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 —— 從大鳴大放到八九六四：我為中國哭泣

 2020年12月30日 BY HUGO SZE 

攝於 1966 年，傅聰當時身處英國，中國則爆發文化大革命。　圖片來源：Watson／Daily Expres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世界著名鋼琴家傅聰，日前於英國倫敦逝世。他是中國翻譯家傅雷之子，後者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傅雷夫婦雙雙自殺。傅聰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954 年赴波蘭華沙參加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1958 年到達英國定居，並於 1965 年獲取英國國籍。儘管往後大半生長居英國，但傅聰對中國的感情似乎無以割捨，1989 年「六四事件」後曾接受英國刊物「查禁目錄」（Index on Censorship）訪問，講述自己從 1957 年「大鳴大放」到當年「六四」，對中國統治階級懷抱希望到失望的心路歷程。

該報道題為「傅聰：我為中國哭泣」（Fou Tsong: I wept for China），傅聰一家與中共交集的痛苦回憶，可從 1957 年的「大鳴大放」說起。傅聰回憶：「『鳴放』開始時，父親寄給我毛澤東講話的全文。『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我當時情緒高漲，認為中國的革命與蘇俄的史太林主義相比，是那麼不同和新鮮。」當年傅聰正在華沙學習音樂，身在中國的父親傅雷，被隨「鳴放」而來的「反右運動」打成「反動派」、「右派分子」。傅聰鑑於中國政治局勢不穩、父親成為右派，1958 年學成後未有返國，成為中國政府眼中的「叛徒」。

傅雷與妻子朱梅馥，在 1966 年文革時自殺。2001 年傅聰接受鳳凰衛視訪問，自言 50 年代時非常熱愛新中國，但對群眾盲從現象反感，父親傅雷則培養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傅聰承認，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對中國仍充滿信心。但當文革來到、雙親飽受紅衛兵侮辱、迫害，選擇自殺，身在外國的傅聰感到茫然。「文革時我完全迷失，感到這個國家失去所有希望。」然而，記者指，文革結束後的 1979 年，傅聰前往中國參與父母平反大會，選擇了寬恕這個國家。當時人們普遍以為父母在中國所受的苦難，會令傅聰拒絕回到中國。但他認為：「祖國就像我們的母親，我們怎可以讓母親飽受疾病煎熬？我對國家的未來仍感到樂觀。」

至於政權本身，1980 年傅聰獲「查禁目錄」同一名記者採訪，亦為中共說項，相信共產黨有汲取教訓的能力。「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許多方面都與宗教類似；一旦他們自己不遵守教條，便會受到良心譴責。文革實在過於可怕，致令他們再也無法欺騙自己。我真心認為文革慘劇不會再發生了。」

自 1979 年起，傅聰每年均自費前往中國，與舊同學等同道，一同從事民間音樂教育工作。傅雷更在北京及自己的母校上海音樂學院，為有天份的年輕音樂學生開設鋼琴大師班。傅聰指，這些工作乃出於對中國政府的感激，報答政府提供良好教育，派遣自己到海外學習。到中國教授音樂的傅聰另外觀察到，當下「中國人民變得著重物質、自私、損人利己、精神面貌不振。彷彿不再對生活抱有任何目標和理想」。

1994 年的傅聰。　圖片來源：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八九民運」讓傅聰看到其時中國人的另一面。「當我在電視上看見人群在天安門前，我的精神大為振奮，內心充滿喜悅。這場運動是新生命的誕生、精神的淨化。」1989 年令傅聰對中國人重拾信心，卻也因為「六四」，反過來令他對中共再次失望。

他指：「當日鎮壓示威者時，我為中國哭泣。以前的事情，尚有人在灰色地帶開脫狡辯，但這次事件黑白分明。儘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同意，但少數黑幫分子（gangsters）仍決心執政。這幫人仍像皇帝一樣，以為中國是屬於他們的家天下。我現在堅信共產主義只是法西斯主義的一種表現，而它更為極權、虛偽。中國領導人總愛談論人民的利益。但這只是嘴皮說說的空話，裡面充滿謊言。」

「傅雷家書」收錄傅雷最後一封寄給傅聰的信，勉勵兒子「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據中國「環球時報」報道，中國網民紛紛在微博哀悼傅聰，並讚賞「傅雷家書」為自己做人帶來很多啟發。從訪問看來，傅聰的愛國情懷，應無負其父教導。青年閱讀「傅雷家書」之時，若進而暸解書信對象傅聰如何理解「愛國」，或有更深刻得著。

——CUP新聞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