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島的柴灣道，人稱長命斜，走上去要一點毅力韌力，陳日君就住在長命斜的山坡上。
這裡屹立著一幢舊建築，是慈幼會的修院。「這裡本來有兩間小屋，後來要培訓傳教士，他們要來讀書，便拆掉細的一間擴建，上面寫著 1932 年，跟我一樣。」陳日君指著屋頂上的年份說。
89 年歷史的修院，正與陳日君同齡。73 年前，他由上海來香港，信仰上，這是天主的安排，也像是歷史的必然。
陳日君（右一）排行第 6，是家中第一個兒子。圖為陳日君的弟弟（左一）、姊姊（左二）及母親。（受訪者提供相片）
陳日君出生於上海一個天主教家庭，1944 年他加入上海的慈幼會備修院，完成相等於四年的中學課程後，根據修會規定，要接受一年「初學」，用一年時間去思考是否奉獻終身，投入修會團體當神父。
初學院遠在香港。
陳日君記得，當時大家都很窮，沒有錢買船票，慈幼會的神父想盡辦法，因為修士是外國人，聯絡上一艘剛要從上海來香港的軍艦，陳日君和另外 9 位修生便坐上「順風船」，三天兩夜來到維多利亞港。香港給他的第一印象是很開放很自由，乘小艇便可以上岸，沒有移民局，也沒有身份證這回事。
1932 年的香港慈幼會修院。
一別上海，後會無期
那是 1948 年，陳日君 16 歲。
少年飄洋過海來讀書，他和很多外省人一樣，當年以為自己只是香港的過客，怎料與家人一別，後會無期。
「我們本來以為初學之後要讀三年哲學，讀完哲學便回上海……那年我們來了，共產黨未到北京，他們 1949 年才掌權，所以我不是逃走的，不過來到香港之後便回不去了。」
歷史轉折，香港成為陳日君的第二故鄉。
有次記者問他：你如果不做人，想做什麼動物？他回答說想做雀仔，「可以飛，自由地飛便最開心。」說罷，他又補上一句：「有些人為何一定要控制我們？他控制便開心。」
自由，一直是他捍衛的價值。
五、六十年代，連場政治運動，中國陷入封閉與落後，香港則被中共視為與世界保持聯繫的窗口。身處香港，陳日君幸免衝擊，也在這個時候，他被修會安排出外深造。1955 年他遠赴羅馬攻讀哲學及神學，1961 年在都靈晉鐸成為神父。陳日君說在意大利九年，得到了很好的培育，教會內有很多思想交流和討論，他學懂了很多寶貴的價值。
陳日君（下排右一） 1955 年到羅馬攻讀哲學及神學。（受訪者提供相片）
「我們學的東西是對的，很高興，所以真的很有福。」陳日君經常把「我很有福」掛在嘴邊。
1964 年他回港教書，自由香港，從此成為他宣講真理及實踐公義的地方。
要說真理與公義，陳日君把「人」放在重要位置，「人是天主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尊嚴，這很重要，知道人是甚麼才知道怎樣做人，怎樣對人。」甚麼叫「公義」？他說社會既是為了人而組成，便應該給予人們應該有的東西，要讓人有飯吃、學習、成長、發揮，要尊重每個人，公道就是照著真理而行。「我的任務不是要乖，我的任務是要說真理。」
反叛主教：「我的任務不是要乖」
陳日君「反叛主教」的形象，自 1996 年他成為助理主教後為人認識。好幾個重大議題，陳日君都與政府打對台。1997 年居港權爭議中，他要求教區學校接收無證兒童讀書，惹來政府不滿；2003 年，陳日君以教區主教身份出席維園集會，高調反對廿三條立法；2005 年世貿韓農示威期間，他嚴厲批評警察高層處理遊行示威的手法乃「香港之恥」。
不過今天看來，他更先見之明的，是2004年立法會通過「校本條例」的事件，為了守護教會辦學權，陳日君力排眾議一直反對，並提出司法覆核，2011年終極敗訴，他絕食三日抗議。
教育從來是重要陣地，陳日君一早看清，政府要搶奪辦學權，透過「校本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以校政民主化之名削弱辦學團體的權力，「從前校監是有權力的，校董會亦聽從教會，天主教這麼多學校，在政府面前有話語權。共產黨對這個很利害，一回歸即刻著手校本條例，那時人們都未敏感，所以通過了。如果在重要問題上都不能話事，甚至決定要教些我們不能夠接受的價值，我們怎樣做下去？」他當年的擔心，都在今天應驗。
和共產黨交手，陳日君很有經驗。
來自上海的他一直心繫內地教會，自從意大利回港後就有個心願，希望回內地修院教書。他在 1984 年提出申請，延宕四年最終獲內地批准。成行之時，剛好是八九六四鎮壓之後。
內地教書，目睹主教凄涼
「那時頗緊張，別人叫我不要去，說他們殺人的。但我叫他們放心，不會殺我，那時人們都離開，而我回去，他們會歡迎我。1989 年我便去了，他們對我很客氣。」
陳日君在上海佘山修院教書，也受到「特別待遇」，他說教書很自由，但最初有人錄影，他會問：「你錄多久，花多少錢？（菲林）很花錢的。」後來他們錄音，把課堂上他的話都錄下，陳日君說錄音也好，他為他說的話負責任，若然不錄下，被指控亂說話時會更麻煩。晚上，則被安排住在修院附近的招待所，不讓他住修院，陳日君估計是不想讓他太多接觸學生。
不過，「七年工夫在裡面，他騙不了我，甚麼都看見。」
其後七年，他中港兩邊跑，奔走上海、西安、武漢、瀋陽、北京等七個修院教書，他親身見證了內地教會的狀況，宗教局官員並不尊重主教，態度很兇惡。他舉了個見微知著的例子，在官員宴請他的飯局中，官員說話時，主教們沉默，不敢講話；到官員離開，主教們才鬆一口氣。在陳日君眼中，主教們「很淒涼」、「好可憐，沒自由」。而他更著緊地下教會被迫害的情況，「保定的正權主教，已經失蹤了廿多年。」
陳日君口中的，是河北保定教區的蘇志民主教。自 1956 年起，蘇主教因為堅持信仰，至少八次被捕入獄及勞改，最後一次秘密被捕是在 1997 年10月，至今下落不明。已八十多歲的蘇志民，在囚時間超過四十年，而蘇主教只是芸芸遭壓迫者之一。
回歸前他被梵蒂岡委任為香港教區助理主教，成為主教的繼承者，也與他過去七年在內地的經驗有關。「那時羅馬會開一些秘密會議，教廷的官員請了香港、澳門、台灣等四、五個主教及專家討論，說現在大陸開放了，我們怎麼做工作？我在內地教書，香港也有很多訊息給他們。」
香港是連繫中國的橋樑，這點梵蒂岡也知道，在中梵關係上，陳日君亦很多意見，自言說話「牙擦」，教廷亦要找合適的人與中國周旋：「快要回歸，怎麼辦？要找個助理主教給香港，這個陳日君行！他會鬧交，他懂鬧交，我想就是這麼簡單。」
教廷變色，一人之力挽狂瀾
2002 年，陳日君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四年後更成為中國的樞機。
2006 年教宗本篤擢升陳日君為樞機，亦委任他加入教廷的中國教會委員會，希望他在中國教會問題上多給予意見。最初這個委員會也開過會，後來陳日君發現委員會都被教廷親華派的官員掌控，處理中梵關係的兩個主要部門都不聽命教宗本篤，「教宗不想得罪人，所以他不出手幫我，教宗的說話都不聽，我更加沒用，這很傷心，不過一定要說出來，不說對不起教宗。」堅持不能對中共妥協的陳日君孤掌難鳴。
教宗方濟各接任後，中國教會委員會更無疾而終，陳日君直指教廷處理中梵關係的權力落入國務卿帕羅林手中，教宗都要聽命於他。「這個國務卿真的很邪惡。」
教廷於 2018 年與北京簽署一份臨時協議，後來續簽，內容相信與主教任命有關，但協議內容一直無公開。「問題在這協議是秘密的，為什麼要秘密？我是一個中國的樞機，都看不到那個協議，有沒有搞錯？」教廷甚至寬恕及承認七名因自選自聖而被絕罰的非法主教，說起這些，陳日君仍然有火。
而更可怕的事，終於在 2019 年 6 月發生，教廷發出一份「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的文件，在陳日君眼中，這份「指導」就等於叫地下教會的信眾上來參加愛國會，他形容教廷完全投降，出賣了地下教會：「因為地下至少是我們的教會，到上面就不是我們的教會。」
1958 年，中共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實行自辦教會、自選主教，背離天主教是唯一、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並聽命於教宗的傳統，不願意效忠中共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就轉到地下，幾十年來雖被多番迫害，面對種種打壓，地下教會仍堅持效忠梵蒂岡實踐信仰生活，過去教廷亦明白地下教會的堅持和支持他們。陳日君說，今次教廷的做法令有些教友覺得被出賣，甚至失去信仰：「現在地上的笑他們，你們堅持什麼？現在教宗叫你們上來，大家上來吧，很淒涼、很淒涼。」
形勢越來越差，陳日君不下一次寫信給教宗方濟痛陳利害，還試過親自飛到羅馬交信，無功而還。
2020 年 9 月，疫症還在肆虐，88 歲高齡的他再遠赴羅馬，這次他甚至不被教宗接見，別人替他不值，他說不要緊。
「你記得德蘭修女說，天主不是期待你們成功，祂期待你們要忠信，做了便安心，對嗎？」
無論對內地教會、對香港，這位天主的忠信僕人都不離不棄。
2009年，陳日君卸任主教一職，但他不退也不休，2014年他連續七天走遍各區，帶領「毅行爭普選」﹔同年九月的佔中現場，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後，他堅持留守在金鐘現場。即使現在年屆 89 歲，他化身「旁聽師」，大清早便在法庭外排隊等一張旁聽入場券，以行動支持受審的抗爭者。大大小小的監獄也經常看見陳日君的身影，一如既往，他去探不同的囚友，為他們開彌撒，而探監的日子亦越來越多。
陳日君說，國安法下，香港情況比以前想像的更差：「現在香港開始快要變成跟大陸一樣，我預算會差，不過至少還會有言論自由，現在甚麼也沒有，有國安法就甚麼都沒有……」他說，可能有一天有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會發生，或者我們之中很多人要犧牲。「天主知道的，我們別想太多，邊個走得就走咯！」
「你會走嗎？」
「我唔會走，唔可以走，唔應該走……唔可以放棄，我仲係香港嘅榮休主教。」長命斜上的牧者，回應簡單有力。
陽光照進修院的圖書館，寂靜中只聽到他低頭沉吟：「唔怕、唔怕，大家一齊，香港係我們嘅大家庭，我哋一齊走過。」
文字 / 羅淑儀
攝影 / Fred Cheung
——立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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