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南華早報記者問我：看到香港這一年發生的一切，以及支聯會的燭光有可能不可再辦，很多支聯會的委員（何俊仁、 李卓人、 蔡耀昌等）都相繼因其他事入獄，你情感上有何感受？我說：香港人民做了他们能做的所有努力，而不能挽回淪陷於中共专制的结局，有国际上不可抗拒的因素，我非常难过，其程度与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终于被坦克机枪所镇压一样令我心痛；黎智英英勇不屈，慷慨入狱，我感佩而难过，但是泰山压顶之际，人民必须有英雄带领他们抗争，几千年都是如此，今日香港也不会例外，到今天为止，港人的抗争都是可歌可泣的，我深受感动，相信大陆人民也深受鼓舞，这股精神力量对大陆的政局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拭目以待。答复了這些，心情仍難平復，便找出「燭光」這段文字來，貼在這裡。】
1989年8月31日，午夜。
香港水域。龍鼓灘。
「跳下去！」
「……？」
「只能送到這裡。你們往前走，走過去就是岸。跳！」
我們三人驚恐地跳下快艇。水沒膝蓋，是淺水區了。
那快艇在身後吼叫著，急打個彎「嗖」地開走了。
……寂靜、海水的反光、四周黑黢黢的礁石。
我們涉水幾十步就登岸。沙灘空無一人，那個瘮人啊。
那夜好像沒有月光。
突然，前方一束強光射來。
我們在驚悸中，聽得那邊高聲在喊：
「慢慢往這邊走過來！」
此時方可定睛看到，前方沙灘上一輛小轎車停著，前燈大亮，直射過來。
走近，見後面兩側車門開著，我們三人魚貫入座。
那車徐徐開動。大家默然無聲。
無聲地任沙灘、灰暗的海天，漸漸後退。
也是無聲地，車子駛出暗夜，駛出沉睡的郊野；
又駛進街燈迷濛的城廓，駛進未眠的不夜城；
駛進星閃的霓虹燈光暈中，駛進酣睡的氣息中；
我身上的細胞觸覺，也在這無聲行駛中漸漸甦醒過來；
而大腦依舊是麻木的，只感覺前座有兩個人影……。
車子在一棟樓前停下。我們下車被領進去。
一間房裡，屋頂很低，一個瘦瘦的穿黑衫的漢子等在那裡——他就是江湖上稱「六哥」的陳達鉦。
很多年後他告訴我：
「我救出你的時候，你都快瘋了。」
「黄雀行动」营救了我，二十四年后我写《寂寞的德拉瓦湾》，才第一次写出当年的细节。然而从龙鼓滩上岸那一刻开始，我就视香港人为我的救命恩人，我虽再也不能踏上港岛，但是那里的一盞燭光，永遠亮在我心裡；那裡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便会吸引我的神经。2016年6月3日，我對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中央社記者張淑伶說：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紀念晚會，是我心中最溫馨的燭光。」
她就香港青年對紀念六四出現歧見而採訪我，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一如往常舉行燭光紀念晚會，但是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今年決定不參加晚會，改為自行在校內舉辦「六四學運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非大陸民主建設。
我說我完全可以理解，而傳遞有關六四的記憶，本該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同時我認為，香港人出現「香港主體性」非常好：
「香港學生想跟中共或中國切割，必須找到有效的議題才能讓聲音變大，六四成了議題之一，但是這並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價值，更不是贊成六四屠殺。所謂香港主體性，在政治訴求上可能是與中共分離或不分離，並不意味一定是『港獨』。」
兩岸三地愈來愈多199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的認識模糊，情感漸漸淡薄。我覺得，時間是記憶的殺手，不能要求別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們這些依然要紀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決的人的努力，把記憶傳遞下去。我們沒有想到這會是一輩子的流亡，回不了家，這就是我們的命，中國人的命。每年六四這一天我一定會參加一個紀念活動，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今年美東時間4日晚上將在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館前，全美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舉辦抗議活動，我會參加。」
我知道有一個人，一直逃不開「六四」、逃不出那個廣場。我在龍鼓灘上岸後，負責營救行動的朱耀明牧師，把我藏在一對年輕夫婦的公寓裡，女主人也是剛從天安門廣場逃回來的，夜夜從夢中哭醒。
她叫蔡淑芳，星島日報記者，她再也回不到往昔的人生，很多年一直在流浪，直到眼下這個四月裡，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
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就是一个。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乾乾净净了，於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
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
「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
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
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
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
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
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於再一次枪杀她！
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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