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次美國選舉大烏龍，跌破眼鏡，觸及憲法根基，然而全世界的"名嘴"們都說一句話：大規模系統性作弊不可能，那麼連"計票軟件"都會作弊，算什麼性質？無數選民出來指證作弊，是無人理會的，所有大傳媒都裝聾作啞，民主社會"四大權力"已經廢了幾種？更大的懵懂，是至今罕見有人指出，這是來自北京的一種"境外干擾"，民主黨背後有更大的一隻黑手。當然解釋它也頗容易，全球化嘛，問題是川普有地兒上訪嗎？】
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合。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一次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产品以及沃尔玛（Walmart）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日用消耗的"海外制造"依赖，消解了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权价值观的普世性，而牺牲全球消费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场本身，只是肥了国际跨国公司，这个新种，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质，或者简略版，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暴跌至历史最低点。蓬勃的发展和繁荣已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离弃"苏联模式"后，经济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则依然在混乱、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样繁荣昌盛，并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有两次权力大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现在第三次大转变来临，就是"群雄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出现了——这是"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来自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国际知名政论家，其新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称，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反美主义或泛美主义；对美国而言，随着伊拉克的混乱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更大故事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来越非美国。在这个非美国的世界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为时已晚。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过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事，同时又常为《远东经济评论》、《国际前锋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中国评论，他得以亲身在现场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各种"猫儿腻"，尖锐地指出，中国内在的各种问题和疑难杂症，将在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五年后，像山洪暴发一样溃决，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终趋瓦解。ＷＴＯ就是一个"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其预言短期之内并未应验，却揭开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共在入世以后，是如何规避和违反ＷＴＯ规则，自身既从经济灾难中逃脱，又坑害了全世界，这引发了日后的中美贸易战。2006年那瓦罗（Pater Navarro）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出版，更系统地作出结论，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于两国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中国以违反ＷＴＯ规则之术，吸引美国企业迁厂至中国，造成美国自身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又"窃取"美国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替代，再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美国。
八十年代我们在"黄土地"上向往"蓝色文明"的时候，何曾想象到这样的未来？
美国经济衰退了，不是说明西方这个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会跟着东方的专制一道完蛋吗？眼下这种金融危机，假若不向中国或其他地方转嫁危机的话，美国自己渡得过去吗？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买单，而他知道这个共产党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洋人的买办"而已，无论怎样它都会俯首帖耳的，它买"稳定"所花的钱，恰好是华尔街胡闹捅出的窟窿，而你让它当了这样的冤大头，又怎能不让它纵容中国人闹一闹"仇外"呢？可怜只在于，洋人得了实惠，而中国人只图了一时的痛快——发泄、出气、过把瘾，都是用外贸去支付的"精神胜利"药丸。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爱国主义"迷狂，实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么一点点历史渊源可以说道：近代中国的耻辱，就是源于"鸦片"那么一种"不平等贸易"，而今日中国委实不再是"东亚病夫"了，因为终于办了奥运会，却是由一个纵容"爱国主义"的、跟西方有极好默契的买办政府举办的，它的意识形态底线，是必须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体育则是一个笑话。
这样的意识形态于是便会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倾"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去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再演义一遍。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国的关系，跟一百多年前相比并无太大的改变，那些所谓"进步"，诸如资本主义处理劳资矛盾、福利主义、新价值观（民权意识等）的觉醒、南北（贫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缓和等等，在中国的国际范畴内效用微弱，中国人依然面对着一个并不仁慈、甚至是贪婪冷酷的西方，则中国的土壤，对于皇权或强人政治，便一点也不贫脊；精英对权力、政府的不妥协，也找不到着力点；权利意识远远没有诸如国家意识、平等欲望来得实际和有效。这是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所遭遇的世道，它怎么会不让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呢？中国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应对西方，不论是抵抗、反击，还是贸易、赎买，不论是枪炮还是集装箱，总之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账面上找齐，则中国人便很难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以及心平气和。
假如不是言之过早，如西方媒体所称这次"全球化"乃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那么中国这次不仅没有错过"历史机遇"（八十年代话语），甚至还是领先者，其对后世影响剧烈，尤其在思想史意义上，创造了专制、集权下的现代化转型成功范例，近二百年的"现代化"目标可说达成，而"现代化"的含义只限于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也将作为范例而被接受。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其实不难发现由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所谓"霸权"争夺，常常很容易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怪胎，德国纳粹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皆为显例。经济导向没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可以导出民主"，先前是一种宣传，后来是一个失败的假说，而所谓"全球化"也会导向"普世价值"传播的说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会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后来者，而会新创"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标准，此是后话。但是，"现代化"吊诡却并未因此而取消，追赶者（后起者）所付出的代价，在二十世纪可定义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么，往后或许也可以拿中国作一新范例，其定义势必越出政治、思想范畴，而以环境、资源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种"全球化"的负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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