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51年5月23日，中藏雙方代表在北京簽訂《十七條協議》。最後一條是「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也就是說，協議的生效不需要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批准。協議簽訂後，中國迫不及待向國際宣告它對西藏的主權，而「和平」也向來是國際社會對中藏衝突的期待，一如現在國際社會對台海衝突的期待，自此，拉薩政府無力回天，雪域從此淪陷。
1950年中共入侵西藏。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雪域如何淪陷
前一年的10月7日，正當全世界的焦點都在美軍越過三十八度線時，中國解放軍三路進攻，越過了金沙江，直逼西藏門戶昌都。中國方面聲稱，由於「帝國主義的阻撓」，導致西藏拖延中國提出的三點提案，這三點提案分別是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中國負責西藏國防以及所有對外關係，因此解放軍「不得不打這場西藏地方當局發起的戰爭」。
解放軍兵臨城下之際，藏人向聯合國提出緊急請願。但是，西藏的請願案最後並沒有排進議程。不過，根據已經公開的檔案，英國外交部的研究認定「西藏自從1913年以來不只完全掌握自己的內政，也能自行與其他國家維持直接關係」，具備獨立國家的身分。英國外交部的依據是，清帝國覆滅後，西藏隨即與鄰國諸如尼泊爾、不丹建立邦交，並在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聖地佛諭》表明不受中國封號，隨後與外蒙古簽訂《蒙藏條約》相互承認獨立。
這份文告是否可以視為西藏的《獨立宣言》仍有爭議，但從1913年到1951年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前，拉薩政府確實對其內政與外交行使完全的主權。中國帝國邊緣的弱勢民族中，西藏曾經是最接近主權獨立國家。
列強消極面對中國侵藏的原因很多，韓戰的爆發是其一；英國不願直接涉入中藏問題，也顧慮如果承認西藏地位，先例一開，將波及英國自身的殖民地爭議；而作為中國侵藏最直接利害國的印度，固然不願中國染指西藏，但更擔憂藏區衝突將印度拉入冷戰泥沼，對於「全球南方」的信念與期待，也讓尼赫魯最終選擇消極面對中藏衝突。
藏人孤立無援的國際處境，自然與彼時的國際局勢有關。不過，地理環境與藏人統治菁英的保守態度，讓西藏沒能在中國內戰頻仍的兩次大戰期間，趕上「去殖民化」的民族獨立浪潮，融入民族國家的現代國際體系，終究是西藏後來孤立無援的遠因。彼時的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甚至打算將西藏的緊急請願歸入「非政府組織通訊」。
1934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有過英國生活經驗，擔任過藏軍總司令的龍廈（TsiponLungshar）曾經試圖推動西藏的現代化改革，他的下場是挖掉雙眼的酷刑，此後西藏更加封閉保守。來自康區的進步派平措汪杰（PüncogWanggyai）曾在國共內戰結束前夕，警告拉薩當局，一旦國共內戰結束，共產黨會立刻揮軍西藏。他力主向國際世界開放，才是西藏的生存之道，他甚至親赴印度遊說英國人武裝西藏。但平措汪杰馬上被拉薩當局以親共為由驅逐出藏。
其實，最積極支持與中國「和平談判」的是僧伽統治階層，他們誤信中國保證維持他們社會特權的承諾，若是如此，也就不必執著西藏的主權獨立地位。藏人宗教高層唯恐改變封閉現狀，會影響其權力基礎，中國能以十七條協議為誘，也是覷準其苟安心態。
十七條協議中的「一國」與「兩制」
中藏的十七條協議一般認為是時任西南軍區政委的鄧小平手筆。十七條協議的重點在於西藏必須放棄主權宣稱，而達賴與班禪地位不變，藏區制度不變。堪稱「一國兩制」前身，後來鄧小平以一國兩制定調港台統戰方略，無疑受到西藏經驗啟發。
十七條協議中的「兩制」從來都不是「自治」。中國堅持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的職能是「落實十七條協議」，範圍模糊且具體內容近乎無限延伸，往後所有殖民西藏的政策執行，中國都以軍政委員會之名進行，若是藏人抗議，即以不違反十七條協議回應。
另外，協議談判期間，中國堅持要一併處理西藏內部的政治領導問題，也就是希望讓彼時親中的十世班禪喇嘛，能夠入主拉薩政府，制衡十四世達賴喇嘛。但西藏主張，是否讓班禪十世入主拉薩，是藏人的內政問題，依據十七條協議的「一國兩制」精神，應當由西藏自主。折衝之下，後來就有了「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的關係，應以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的友好關係為基礎」的條文。類似製造「有各自表述空間」錯覺的統戰話術，台灣人並不陌生，所謂的「九二共識」也是同樣句式。
十七條協議最後沒能如部分藏人期待那樣帶來和平，歸根究柢在於中藏雙方的政治高層對於十七條協議的未來走向，完全沒有共識。拉薩方面一度以為共產中國的「一國」，跟過去清帝國一樣，只需要西藏方面儀式與象徵性的臣服；並認為中國對西藏領土沒有興趣，只要維持「兩制」，日後藏人或可走外蒙路線獨立。藏人的天真期待，反映的是中藏兩個民族在政治意識上的巨大落差
必須注意的是，共產中國的「一國」自然不是主權國家的想像，本質上也不是發明民族的奧斯曼主義，也不純然是天朝中國的自我想像，而是一個帝國空間鬥爭戰略思維的產物。日後成為中國治藏重臣的平措汪杰，一生都沒有放棄共產中國所謂的「民族共和」理念，而他往後的人生悲劇，正來自於他對共產中國之「一國」的錯誤期待。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在即，毛澤東的公開談話開始以帝國主義以及中國百年鬥爭的論述框架，來定義西藏之於中國的關係。而其實不過在年初，毛澤東對於中藏爭議還抱持相對開放的議題，視之為「特殊政治問題」。
共產中國政治高層的戰略思維是力圖避免美英印藏在內亞形成同盟，於是一方面用「全球南方」拉攏印度，另一方面加速將西藏納入中國控制，這都是必要的戰略部署。韓戰的爆發更是提供了入侵西藏的絕佳時機。況且，如果坐視印度勢力進入西藏，整個中國都將進入西藏高原上的印度導彈射程。
中國對西藏的志在必得，與其說是對抗美英帝國主義，不如說是對中印關係的超前部署。
而中國對於帝國主義染指西藏的指控純屬無端，如果帝國主義的指控是真，那麼當時中國應該積極立刻收回香港才是，畢竟香港才是貨真價實的「帝國主義染指」之地。然而，當時的共產中國顯然打算刻意維持香港的英屬殖民地地位。
1951年，周恩來通過廖承志給香港新華社直接傳達了中國對待香港的地緣政治構想，他將對港政策定義為「東西方鬥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並指出：
「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經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
周恩來認為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裡，將讓英國在對華政策與遠東戰略上不致於緊緊追隨美國，是分化美英的一手好棋。在西藏選擇迅速進軍，在香港選擇刻意忍讓，兩者並不衝突，都是帝國空間鬥爭戰略思維的結果。
雪域淪陷的直接因素不一定是軍事力量上的落差，深層脈絡卻肯定是兩個民族在政治意識上的落差。中國在「一國」上對帝國空間戰略的超前部署，與西藏在「兩制」上的對起碼五十年不變的天真期盼，反映了兩個民族在政治意識上的巨大落差。
沒有國家的民族，將連哀悼亡國的資格都沒有
黑格爾認定，只有民族國家，才有在世界精神的祭壇上被屠戮的資格，換言之，沒有國家的民族，連哀悼亡國的資格都沒有。從西班牙征服者Hernan Cortes征服新大陸上的阿茲提克帝國，到Robert Clive抵達印度的兩百五十餘年間，民族擠身「世界史」的標準提高了，從「沒有文字就沒有歷史」變成「沒有國家就沒有歷史」。康德將悅納（hospitality）視為普世法權，表面上是批判歐洲列強的殖民行徑，實際上也為「未開化」的非歐人民施加了悅納文明列強的義務，康德也近乎明示般指出，未開化的亞非民族如無這等悅納，導致惹怒歐陸列強，下場將更為慘烈。
雪域淪陷的歷史悲劇，是因為藏人是沒有國家的民族，來自於他們對民族的政治意識不足。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流亡印度期間，以精神領袖之姿，建立藏人學習現代知識的學校，推動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等等，顯然都是對雪域何以淪陷的深刻體悟。
中國之所以視十四世達賴喇嘛如仇窛，根本原因不在於他的流亡，而是因為他所做的一切，將啟迪西藏民族，從而讓這個民族得以擠身世界精神的舞台。思想理念上的抗衡，才是中國最為忌憚之處。
已經掌控藏區的中國，本可好整以暇等待達賴喇嘛「轉世」。中國敢綁架十一世班禪26年，證明它對靈童轉世認證的操弄，已達不計姿態的地步。一旦西藏人民能夠以民主的形式自我組織，如果西藏政府的組織能夠世俗化，中國這些操弄轉世的把戲將毫無用處。
雪域已經淪陷70年，70年間，十七條協議中體現的「一國」帝國戰略與「兩制」治理統戰方略，也施加在帝國周邊的東突、香港與台灣人民。其實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角力並不限於戰場上的軍事力量，同樣也在政治理念與意識的思想戰場。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民主所鍛造的人民自主政治意識，都將為中國「一國」的網羅；只有透過民主體制掌握民族的自主命運，才能果斷拒絕「兩制」維持現狀不變的誘惑。 這是70年後重新回顧十七條協議時應該要有的政治領悟。對所有帝國周邊的弱勢民族來說，希望這個領悟不會來得太遲，永遠只能期待這個領悟不會太遲。
蕭育和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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