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黄丽玲 台北 - 全球新闻界将于本周一(5月3日)共同庆祝由联合国所创建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30周年的主题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information as public good)"。但在中国，不管是本国籍或外国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说，今年的主题和此一纪念日的本身让人充满"羞愧和难堪"，特别是，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新闻和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有关系"。他说，让中国人评论这个纪念日太让人"羞愧和难堪"！
位于北京的他说，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紧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他和多位同期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即便他们都可以透过VPN(虚拟私人网路)翻墙、浏览推特或脸书等社群媒体，但他说，他们鲜少留言或公开评论敏感议题和时事。
他还说，过去这六、七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少数几位曾坚持深度报道或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却是警察的骚扰或拘捕，这样的寒蝉效应让很多人却步或选择"闭嘴"。
他说，中国新闻圈曾呼吁出台"新闻法"，来保护新闻记者，但多年来，官方不曾作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会让官方难堪。他也说，现在中国新闻圈"万籁俱寂"的发展反而是官方所乐见的，因为，没有了媒体监督，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会被问责。
真正的新闻已死
对于现行的中国报刊，他说，他也多年不曾仔细阅读了，因为他认为，"那些根本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
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说，他对中国新闻环境的前景非常悲观。因此，他呼吁年轻一辈，特别是对新闻工作仍怀抱理想的学子，若有机会，应该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否则继续留在中国的新闻圈，恐怕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
而致力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对中国做出相当负面的评价，称其为全世界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近年来发动"大外宣"来改变其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将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只为一党之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爱国者新闻"。
新闻业的最大敌人
艾玮昂说:"就中国而言，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中共政权不仅打压自己的人民，过去十年来，新闻和资讯自由更是遭逢严重的倒退。"
艾玮昂表示，中国透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且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和言论空间来进行言论的渗透，包括不实言论和假信息的传播。他说，这已经对民主国家和其开放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冲击，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对中国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其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严守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对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做出合理的限制或制裁。
继英国于2月初，以违反广播规定，撤销官媒中国环球电视(CGTN)在英国的播放牌照后，德国也跟进停播。艾玮昂称，英国和德国的停播决定都是依法有据，且具正当性，和中国报复性地禁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 News）不可相提并论。
改善前景不明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于四月底所发布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国的排行中，中国排行第177名，也就是倒数第四名。虽然名次没有变动，但艾玮昂说，中国的新闻环境在过去一年史无前例地恶化，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前景。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超过120名记者入狱，其中多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挺身犯险前往疫区，揭露疫情真相的数位公民记者，包括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不是被失踪，就是被关押。其中曾在上海执业的前律师张展去年底更是遭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重判四年刑期。
艾玮昂说，中国也对外国籍新闻工作者极度不友善，在过去一年内，史无前例地驱逐了总计18位的外国籍新闻记者，包括前BBC驻北京特派沙磊(John Sudworth)。
郑理现(Tony Cheng)为华裔英国籍人士，于2011-2020年间担任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驻泰国曼谷的特约记者，为其旗下的英语频道(即旧称央视英语频道)供稿。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原出身BBC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English ) 等国际媒体的他曾满腔热情地想要贡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提升环球电视的品质。
他说，最初几年在环球电视的工作氛围还算开放，而且该频道也投入相当多的经费和资源来提升品质，让他一度相信，假以时日，环球电视频道的品质会随之进化和成熟。但后几年，受限于主事者的政治接受度，他看到，频道进步的空间有限，对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任，而且编辑也开始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供稿内容，这让他有了去职的念头。
紧身衣越束越紧
郑理现说："环球电视给过我许多机会，经常派遣我前往中东多处采访，我也做出许多让我引以为傲的报道。但是过去四年间，我感到编审的言论控制越来越紧缩。随着一带一路政策出台，忽然间，这么说吧，东南亚国家的报道动辄就成为敏感议题。有一些议题，他们根本不想讨论。"
例如，在报导柬埔寨时，他被要求避免提及红色高棉政权，一度引发了他和编辑台的激烈对话。郑理现说，他看到的最大问题是，编辑台开始有意地避谈很多区域发生的大事，例如缅甸境内对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种族屠杀、人权议题、泰国的王室和社会动荡、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国的发展、以及香港议题等。最近两年，他说，环球电视身上的"紧身衣束得越来越紧。"
作为华裔身份，郑理现说，他乐见环球电视做出一流水准的国际新闻，提供给中国观众基于事实真相但又吸引人的报道。但渐渐地他了解到，中国官媒要的还是听话的、不挑战威权的记者。
郑理现对遭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 罪名起诉的环球电视澳籍华裔主播成蕾尤其寄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让人相当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如成蕾等华裔人士恣意妄为，剥夺她的许多基本法律权益，"仿佛她是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财产。"
对英国禁播环球电视的决定，郑理现表示认同。他说，西方国家本就该对环球电视的报道品质、财务经营结构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标准，如果有任何违法之处，环球电视当然就得接受惩罚。
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环球电视的两位新闻联络人，希望取得相关回应，但截至截稿前，未获回应。美国之音也以电邮致函中国传媒大学的12位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希望听取他们对中国新闻环境的看法，但电邮多半被退回，其余则未获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新闻系教授则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大外宣的威胁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分析，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全世界新闻自由所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境内的政权或企业财团，更多是来自国界之外，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地缘政经力量崛起的威权大国。
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散播的虚假宣传运动是建立在其大外宣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威权控制媒体的外溢效果。
他说，中国以党领政、又以政领媒，要求媒体在国内要姓党、为共产党服务，而非为公众利益服务。现在，透过官媒党媒以及中国网路三巨头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对外扩张，中国政府得以把内部对媒体的控制延伸至国界之外，不管是透过并购当地媒体(所谓的"借船出海"策略)，还是对当地媒体提供广告费或以中国市场为诱因，对当地媒体威胁利诱，来找到更多的境外媒体协力者，以协助中国渗透民主和开放的社会，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黄兆年说："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进不到中国。"
针对这样的不对称发展，黄兆年说，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针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息做合理、谨慎的管理。他说，管理的层面有三，包括，一、政府跨部会严格审查中资对媒体的投资，除了新闻专业的监管外，国安也是审查的标准之一。二、对于合法入境的媒体则要求其透明化，例如，向阅听大众公开揭露那些为外国政府或政权代理人的媒体，让选择权回归给大众。三、对于社群媒体课以标示或纠举虚假信息的责任。
黄兆年说，他非常认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他说，信息不仅是公共财，学界更将其视为"协调财(coordination good)"， 也就是促进协调的产品。他说，因为正确的信息有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沟通和协调，据以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于促进集体行动。但中国不想给公民社会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也不乐见社会出现集体行动，因此，除了打压新闻自由外，也在境内外打压这样的信息协调财。
他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带来负面影响。黄兆年说："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和公共财，现在往外扩张。不只吃掉国内的公共财、协调财，它开始吃掉世界各地的公共财、协调财。那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的扩张，这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脉络里，威权跟民主的竞争，这会让民主岌岌可危、让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附：
世界新闻自由日：制度透明有效打假 台湾成新闻自由典范
5月3日各国迎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亚洲地区日益紧缩的新闻环境不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因疫情的缘故使包括中共当局在内的威权政府更有借口扩权来限制新闻自由。评论人士指出，尽管如此，受到中共当局虚假信息攻击的台湾却因朝野的通力合作，在亚洲地区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不仅如此，它还向逃离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开放，堪称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楷模。
联合国1993年将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近年来，亚太地区非民主国家以疫情为由打压新闻自由的情形愈发严重。
台湾被誉为亚洲新闻自由典范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中指出，自由指数最高的前3名都在北欧。台湾名列第43，仅次于韩国，位居亚洲第2。中国则在18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
评论人士说，近年来，中共动用新科技和网军等各种手段，不仅在国内将网络审查、监控、社群内宣发展至前所未见的规模，还把新闻审查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伸向全球，其中与中国大陆语言文化共通性最高的台湾是遭受中国虚假信息渗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尽管如此，台湾被赞誉在亚太地区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2017年，RSF在台北设立亚洲第一个总部时说：“选择台湾不仅考虑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易于行政管理，还因为台湾在我们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是亚洲最好的。”RSF指出，亚太地区的威权政权利用疫情以极权方式控制信息，手法也变得更完善，而该地区少数真民主国家的行为显示，新闻自由是对抗造假信息的最佳良方。
RSF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事实上，东亚地区真正的民主政体很少，因此台湾不只是新闻自由的典范，也是对抗中国操控新闻自由的最佳代表。RSF在东亚设立外媒总部时也考虑过日本、韩国、蒙古以及香港，但由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北京干预，媒体总部必须要有完整的法治保护。所以，语言与文化上最接近中国的台湾成为最佳选择。”
台湾对逃离中国记者持欢迎态度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埃莉诺·奥尔科特（Eleanor Olcott）本月报道说，大批记者从中国逃离至台湾，成为提高台湾知名度并获得国际支持的好机会。她表示，许多记者因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以及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不当，而在中国境内遭受困扰，甚至受到威胁，他们纷纷逃至享有新闻自由的台湾。英国广播公司驻中国北京的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就是一例。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于今年3月31日在推特（Twitter）表示：“非常欢迎来到台湾，相信待在我们这个自由民主国家，能自在地继续重要工作，包括揭露那些当权者试图向世界隐瞒的故事。”
对此，艾玮昂说：“我们正在要求台湾政府为国际媒体提供更好的的环境与服务，让他们能安定地在台湾工作。以台湾在地理上邻近中国、对中国情形熟悉的特点和高度的新闻自由度，我们相信未来台湾会是对国际媒体与NGO一个很理想的据点。”
防疫成就反映台湾的新闻自由
RSF今年特别点出至少有10个国家以防疫由借口，进行言论审查和政治宣传，阻碍新闻与信息自由。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没有藉疫情趁机扩张政府权力，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显了其新闻自由度。
台湾“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执行长邱家宜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防疫上的成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证。这是因为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自由的，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之前有人在讲说，你是不是有隐匿确诊或死亡数字? 但只要生活在台湾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因为政府只要做这种事情，马上就会有人去踢爆，它绝对不可能隐瞒住。”
她表示，台湾的表现证明，民主的社会与机制，透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整个社会有效的沟通，完全可以做到成功防疫。
另外，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与官方社群在防疫信息的传播上也发挥了作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王泰俐告诉美国之音：“只要(疫情)有比较重要的变化，就会开记者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学到了怎么用社交媒体与民众沟通。我们会发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有很多小编，他们会做很多图片直接传给民众，让民众转发。”
政府民间合力对付虚假信息
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洋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中国在台湾大选与新冠病毒爆发后，不断地以“民主是失败的”的基调散播各种虚假信息，企图造成台湾社会的分化，最近更出现“在地化”的传播模式，在台湾的社群媒体上利用台湾人大量释放对中国有利的虚假信息。对此，台湾采取了政府与民间分工的方式加以应对。
沈伯洋说：“政府已经告诉大家，这个假消息现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在运作的很多都是公民团体。因为公民团体有很多个，大家就会去找自己信任的公民团体来辟谣，所以反而是比较去中心化的作法。这个做法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台湾的一个优势，因为比较不容易落入像是政府要辟谣的窠臼。”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宗弘指出，从2018年至2019年间台湾是全球遭受虚假信息攻击最多的地方，但是，自去年起开始情况有所缓解。例如，对疫情散播假信息者可依法处罚，以及因通过反渗透相关的国安法令，通过调查可达到吓阻效果。
不过他提醒，只要碰到选举，虚假信息的渗透就会卷土重来。他说：“当然选举结束后很快地就会发现，这些讯息的源头，也就是产制者很快就消失了，很显然是有境外势力资助，才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假讯息信息战。这也是未来可能要面对信息攻击时，台湾社会要注意的。因为它一定是跟选举连动，比如公投或是地方选举一起来，会跟这些周期产生连动，它的攻击时机点是特定的。”
评论人士说，民主社会必然面临选举，而政党政治也造成台湾的媒体在公正、客观上的问题。
体制结构尚有改善空间
台湾“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执行长邱家宜表示，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媒体呈现百发齐放的情形，但在民间资本投入，商业经营模式进入媒体之后，逐渐让媒体的底层结构产生问题。由于市场竞争，媒体在资本上倾向集团化，又因民主政治的特点，使得媒体在政治态度上呈现党派化趋势。
她说：“当然党派化也可以说是多元的一种，但党派化的多元有一个隐忧，即两极化的问题。所以，台湾现在的媒体是有两极化的问题，就是非蓝即绿，似乎很难有所谓公正、客观、比较没有偏见的媒体在政治上的态度。”邱家宜认为，这两点成为红色力量渗透的破口，同时给台湾的民主基石造成最大的破坏。
去年11月，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以多次违规为由，通过决议驳回了中天新闻台换照申请，成为台湾有线电视时代以来的首例。而后中天原来的频道换成公共广播媒体，引起许多讨论。委员会议认定，中天新闻的内控与自律机制失灵，有害内部新闻自主。
王泰俐说：“换照没有通过之后，4个月内又由公广集团接替其频道的位置。支持公广集团的人认为,这是改善台湾不要再那么走向两极化，认为所谓的公广集团是没有颜色，没有聚合性的问题，是属于一个全民的新闻电视频道，或许可以改善台湾的新闻质量。”
艾玮昂认为，改善媒体环境是台湾民主的最后一里路：“大部分台湾媒体属于大财团，而财团对新闻的选择握有主导权，这会造成商业利益影响，产生更多刺激耸动性议题的需求，使媒体质量降低。”
RSF与许多国际媒体，都期待台湾政府能在法令与执行上约束媒体所有者，让新闻能更公平、公正的为大众服务。艾玮昂深信台湾有潜力进入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最高的前20名。不过，他强调，台湾应渐渐做到媒体完全独立，并更积极地邀请国际媒体与NGO进驻，让国际社会更有机会认识到，台湾的进步不亚于香港或其它亚太先进国家，是一个能提供高度自由与法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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