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则消息，有人把它解读为我国科学家已经攻克1纳米芯片。
关键不需要光刻机。
芯片问题上，我们主要在光刻机上被卡了脖子。
现在，据说脖子被卡住没关系，我们可以用肚脐呼吸。
武功秘籍上把这叫龟息大法，少林藏经阁里好像有。
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对，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一些网友欢呼惊天喜讯——
消息是好消息。
可惜，消息本身和欢呼有点错位。
有正常理解力的人都知道，"展示"和"生产"是两回事。
打个比方，饼画好了，什么时候可以吃不知道。
不用光刻机，我猜测，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实验室可以实现，但要进入商业量产，那就遥遥无期。
实验室做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现在实验室内制作高端制程芯片用的电子束刻机，可以做到2纳米、1纳米。
但电子束刻机目前是不能用来生产商业芯片的，因为没法满足大生产需要。
湖南大学这个成果其实是利用0. 65nm的涂层做成MoS2场效应晶体管，这并不是芯片本身。
而行业上真正需要的，必须要做成大规模芯片，那么，在平面维度上仍然需要高精度光刻机。
目前我国的光刻机最大精度是90nm，而国际上顶尖的荷兰ASML光刻机已经达到了5nm。
前几天我写文章批燕山大学李子丰教授，说他搞反相对论是民科。
现在我发现我批李子丰一个人可能错了。
民科，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民族情绪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盛产民科。
那时候郭老曾欢呼过："科学的春天来了。"
于是民间科学家如雨后春笋。
宣布各种重大科学突破的捷报频传，中科院应接不暇。
据说某科研机构每天都有好几批人来"踢馆"。
科学家们不胜其烦，就选了一名高中文化程度的保安，教了他25道数学题。
踢馆者来了，首先得过保安这一关。
结果无一人闯关成功。
关于民科有各种各样的定义，科学史学者田松为曾为民科专门制定了一个定义:
"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要我说，就两个字——"妄人"。
如果只是一、两个妄人，那是个人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如果批量产生妄人，那就是时代出了问题。
一个时代，但凡非理性主义抬头，民族狂热情绪抬头，就一定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出现。
义和团时期，刀枪不入、撒豆成兵这都不去说了。
追溯起来，当代民科的精神源头似乎和大跃进有关，如土法炼钢、高产卫星、赤脚医生治聋哑、大老粗搞科技、泥腿子学哲学等等。
在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年代，我们不信邪，一起皆可能。
鉴别民科看有无科学精神。
有科学并不意味着有科学精神，有科学家也并不意味着有科学精神。
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量子佛学之类，都有科学家加持。
哪些东西容易让我们丧失科学精神？
封闭、排外、自大（我们往往把自大当自信），容易让人变得愚昧、狂妄、无知，丧失理智和常识性判断。
一些可以讨论的东西变得不可讨论。
我很奇怪，为什么民科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总能和所谓正能量联系在一起。
我开始认为他们是坏，是用这来设局，做挡箭牌。
但后来我觉得可能内在有某些一致性。
民科在宣传反相论和宣传正能量的时候，应该是同样真诚的。
比如，民科都心心念念想着复兴祖上。
但我有时候想，我们复兴到哪个时期去？
凭良心讲，中华民族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今天这么阔过。
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走向未来文明。
但民科总喜欢和祖上的东西结合，量子力学和佛学结合，"夸克"和"太极"结合，"黑洞"就是道教中的"玄牝之门"，等等。
再比如工匠精神，挺好的事情，意思是做事要认真，精益求精。
但到了有些地方评出来的工匠，好多都是在做复古的事情。
提倡手工，反科技，然后又是祖上我最伟大。
只要把那些死去的技术全部复活了，就又全面领先，碾压一切。
现在热衷搞非遗，大都也出于这种心态。
全民族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和世界脱节的事情上去。
我打个比方，假如爱因斯坦是中国人，还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去推翻相对论吗？
想都不用想，反相对论者，一定会被判侮辱英雄烈士罪。
1922年4月，爱因斯坦在法国哲学会上讲："假如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成功的，德国人会宣称我是德国人，法国人会说我是个世界公民。假如我的理论被证明不对，法国人会说我是个德国佬，德国人则会宣布我是个犹太人。"
我们没有机会宣布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愿意称谁是世界公民，因为那意味着他投入了西方世界和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推翻它，证明这个东西不成立，这样才有民族自信。造不出光刻机，就想办法证明不需要光刻机。
想知道爱因斯坦对民科是什么态度吗？
——"很遗憾我没工夫跟一个半吊子纠缠不清。"
这话是他给一位牙医的信里说的。
1954年，一位叫G·乐博的牙医给爱因斯坦写信，声称他创立了一个更好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给他回信："以你对那个课题的肤浅知识，你竟然那么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不但奇怪，甚至是不正常。"
这位牙医具有科学妄人的一切勇气，他在爱因斯坦的信后面写了一句话：
"我才三十岁，学会低声下气需要时间。"
然后，他把信退还给了爱因斯坦。
再过几十年，这位牙医仍然是牙医。
他至死没能从蛀牙里找到新的相对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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