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人关于爱国主义话题的互相攻讦中，"汉奸"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虽然彼此都不清楚到底"奸"在何处。这个当年满清朝廷用来污蔑底层反抗的汉民的词汇，如今被它所泼脏水的受众奉为圭臬，这可能是历史最苦涩的笑话之一。
"汉奸"元代已经出现在文案中，但不是今意。包含"叛徒、奸贼"含义的"汉奸"最早出现在康熙年间的贵州。贵州巡抚田雯在给康熙的奏章中说，"苗盗之患，起于汉奸。"当时苗族是泛指云贵的诸多少数民族，谓之诸苗。田雯的意思是少数民族反抗朝廷，都是因为有汉民在背后出谋划策。
那么汉民为什么会跟诸苗站在一起呢？
贵州原来是由不同少数民族土司统治的化外之地，大大小小的土司都是世袭，接受朝廷的册封，在辖内完全自治。但土司平时要朝贡，战时须出征，在朝廷的压榨之下，有时候不怎么听话，屡屡出现兴兵反抗的情况。明朝万历年间播州（今天的遵义）土司杨应龙就不堪忍受敲诈，率领苗民起兵。明朝前后调兵二十余万，赔上整个国库积蓄才平息。这场动摇国本的战争间接导致明朝无暇顾及辽东的女真，促成了同时期努尔哈赤的崛起。
所以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开始，深知其中利害的满清就准备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就是要废除原来土司的自治权力，推行由朝廷派遣的"流官"治理，大家都得磕头颂圣、纳粮服役。对朝廷来说，不仅把权力收归中央，还开阔了税源，利益大大的；但对于土司来说，改土归流实际上是朝廷蚕食土地和权力，历来的自治无端变成集权；对大部分依附于土司的苗民而言，本身没有土地，今后不仅要给土司交租，还得给朝廷交税；对于不少从明朝开始就已经在贵州屯垦的汉民来说，改土归流更是噩耗——
从朱元璋征伐云南起，就陆续有中原汉民随军迁居云贵。特别是美洲土豆、红薯、玉米、辣椒等高产农作物的传入，使得汉民在云贵高原贫瘠的环境中有了立足的可能。这些汉民聚族而居，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才在少数民族环伺的艰难环境中扎下根来。而朝廷改土归流后，就要编查田地和户口，征收赋税，按时服徭役……本来千辛万苦才在穷乡僻壤勉强生存，这下没有好处反而白白增加了义务，当然不干。
所以很多汉民就和苗民联合起来反抗，为土司出谋划策、发布文书、甚至修缮兵器等。从满清立国到雍正年间，贵州的苗、汉民众为了抗捐，有史可查的起义就有五十多次。雍正年间的诸苗大起义，满清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才勉强镇压下去。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朝廷上奏，"顽苗肆恶，专仗汉奸"，"黔省大害……阴恶莫甚于汉奸"，意思是那些苗民之所以乱来，都是靠汉民中的奸贼给他们出主意。
雍正专门回复说："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汉奸主文指使……助虐逞强，无所不至，诚可痛恨"。汉奸这个词，在满清的公文中算是正式定性，成了专有词汇。
有清一代，苗、汉联合反抗的情况贯穿始终，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起义，实际上都有汉民的积极参与。乾隆对此恨得咬牙切齿："苗人生性愚蠢，非有汉奸引诱决不敢滋生事端……"直接把脏水泼给了汉奸。
贵州反抗朝廷的汉民，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错了吗？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歌颂的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革命嘛。迫不得已维护自身的权益，为生养自己的土地而战，这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人性和血性。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愿意向你下跪，不愿意伸出头颅任你宰割，就成了"非我跪族，即为汉奸"，这是不是很可笑吗？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忠君爱国，我为了生计反抗摊税纳粮就是"汉奸"了？
这个其实带有明显种族压迫倾向的词汇发明了之后，满清就用上了瘾，大大扩展了它的用途，此后不仅限于汉民，凡是不听话的乱臣贼子，威胁到朝廷统治的，都是汉奸。
比如林则徐作为汉臣，到广东禁烟的时候专门发了一道《密拏汉奸札稿》，开门见山就说："……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拏汉奸。"他认为鸦片之所以在中国泛滥，朝廷的方针都是好的，只不过是汉奸勾结洋人从中获利。这锅倒是甩得利落。
在广东和英军作战期间，林则徐发现很多底层民众不仅不帮朝廷的忙，反而乐于看朝廷出丑甚至帮助英军，所以在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后专门发了一个《广东义民斥告夷说帖》称："尔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英军占领广州之后，他认为清军之所以打不过英军，不是英国人厉害，而是"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能。"
主持广东军务的靖逆将军奕山是个尸位素餐的八旗废物，为了掩盖自己无能，干脆跟道光上了一道密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所以"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结果跟英军交战打败仗后他第一个举旗投降……
道光恨透了"汉奸"，所以专门下诏"擒获后即行正法"。倒是英国人十分仗义，对于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中国"汉奸"，不忘保护——在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方特别要求，在条约第九条中写入："凡系中国人……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实际上就是说，曾帮助过英军的中国人，清廷必须专门下旨，不得事后追究。
被洋人打怕了之后，满清大员无从发泄，更是恨透了和"洋"字沾边的一切。兵部尚书刚毅是个老顽固，甚至只要听见有人谈洋务，必斥其为汉奸。御史邵正笏甚至上奏，凡是学习洋文的都是汉奸。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官员极为难得的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人，他到达英国后广泛考察，大为感慨，认为英国之强，强在政体。所以只学习人家科学技术、不学习文明制度的洋务运动实为"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他为此写了一本《使西纪程》希望朝廷重视，结果整个官场都痛骂郭嵩焘崇洋媚外，连他的副手都告他是"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唯一不骂他的开明派李鸿章，也不能接受他要改变政体的观点。郭嵩焘只能提前辞职归国，郁闷终老。
到了八国联军之役的时候，汉奸一词就更为走红。成了满清狂热民粹下的政治正确。义和团攻杀那些信教的同胞，打的旗号就是"杀汉奸"。反对攻击外国使馆的汉族大臣袁爽秋、许竹篔，在朝堂上直接被慈禧怒斥为"汉奸"。更搞笑的是，满族大臣联元也反对攻击使馆，结果被称为"满族汉奸"。甚至连主张新政的光绪，堂堂皇帝在背地里面也被后党称为汉奸……
为满清背锅的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回来，也感慨"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满清这种明明是维护统治集团小利益、却利用家国大义来扣帽子的手段，在多年的潜移默化中，深刻的影响了大多数国人的思维，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大潮中，成了民粹主义杀人诛心的绝佳用语。在满清灭亡之后，依然兴旺发达，一旦甩出这顶帽子，就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比如推行新政的康有为，被清廷视为汉奸。流亡日本回来后已经是民国，他又因为是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被革命党也称为汉奸。前后都是汉奸；辛亥革命党举事，也是大举锄汉奸的旗号，光复会发布"普告同胞檄"，就将"满贼、汉奸"相提并论。满清官员是汉奸，体制内混饭的军民是汉奸，甚至不跟随革命也是汉奸；北洋政府实际上在外交领域建树很多，巴黎和会也是弱国有外交的范例，但不明就里的群众就把为国力争的陆征祥等人斥为汉奸。
堪称大师的章太炎也不能免俗。1908年美国人不要庚子赔款，退回来要求办学之后，他在《民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清美同盟之利病》，说"美国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人家退钱助你办学，你说人家其实是为了培养汉奸。不知道如今自评人间双一流的清华怎么看。
中国人由于数百年生活在信息选择性供给、还不能自由交流的环境中，造成了群体性的思想退化，很少用"包容、同理"这种人性最宝贵的特征来思考问题。特别容易在奴隶生活中产生扭曲的价值观、虚幻的自豪感。喜欢站在朝廷的视角区分对错，以主子的喜好界定爱恨，用井底的眼光去设想井外的世界。就像呆在树上的猩猩难以理解下地行走的猿人——所以始终没有跨出那变成人的一小步。
你看直到今天，那些扯着爱国大旗的人，虽然一定说不出汉奸的历史渊源，但是绝对不会妨碍他们用此来攻击所有睁眼看世界、不愿意弯下膝盖、甚至是想拯救他们的人。
唯有历史角落里的爱新觉罗家，一直在偷笑。
2020/12/15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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