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阿鏜大我一岁，以兄呼之，他跟王洛宾结缘，竟也是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对阿鏜说他的幻想：在喜马拉雅山雕琢贝多芬头像，那是一个演奏于天籁的梦幻曲。而今阿鏜分享与我他亲自指挥的无伴奏混声四部合唱，我猜"无伴奏"就是为了接近"天籁"，而我却在人生的黑洞旁聆听它，万分纯净……】
九三年一場車禍，把我們扔進醫院裡。傅莉的室友，一位被馬踢傷的姑娘，她丈夫是阿根廷人，他告訴我他在昏迷的妻子耳畔呢喃細語了七個月﹐令我肅然起敬﹐我說我只如此做了二十几天﹐竟也將它淡忘了。人的心智很樂意淘汰痛苦的感覺﹐非常自然的淘汰。
某日﹐偶然聽到一個旋律﹐熟悉得教人寒顫﹐是那曲"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悠悠地勾起了傅莉昏迷那二十多天里我的全部感受。原來﹐車禍后一位在當地的大陸留學生﹐送了一部錄音機和一盒舊磁帶到醫院﹐在傅莉耳邊天天播放著的﹐就是這曲「在那遙遠的地方」。
我也呼喚她﹐給她唱童謠"小燕子"﹐那是她給襁褓中的兒子唯一哼過的一個調兒。但後來我發現我自己卻是深深的沉浸在「在那遙遠的地方」這個旋律里﹐聽出某種亙古的﹑最原初的意味來……
那意味總使我想到我和傅莉此刻的悲涼和生就在世的無奈。我對昏迷中的她說﹕上一次我們分手在1989年暮春﹐我逃走了﹐一別就是兩年﹔這一次在1993年盛夏﹙7月19日﹚﹐只分手一個星期﹙我也不省人事一個星期﹚﹐而已判若兩世。
這心情便溶進那旋律中﹐使它成了我所獨占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日後總讓我一聽就淚流滿面。
我不是在談音樂。我只是在談我的音樂。
照說﹐「在那遙遠的地方」是一支王洛賓老人整理的西北情歌﹐几乎是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國唱」﹐老幼咸知﹐因此早己失去它情歌的原初韻味﹐成了一種「民族大團結」的政治象征﹐在後來越變越黑的政治秩序之下﹐人們已經無法真實地唱它聽它了。我可以說是討厭這類政治化了的情歌的﹐其中最甚者﹐就是「東方紅」﹐居然是從一首陜北情歌篡改而來。
奇妙又在於﹐你自己的政治"情意結"化解之后﹐竟能再次聽出那些民謠中的天籟。在我﹐則是最痛苦的時候與這天籟相遇﹐不知不覺中可以真實地聽它了﹐而它的真實是攝人心魄﹑回腸蕩氣的。
我常常特意地去聽它﹐在那旋律中咀嚼失去的和得到的﹐由它伴我"患得患失"。
我確實已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那里伴妻療傷﹐眼睜睜的看著兒子"自生自滅"地長大﹐這個兒子起碼從音樂上﹐不再屬於我們概念中的「中國人」﹐絕對不會為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所感動﹐他雖如他媽媽所嘲笑的那樣是天生「五音不全」﹐卻喜歡美國搖滾﹐說中國的搖滾太"做作"。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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