨秀主義並不是萬能的，特別對經濟建設問題它幾乎是空白的。同其他主義一樣，人們主要是要抓住其精神和方向，至於眼前的路，還是需要自己去開闢，過度依賴古人，遵循教條，只能說明本身的懦弱無能。中共建國至今已三十六年了，在理論上、實踐上還沒有找到一條出路，未免使人慨嘆。
刊於《九十年代》1986年1月號
收入 凌鋒：《中共風雨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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