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还不足够强大，马尔嘎尼来到中国要求平等交往，中国能够在此时习西方而同步强大，抓住这个机会吗？《晚清政治地图》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乾隆年间的中国，帝制专制制度及儒家传统文化正实现的好好的，"天朝"自我感觉良好，咋会去习"夷法"呢？何况，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人权。
等到我们想要现代化了，学习模仿引进抄袭了西方不少东西，可是因为没有学习人权，我们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了帝制专制制度——成就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最高阶段。
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发自内心的学习西方的机会的。
《晚清政治地图》作者马平安说："1793年，中国因为最高当局的愚昧丧失了一次正视自己、奋起努力以继续保持强大的机会。如果乾隆皇帝能够在此时变动脑筋，抓住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这个送上门来的机遇，双方互派使节，建立正常的正式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国在此后的年代里，就会有充足的时间研究西方，了解世界，发展与完善自己。……这是不该错失的良机！"
作者言外之意，中国只是错失了机会。鄙人颇不以为然。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自高自大，我却一直以为他只是个"像煞有介事"的自以为伟人的家伙；嘉庆以"纯孝"而得大位；道光皇帝勤政俭朴；咸丰平庸之才。乾嘉道咸，这时期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抱定一个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倘若真有一个英明伟大的皇帝，中国似乎能够抓住西方世界还没有足够强大到侵略中国的时间差，自己也习西法而强大起来。
且不说，这样的假设绝无可能发生！就是发生了，恐怕也没有用！
其原因有二层意思。
清朝的问题。
平心而论，清室几任皇帝都不是昏君，都很勤政。这在中国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清室的皇帝教育是成功的。
可是，我一直认为，清朝本身是中国二千年帝制专制时代的多头，是多余的。
自秦至明，帝制专制其实已经走到尽头。帝制专制的核心——皇帝至高无上的专权已经走到极端，皇权彻底战胜了相权，皇帝以外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子民奴仆，生杀予夺取决于皇帝一人。反过来，一人专制的弊端与黑暗也暴露殆尽。
明末的大乱及明朝的覆亡，不是满清八旗有多厉害，而是明朝各种势力不可能调和，被满清各个击破。
正因为帝制专制走到了极端，暴露了所有黑暗，所以才会有明末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反帝制专制思想。黄宗羲说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然而满清以少数族入主中国，他们以仰慕的姿态看待中华文化，知道仅仅依靠三十万八旗是不能统治中国的。俗话说：初入门者热情高。满清每一个帝王及统治者极其热忱并极其认真的学习、实行着帝王专制制度包括支撑这制度的正统儒家（内含法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内核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满清一旦服膺帝制专制儒家文化，便认真做起来了。
有清一朝二百多年，是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税负最轻的，也是科考最严格的。康雍"摊丁入亩"之后"永不加赋"基本做到；科考一旦发现舞弊，不惜处死亲贵大员（咸丰年间），使农民和士子都觉得有生路。
帝制专制似重又新生，没有走到尽头。
在此时此刻，马尔嘎尼来了。即使比乾隆英明上千倍的皇帝，也会坚持固有的包括"天朝"在内的完整的帝制专制观念的。整个中国自我感觉正好得很呢！
如果说乾隆年间，西方还不够强大，由得乾隆狂妄自大。到了咸丰及以后年代，西方根本制度文化观念潜能的勃发，西方不能与中国交流，便以武力压服中国，一半是为了交流，一半是侵略。
至此，中国即便是"平庸之才"咸丰及以后均或平庸或伟大之最高统治者，都得开始学习西方了。可是，中国学习西方的只是"船坚炮利"、工业制造、乃至科学文化，无日不想强大。
从更深一层次看，清朝及清以后，学习西方，究竟由多少是自身的需求？出自自己不行而要去学习西方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因为被打了被侵略了，才被迫去学习西方的吧？
帝制专制制度文化在有清一代，并没有走到绝路。中国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他们凭什么要改变"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朝帝国"那一套帝制专制的制度文化呢？
中华文化几千年来讲究的就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可能，中国人从原始部落起、从动物进化到人起，就没有过平等、人权的思想萌芽。人与人没有平等过，国与国也从来没有平等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深入中国人心。
乾隆年过了一二百年后，中国终于稍稍强大了。可"天朝"观念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统治者的脑壳。中国强大了，世界也变了，中国没人欺负了，就想欺负别人别国了。嘴上说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可做出来的全是"控制和反控制"。没有国人自己的基本人权，没有国人自己的一律平等，就不会有国与国的平等。
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不就是如此吗？
如果像明末时，帝制专制已经走到极端，其黑暗面完全显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身已经从认识"君为大害"开始，可以接近人权认识了，那时如果接触到西方文化，那么那时就有可能使中国制度文化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需要想西方学习的根本一点是什么？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区别是什么？是人权。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人没有这个迫切要求。那么经过七十年帝制专制现代化（现代极权主义），中国人有这个需求！
作者最后有个观点："清末，中国饱受列强压迫，主权不能完全独立，领土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举国上下传统文化与封建意识浓厚，加上积贫积弱，根本就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土壤和条件，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还是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都不顾国家的实际情况，片面强调制度决定论，……以此建国，岂能不败？"
真不知作者此话是讲给谁听的？！
如果康梁、张謇、孙黄顾及当时的国家实际情况，国家统治者主宰国家、社会，那个实际情况就是帝制专制制度及文化思想永远会占统治地位的，开始觉悟的人们想渐进改良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翻阅历史，中国统治者从来是崇尚暴力，"马上得天下"，从来在权力宝座前穷凶极恶而无所不用其极，没有绅士风度不讲自动退让的。
制度的建立，的确需要社会思想基础。可是，传统的社会思想基础又是依靠制度来建立并巩固。思想基础薄弱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确是不牢固的，但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建立，那先进的思想传播与巩固发展也是可以窒息的。
正是因为康梁、张謇、孙黄不顾及"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用过的人权平等观念第一次成规模的极大影响冲击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而失败的只是清室朝廷和亲贵！
诚然，或许是因为当时因为中国"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土壤和条件"；或许当时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平等，但民众起码的生存自由还是有的；更或许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对初起的必然是很不像样的宪政民主制度很不满意，迫切想继续改进时，宪政民主在改进的过程中走岔了路：帝制专制反而完成了现代化——现代极权主义的最高阶段，代替了不完善的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经过最高阶段现代极权主义制度下，完全取消所有人起码人权之后，人们应该知道，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制度了。如若再像作者所说的"缺乏"思想基础"土壤和条件"，那么宪政民主制度真不知道哪一天来了！
作者认为，清前期、中期在边疆治理模式上是成功的。
初期是"因俗而治"模式，官制机构各为将军、都统、办事大臣，施政上"从俗从宜""各按其习"。中期则"治同内地"，建省。
中原朝廷历来是天朝，是中央大国，四方来朝。这样的模式置于地理大发现之后，其不适当、其摇摇欲坠、其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问题是"治同内地"建省，也能算是成功吗？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开始蚕食中国，建省或者可以使大清少丢失一些国土。可是如果继续"各按其习""从俗从宜"，让各地民众自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历史的怨恨是否会少许多？
反过来，保住了那些省份，这些省份对全国的GDP究竟有多大贡献？更多的或许是出血点吧？
从中国全局（包括那些保住的省份）和世界全局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帝制专制制度及文化要转型。
中国帝制专制制度及文化转型的内部自身动力极小，它竟然有本事转型升级现代化到现代极权主义最高阶段，可见其转型到现代文明的阻力则极其强大。如此，如果在清中后期不去全力保住边疆属土属国（李左之争，"塞防""海防"之争，依李鸿章的"海防"策，全力发展东部地区），以后的中国帝制专制制度及文化的转型包袱会轻一点？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多一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并没有现代人权观念的基因。
据说下述问题是胡绳最先提出的。在鸦片战争中，英军人数不过七千，不识地理、不谙地形且劳师远征，充其量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政府调集的十万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优势，却不能应付这群七千人的海外之师呢？
这十万调集的军队，缺饷严重，行动迟缓，战斗力极低。等他们赶到广东时，机动灵活的英军早已杀向它地。于是，这帮饥饿之师，便就地抢掠百姓。这样一群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他们不去祸殃地方就已经不错了，还能指望他们去为国杀敌？最终导致道光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打下去的，竟是因为英军在广东、浙江两地的军事骚扰，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廷怕漕粮中断，投鼠忌器，才决定与英军议和。
本书虽然有这么重大的错误认识，但仍不能算作是废书。除了有批判意义，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本书也叙述了大量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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