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故意避开它，一则因为它是一个「共产党节日」（台湾就不过这个节，而且"三八"是骂人话），二则就共产党制度下女性之悲惨境遇而言，根本是一个讽刺。然而，任何社会都有「女史」，可谓正史的一个侧面，它有时候非常独特而有意味，２００９年我曾写过这个侧面，几个大事件与几个女性的关系及其纷争，当时用的副标题「"60年"评说的一个侧面」，今天找来再贴。】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突出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
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
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怎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
"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原载《动向》2009年9月号
——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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