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評論】鄂蘭很累：為批判杜林普，美國輿論忽視的思想家真意

【陶傑臉書：所謂自由派（Liberals），電影「新聞守護者」講的那一代，以英國為首，美國跟隨，歐洲趨之，由三十年代迷惑於蘇聯史太林的公有化，就開始墮落。

自由主義思想，始於伏爾泰盧梭之啟蒙。法國的啟蒙，又得力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由達文西到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唯一的主題，就是打破教條。中世紀的天主教，造成信仰的教條，壓制了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文藝復興就是解放。

自由主義之所以由自由開始，在於反教條。相對於自由，還有保守主義。保守主義並不固守教條，只是針對自由解放之氾濫，對道德倫理底線的肯定。保守主義偏右，但不是極右；自由主義偏左，卻不是極左。

十九世紀的歐洲，這樣的左右平衡，互為制約。達爾文主義衍生的優生學，與自然科學相融；另一方面又有解放黑奴的人權平等呼聲。兩者都沒有形成機械的教條，而且兩個大陣營之間，都講道理，因為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提倡的理性，成為辯論的定海神針。

一切相安無事，十九世紀的歐洲和英國，是人類文明最燦爛的百年。

但進入二十世紀，雙方都出現異變。右翼衍生成希特拉的納粹和種族主義，左翼初偏執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繼由列寧以暴力執行，雙方逐漸都陷入仇恨的人性黑洞。一九四五年，西方合邱吉爾和羅斯福之力，也就是左右兩派的理性力量，一舉消滅了極右的納粹，但由於史太林也是勝利的股東，極左的病毒，無以剷除，在西方的知識界如傳媒學者之間，廣泛留了下來。

今日的拜登，尚是七十年代美國的自由派。副總統賀錦麗，操縱拜登，方是代表「政治正確」教條主義的暗黑極左勢力。拜登父子如典型的自由派，貪錢，易受勾結，早已現形；而賀錦麗背後更有梅根、反法西斯聯盟、Black Lives Matter等上船參與的意識形態仇恨雜牌軍。牠們視美國的基督教、南方保守勢力、茶黨等如仇寇，四年來不斷喧嘩衝擊川普的執政，發展到暴動。

川普只是商人，最初以為做總統，只須扯平美中貿易順差，但很快就看出來：美國國內的政治病毒，尤猛於由「遠東」（Far East）傳入的武肺病毒。但一整代美國人，教育和影視都操縱於自由派極左勢力之手，毒癮深重，用正常的選舉來矯正，或已太遲。若川普敗選，功敗垂成，若決心恢復美國的初心和靈魂，唯另一場內戰。】

鄂蘭很累：為批判杜林普，美國輿論忽視的思想家真意

2020年11月2日 BY BRIAN LIU 

1972 年的顎蘭。　圖片來源：Tyrone Dukes／New York Times Co.／Getty Images

 美國大選氣氛熾熱，輿論對爭取連任的杜林普也窮追不捨。耶魯大學歷史學與法學教授 Samuel Moyn 卻撰文警惕，過去數年間，主流評論最愛引用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攻擊杜林普，卻按自由主義的陳腔濫調穿鑿附會，罔顧納粹德國與當下美國難以比擬，錯過鄂蘭真正啟迪人心的見解。

1945 年，鄂蘭在 Organised Guilt and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一文警告，納粹德國的可怖之處，在於構築了一個難辨對錯的世界，英雄與反派難有清楚區分。不論是異見分子還是普通德國人，全數都會被捲入龐大的行政恐怖漩渦之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公開反抗法西斯而生還下來，意味著倖存者與納粹主義總或多或少有關聯，那怕他們從未直接參與任何行動。

沒有經歷納粹主義的外人，總是期待懲處納粹黨人。縱然這些人很多都罪有應得，鄂蘭也從不反對審訊戰犯，但她卻提醒背後其實牽連更廣泛的共謀關係，除非同謀能夠承認自身的罪責，為所作所為感到羞恥而非引以為榮，否則難以防止罪惡再次滋長。

猶太裔背景的鄂蘭又提出，猶太教為人類留下的深刻教誨，在於「普遍責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以致鄂蘭不認為有任何人可以簡單撇清罪責。當戰後大家復仇心切，加快清算納粹戰犯的同時，鄂蘭主張要深刻反省更廣泛的責任問題。相較之下，她更欣賞「那些面對人類無可逃避的罪咎、而真切感受到恐懼的人」。

鄂蘭的思想正是上述時代背景下結成，以 1933 至 45 年間納粹德國深刻的經驗為鑑，與 2016 年杜林普當選至今的美國情況，其實沒有多少相通之處，但近年輿論卻樂此不疲，以鄂蘭的理論為據，試圖批判杜林普治下的美國。結果，鄂蘭成為最多人引用、也最受濫用的理論家，其 1951 年分析納粹主義崛起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近年也成為暢銷書。

可是，Moyn 不認為「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思想的精髓，也不是最具原創性的作品，奈何評論人傾向抽取書中片斷，來譴責杜林普對真相滿不在乎的態度，或者用以警告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即將降臨美國。在這些評論的片面演繹下，鄂蘭只是平庸的自由主義者，譴責國家暴力、警告領袖說謊的危險，但這樣的陳腔濫調任誰都懂得說，其實犯不著挪用鄂蘭的權威。

鄂蘭淪為拒絕反省責任的辦法

Moyn 譏諷很多這樣的評論，對鄂蘭的思想不求甚解，卻又知道鄂蘭素來被奉為「反省法西斯主義的哲學家」，在文章中加以引述，除了增強說法的權威，也隱晦地為杜林普貼上法西斯標籤，結果往往對杜林普在美國崛起的社會文化因素不加反思。

鄂蘭近年還不時被標榜為「後真相時代」的理論家，但 Moyn 指正，這種解讀忽略了鄂蘭對政治的獨特見解 —— 她依據古希臘城邦經驗對政治作出嚴格定義，強調政治是公民共同生活、尊重彼此自由下協商的過程，屬於「顯現領域」（realm of appearance），她把政治行動看待成類似舞台表演的美學，與真相反倒沒有對應關係。

再者，鄂蘭其實深信，我們向來身處「後真相時代」。Moyn 便指出，縱然鄂蘭同意法西斯主義的謊言與別不同，但過去歷史本身同樣是充滿謊言，並非我們所以為的清白，因此她批判美國國防部掩蓋越戰真相時，同樣拒絕按簡單道德論斷評價事件。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終戰時刻，被德國人稱呼為「零時」（Stunde Null），意思是德國邁向新時代、揚棄納粹主義的時刻，但鄂蘭對此說法不以為然，在她眼中，這同樣是逃避普遍責任的說辭。

不無諷刺的是，美國主流輿論近年偏偏濫用了鄂蘭的權威，將美國問題簡單地推卸到杜林普或支持者身上，而忽略鄂蘭再三強調的「普遍責任」意識，也沒有更深刻地反省美國的社會文化現狀，只是一味期望「零時」來臨，想要把杜林普時代拋諸腦後。

——CUP新聞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