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位民主義士受審一事，最令人動容的，還不止這些義士本身，還有在法庭外不畏壓力到場聲援的一千多普通市民。
這些市民是響應民陣號召到場聲援的，他們站在那裡，本身已經有危險，身邊黑警虎視，隨時接告票，但仍舊有人高呼口號，舉起五個手指。他們的到場，就是對庭內義士的支持，就是一種威武不能屈的姿態，只要外面的人有心志在，裡面人的犧牲就不會白費。
有些網民說，現在什麼都冇得搞了，搞什麼都會被拉。但至少，法庭外這一千多市民，還沒有人被拉。法庭本來就允許市民旁聽的，除非日後香港實行秘密審訊，否則到法庭外排隊，進入旁聽席，都是天公地道的事。
八十九歲的陳日君樞機，腰背都挺不直了，他也在隊列中。誰說什麼都冇得做，陳日君樞機不是做了嗎?八十九歲的老人都可以做，還有誰不能做?
你什麼都不做，甚至什麼都沒想去做，你先給自己下一個結論，就是以後什麼都不能做了，那當然，那就什麼也不能做，也不必做，也不想去做，你當然也什麼都做不出來。
相反的，如果你千方百計想要做一點事，你就會去想應該怎麼做，你就一定能想到，有什麼事情可以做，而又不必接告票，而又可以盡量減少和避免損失。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做，在於你想不想做。
早前陳健民到見山書店簽書，讀者擁躍，排隊排到街外去。那也是一種行動。陳健民的書是《獄中書簡》，寫他坐牢期間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他的出版社進一步出版社，正在想辦法將讀者捐贈的《獄中書簡》，通過一定渠道，送給正在坐牢的手足，給他們一點精神上的鼓勵。
如果你也去現場，排個隊，買一本書，出版社有收入，便有餘力拿出更多書來，送給獄中的手足，這是不是值得做的事？做這件事會不會有很大風險？
國安法雖然惡，但只要避免觸及什麼「顛覆國家」﹑「香港獨立」的罪名，還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搞一場聲討緬甸軍事政變的遊行，那會犯什麼罪?比如搞一場研討會，回顧和檢討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那會犯什麼罪?又比如搞一個讀書會，推介關於普世價值和現代倫理的書，那又會犯什麼法?比如你和朋友帶了孩子去郊遊，大家吃野餐，一面討論對付洗腦的辦法，向孩子解釋中共港共的陰謀，那又會犯什麼法?
有網民留言，說現在做什都沒用，就是要罷工罷課?我不反對你去罷工罷課，但去做出來啊！發動一場罷工，要先做動員，要做策劃，要有輿論準備，要有組織能力，你真的想做，你就開始踏踏實實去行動，光動口不動手，還是永遠都做不成什麼事。
要搞罷工，一定要有組織，要運用工會的力量，所以你要先參加工會。你參加了工會，不能一去到就指手劃腳，要人家這樣做那樣做，你先落手落腳，做一些瑣碎的具體到可能厭煩的工作，然後你積累自己的經驗，得到同伴的嘉許，你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你可以去參選工會的領導層，然後發揮自己的領導作用。
但先去參加工會，做一點不起眼的瑣碎的日常工作，你肯不肯?
你要搞罷工，就不能拒絕工會這個平台，你什麼平台都反對，那就只好靠自己去發動罷工，你有這個本事最好，如果沒有，那就不要空言罷工。
我的意思不是指責這種看法，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自己不去參與，你就不要指責那些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和甘冒危險去參與的人，不要說他們的參與沒用，要做就要罷工罷課。說說很容易，實際去做出來才難。順景時蜂擁而上，逆境時各走各的，那不是英雄。
看到法庭外那一千多市民，我就相信，香港人永遠不會放棄，壓力再大，環境再惡劣，我們都要想辦法堅持下去。抗爭的空間不會沒有，只是要大家都去動腦筋，都做一些有建設性的工作，不要整天怨天尤人，指責別人不夠英勇。
英勇不是說出來的，是做出來的，不能做大事，做小事也可以，不屈服不是人人去送頭，是在日常生活中讓中共知道，我們就是不做順民，只要對長遠抗爭大局有利，什麼都可以做。
要是到法庭外旁聽的市民不是一千多，而是一萬多，那結果是如何?要是不單單47個義士受審有這麼多人，要是每一單冤獄，每一個義士受審時，都有那麼多人來關注支持，那又如何?
為香港人的民主自由，陳健民教授坐了牢，丟了教職，損失了每月一大筆收入，陳健民今天還在堅持。戴耀廷也丟了教職，也坐了牢，現在還在面臨新的牢獄之災，他在上庭前，還對鏡頭豎起大姆指。
醫管局工會主任余慧明﹑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她們不但面對未來的牢獄之災，還連本職工作都被褫奪了，至今無怨無悔，她們和那些踏踏實實戰鬥在第一線的民主鬥士，才是真英雄。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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