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戰下的佔領政策
中途轉換的「佔領政策」方針
「下山事件」──
確實是一個充滿謎團的事件。
但現在，除了零碎的細節之外，我已經得以大致闡明其全貌。
事件背後有三個主軸。想要守護龐大國鐵利益的人、想利用事件來反共的人，還有綜觀大局、想要操控一切的人，三者的利害關係一致。三個主軸的交匯點，恰好就是下山定則這個男人。所有都是命運所致，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還剩一個謎題，直到最後我都無法理解矢板玄生前說的那一句話：
「道奇計劃究竟是什麼？哈利．克恩打算做什麼──」
哈利．F．克恩（Harry F. Kern，一九一一─九六年）為前《新聞週刊》的駐外部長，也是日本ＡＣＪ（日本遊說團）的主導者，以格拉曼事件的幕後黑手聞名，並非什麼大人物。然而矢板玄卻暗示不論是岸信介擺脫戰犯追究、昭電疑獄事件，都有哈利．克恩在背後動作。
哈利．克恩究竟是何方神聖？要了解此事，必須先正確地理解「日本遊說組織」才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向麥克阿瑟下達日本佔領政策的方針。具體為「日本的大型產業機構、金融複合體完全解體計劃」，進行「日本經濟民主化」。對此，麥克阿瑟表示他已下定決心，「用民主主義和基督教讓日本人的觀念產生革命般的變化」。
ＦＥＣ（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簡稱ＦＥＣ，ＧＨＱ的最高機構）的一份機密文件「ＦＥＣ２３０」，具體呈現了杜魯門總統的佔領政策。這份文件是由對資本家抱有憤慨之情的美國左派、被稱作羅斯福新政支持者的菁英層撰寫。ＦＥＣ２３０中明言記載了財閥解體、解放農地、褫奪公職等，目的在於讓日本的產業經濟機構完全崩解。由麥克阿瑟和惠特尼、卡德斯等新政派掌權的ＧＳ，忠實地實踐了文件內容。其後，日本經濟就在ＦＥＣ２３０之名下，被拆解得體無完膚，政局也因共產勢力抬頭而愈顯混亂。
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場「實驗」。美國新政派把本國不可能實踐──在歐洲佔領諸國也會冒上甚大風險──的紙上政策，以亞洲的佔領國日本進行了一場「活體實驗」。
然而，新政派的舉動讓批評聲浪日漸高漲。首先，日本國內ＧＨＱ內部的極右派勢力Ｇ２（威洛比少將）開始反彈，而後發展成ＧＨＱ內ＧＳ和Ｇ２的對抗。
美國國內的親日派也站了出來。這些親日派是由二戰前擔任駐日大使的約瑟夫．C．格魯（Joseph Clark Grew，一八八○─一九六五年）、J．F．杜勒斯等國務院保守派為中心，其中格魯從戰前就在日本握有廣大的財政界人脈，並以「成為反共堡壘」為由，大力支持日本佔領滿州，戰後身為國務院的領導者，也不斷提倡維持日本天皇制。
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新聞週刊》等保守派媒體，便成為親日派─格魯派─的代言人，在美國輿論點起論戰之火。其中位於光譜最右端的是從戰前就公然支持法西斯主義的「新聞週刊」。二戰後，新聞週刊東京分局長康普頓．帕肯漢（Compton Packenham，一八九三─一九五七年）公開表示自己為右派人士，並和同為右派的同事、駐外部長哈利．F．克恩聯手，不斷攻擊新政派佔領日本時進行的種種惡行惡狀，這是當時新聞週刊的一大活動。作為此攻擊活動的第一波報導，克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號的《新聞週刊》刊載了名為「消滅日本人的背後──美軍內部的對立」的報導：
遭褫奪公職的財界人士，都是日本最活躍、最有能力、最有教養的國際人集團。（中略）這些迫害，都只是在幫助日本的極左派、總是在一旁虎視眈眈的俄國人等這些支持殘酷殺戮滅絕的人。（中略）這些消滅日本人的方針，是軍政府（註：指ＧＳ）要求麥克阿瑟照做，卻有損「美國的資本主義原則」。（《沒有軍隊的佔領》）
當時美國專為資本家辯護的律師詹姆士．L．考夫曼（一八八六─一九六八年），也是親日派的一員。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造訪日本時，得知FEC230文件的存在，並對其內容大感震驚。
在今天以前，我認為佔領的目的是要讓被佔領國解除國家武裝、恢復秩序，並在簽訂和平條約前防衛保障其財產。在解除武裝方面，我認為只要被征服的國家實際上解除武力，就算完成。然而日本的解除武裝，卻包含要完全改變人民的觀念（The complete reformation of the nation's ideology）。達到此目的的方法之一（略），便是設定了一個在世界各國都絕對找不到前例的經濟學說。雖說那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學說，但也遠遠超出這個國家（美國）可以接受的偏左學說。（《新聞週刊 太平洋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號）
新聞週刊本來就是美國資本家們主導的媒體。考夫曼的論調中也不難看出這是從戰前就開始投資日本的資本家，為了追求利益所提出的真意。換言之，以佔領國而言，他認為在日本完成解除武裝後，「不該弱化他們的經濟」。週刊新聞以頭條報導了考夫曼的這份報告，哈利．克恩也揭露了「FEC230」的文件內容。
於是，在新聞週刊這一波輿論操作下，美國國內掀起了反新政派的聲浪。在此背景下，格魯派便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哈利．克恩為領袖，在紐約設立了「ＡＣＪ」，之後被稱作「一手打造了日本政治與經濟」的「日本遊說團」正式成立，而首任ＣＩＡ局長艾倫．杜勒斯就是其強而有力的後援者。
有了ＡＣＪ這個靠山，哈利．克恩的活動更加活躍。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五月，「二一總罷工」在麥克阿瑟的壓制下中止，日本首屆社會黨政權片山哲內閣聯合政府成立，據說此時正是克恩在二戰後首次正式訪日的日子。之後克恩不斷頻繁造訪日本，和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白洲次郎、澤田廉三等人都建立起交情，擴展日方的日本遊說團支持者。克恩更批判麥克阿瑟和ＧＳ，而且雖然他和Ｇ２的目的一為經濟、一為軍事，但在反共、反ＧＳ上利害關係一致，因此也很快就和威洛比少將打好關係。
昭電疑獄中的吉田與克恩
在日本，發生了一件讓ＧＳ（新政派）和Ｇ２（保守派）兩者勢力版圖開始翻轉的事件，就是前述的「昭電疑獄事件」。
昭和二十三（一九四八）年八月，事件因ＧＳ次長查爾斯．卡德斯大佐和鳥尾夫人的婚外情引爆。有人匿名投書指「有將校把進駐軍物資都拿去給日本的婦人了」，於是內務省調查局長久山秀雄派警方進行內部偵查，過程中發現了牽扯到「復興金融金庫」（昭和二十二年設立的政府資金）的大型賄賂貪汙案。最後，警方共逮捕了昭和電工社長日野原節三、民主黨總裁蘆田均總理、社會黨西尾末廣副總理等六十四人，蘆田內閣也被迫總辭下台。
當時擔任國警長官的齋藤昇在著作《回想十年》中寫下：
也就是說，ＧＨＱ民政局的某位大佐，當時在局內握有呼風喚雨的權力，站在左右日本佔領政策方針的核心。但他的政策卻非常左派，更有人批判他根本就是共產主義者。於是吉田內閣要人S，靠著自己在ＧＨＱ的Ｇ２廣闊的人脈，與Ｇ２聯手，計劃把這位大佐趕出日本。為達到此目的，他們需要掌握大佐的不良行為，作為把他趕出日本的素材，於是S拜託久山讓警視廳進行調查。當時早有傳言指出大佐和日本的某位夫人（註：鳥尾夫人）過於親密。
文中的「某位大佐」就是ＧＳ的卡德斯，「吉田內閣要人Ｓ」，則是與日本遊說團核心人物齋藤昇同為佳能宅邸常客的白洲次郎。而這也是吉田茂所謂「絕不對ＧＨＱ言聽計從」的強項。
問題在於媒體報導。當時一般報紙在刊載報導前需要先通過ＧＳ的審查，這樣的情況下，ＧＳ絕不會允許媒體報導卡德斯的醜聞。他們想到的方法是先利用反新政派的日本駐在記者，透過INS、AP、UP等通信社傳送電報回美國，由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日本遊說團派系的報社率先報導，之後日本再轉發這則外電。
矢板玄曾暗示，在Ｇ２與吉田內閣的這個計謀背後，哈利．克恩也有所動作。的確克恩在一九四八年時，曾多次暗地來往美國與日本之間，合理判斷他就是為了「昭電疑獄事件」才不斷訪日。不讓週刊新聞率先報導此一醜聞，而是利用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進行報導，也是十分符合克恩作風的手法。就像後來的格拉曼事件中，克恩也絕不會站在聚光燈照射的舞台上。
克恩本人其實也曾證實過自己清楚掌握昭電疑獄事件的內幕：
吉田去調查了卡德斯的女性關係，並命人拍下證據的照片。」（春名幹男《祕密檔案》）
換言之，克恩稱警察之所以對卡德斯進行內部偵查，既不是因為白洲次郎下令、也不是聽從Ｇ２威洛比的指示，而是下任政權領導人吉田茂本人下達的命令──
昭電疑獄事件曝光後，ＧＳ在ＧＨＱ內頓失向心力，佔領政策也從接受左派大幅轉換為經濟至上。隔年一九四九年一月第三次吉田內閣成立，情勢也照著吉田茂安排的走向發展，卡德斯就此失勢，並在下山事件發生前二個月的五月三日退伍，返回美國。自此，ＧＨＱ內部極右派的Ｇ２威洛比少將就成為掌握佔領政策實權的領導者了。
松本清張在著作《日本的黑霧》中舉出，ＧＳ和Ｇ２的爭執也是促成下山事件的原因之一。然而，事件發生時雙方勝負已分，ＧＳ的實質領導者卡德斯也已不在日本，少了卡德斯，ＧＳ中也沒有人敢挺身對抗威洛比了──
「一美金換三六○日圓」的意義
昭和二十四（一九四九）年春季，日本在聯軍佔領下，面臨了戲劇性的經濟政策重大轉機。首先是二月，底特律的銀行家約瑟夫．道奇擔任公使，和肯尼斯．羅亞爾（Kenneth Claiborne Royall）陸軍長官一同造訪日本。隨後在四月十五日，就發表了被稱為「解決通貨膨脹的最強猛藥」的終極經濟政策「道奇計劃」。
道奇計劃的主軸「經濟九原則」，其中一項為「一美元＝三六○日圓」的「單一固定匯率」。這是道奇無視日方提出的主張，強硬設定的規則。道奇計劃至今常被誤認為沿襲了FEC230文件的新政派經濟政策，但其實道奇遵循的是格魯派的日本遊說團、是哈利．克恩。
這樣想來，道奇計劃的真正目的就顯而易見了。為什麼要設定一美元＝三六○日圓呢？二戰前、戰爭時期，日幣與外幣的換匯是不存在的，濱口雄幸內閣時期（一九二九年）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回歸金本位制）時，一美元＝約二日圓；以此類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一九四○年為一美金＝約五日圓。單純計算下，道奇計劃的匯率設定，與戰前匯率差了一八○倍至七十二倍左右，日幣大幅貶值。
日本遊說團雖是知日派，但同時也是為了讓美國資本家能在日本獲得優越投資利益而創立的組織。設定一美元＝三六○日圓的固定匯率，美國資本家就能以七十二分之一的投資價格收購日本的各種企業、設施。說得再極端一點，要買下國鐵也不無可能。再者，若日後佔領結束，日幣勢必上漲，到時美國的投資家又可以再賺進天文數字般的龐大利益。
道奇設置了「美國援助物資回扣資金」窗口（將美國援助物資產生的利益用來充當民間工業借款之資金），作為讓美國資金導入日本的機制之一。昭和二十六（一九五一）年，這些資金交由ＪＤＢ（日本開發銀行）管理，作為產業復興資金；該銀行的行長為帝人事件（戰前帝國人絹發生的惡意股票收購事件）之被告小林中，也是白洲次郎的人脈。此外，日本遊說團又在日本設置了官方機構ＦＩＣ（外資導入懇談會），讓海外──主要為美國──能以優勢立場進行投資，會長一樣又是白洲的友人、直屬舊財閥的木內信胤。木內同時兼任外幣匯率管理委員會委員長，保障過往的對外債務，同時也減輕外資的課稅，便宜美國的投資家。
於此，美國資本投資日本的時機成熟了。若以美國投資家的立場來看，企業、公共事業透過大量裁員來達到成本精簡化，又能得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日本作為「遠東的工廠．軍事基地」
道奇計劃的實施讓日本經濟面臨重大的轉換期。不過另一方面，ＧＨＱ的佔領政策還有一項難題。在東西冷戰的緊張情勢下，佔領時期終會結束，該如何事先準備、面對？中國的共產軍勢力日漸壯大、親美派的蔣介石軍敗逃台灣，昭和二十四（一九四九）年九月，俄羅斯國營通訊社俄塔社報導蘇聯的核武實驗成功，接著昭和二十五（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軍隊跨越三十八度線攻打韓國，韓戰爆發。
「讓日本成為反共的堡壘──」
麥克阿瑟的這一句話，倒是很精準地說明了當時日本面臨的局勢。再加上杜魯門曾說日本是「遠東的工廠」，也是預想中與蘇聯、中國、韓戰作戰時的「遠東軍事基地」。
昭和二十二（一九四七）年七月，麥克阿瑟已經明言表示「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並結束佔領的時期到來」。幾乎同一時間，杜魯門開始著手擬訂和平條約內容。然而佔領時間延長，其實是日本的問題。當時社會黨提出「全面談和」政策，主張和包括蘇聯在內的東西雙方全面談和，而吉田茂則完全遵循美國的孤立主義，主張僅與西方自由國家「單獨談和」，雙方僵持不下，時間不斷流逝。
「全面談和」和「單獨談和」的根本差異在於日本「是不是要承認蘇聯政權之權利」。若簽署全面談和，現實上日本極有可能在德國、南北韓之前走向南北分裂的道路。
然而，韓戰爆發後，日本國內的談和爭論瞬間全統一為「單獨談和」了。杜魯門總統派遣來日的談和特使杜勒斯國務長更明言「條約草案將由美國單獨擬定」，加快了結束佔領的腳步。
過程中，美軍駐留問題一直到最後都還是無解難題。結束佔領後，日本也必須繼續擔任「反共堡壘」，但日本再武裝的可能早已被「吉田主義」徹底否定。然而，一般的和平條約並不允許美軍在結束佔領後繼續在日本保有軍事基地、駐留軍隊。最後是吉田茂的一番話，為這個難題指出了解決的方向。
「日本政府希望盡早簽訂和平條約。和平條約簽署後，也還是需要美國駐留軍隊在日本。若美國難以啟齒這樣的要求，那就由日本主動要求美軍駐留。」
這是昭和二十五（一九五○）年四月，日本特使池田勇人大藏大臣前往華盛頓時，對道奇公使轉述的內容，當然是轉述吉田茂的話，此時白洲次郎也是前往華盛頓的特使團成員。之後這番話被記載至官方文件中，成為「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署的契機，也影響了昭和二十六（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的「舊金山和平條約」（日本單獨談和條約與日美安保條約同時簽訂）。
下山事件就是在這般日美談和爭論的漩渦中發生。昭和二十四（一九四九）年七月當時，不論是單獨談和還是日美安保，都還沒有任何具體化的發展。此情況下，美國國防部是如何看待日本作為「反共堡壘」的意義？攤開遠東的地圖，就會一目瞭然。
日本作為冷戰下的前線運輸基地──
在遠東這小小的島國上設置軍事基地，不僅能在事發時確保戰局優勢，對共產勢力也能有決定性的制衡力。前線運輸基地指的是機場、軍港，以及陸路運輸的主軸「國鐵」。對軍隊來說，不論和平條約的內容為何、不論佔領是否結束，運輸基地的「權利」都必須永續經營、確保在手上才行──
日本遊說團在日美安保背後動用了莫大的影響力。其後，以哈利．克恩為中心的日本遊說團利用道奇計劃，引導日本財政界照著其理想方針前進。韓戰時期，日本成為便宜又高效率的遠東工廠；昭和二十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規劃的「財閥重組計劃」在四年後也確實執行，三菱財閥率先在昭和二十六（一九五一）年七月完成實質重組。美國對復興的財閥投入了龐大的資本與技術，讓日本經濟得以加速成長。
一九五○年代後，日本遊說團的實質任務雖然已經結束，哈利．克恩卻還是擔任日本財政界的操盤手，積極活動。克恩把ＣＩＡ的資金提供給日本右派組織與自民黨，並協助成立被稱為戰後最右翼的岸信介內閣（第一次岸內閣，昭和三十二年），主導了六○年安保法的締結。其弟佐藤榮作也在昭和三十九（一九六四）年當上首相，著手展開日本遊說團最初計劃的日本軍事強化政策。
作者一九五七年出生於東京，日本大學藝術學系退學。曾參加八六年、八八年的巴黎達卡拉力賽，也會前往國外秘境行釣，喜愛戶外運動。二○○六年以本書獲得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與日本冒險小說協會大獎之評論．寫實記錄部門獎。○七年以《TENGU》（祥傳社）獲得大藪春彥獎。另有著作《KAPPA》、《日本怪魚傳》、《DANCER》等。
書名：《下山事件──最後的證言》
作者：柴田哲孝（Shibata, Tetsutaka）
出版社：凌宇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