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4
與萬國矚目的美國大選形成鮮明對比，中共的五中全會死氣沈沈。不要說國際關注度，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關心。這對於那個一心要做世界級領袖，鼓吹「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自詡「給世界經濟發展指明方向」的習近平，實在顏面無光。
五中全會倒是提供了一個明確信息，就是中共沒有、也不會去討論接班人議題。這更證明了習近平要把龍椅坐穿的決心。儘管很多政治觀察家以為中國經歷過文革浩劫之後，那是不可能的笑話。而事實恰恰是，青春記憶有著鮮明文革烙印的習近平，不覺得終身制有甚麼不妥。領導一個那麽大的國家，必須「定於一尊」和「一錘定音」。這一稱帝宣言早就由習近平寵信的重臣栗戰書公開說出來了。如果說，終身執政有點不確定性，那麼，習近平要佔著茅坑至少二十年，那是板上釘釘的。
五中全會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信號，庹震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長。很多人都記得習近平剛剛上台時爆出《南方都市報》風波，刪除該報新年獻辭關於「憲政」內容的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庹震。那時大家都認不清習近平的真面目，覺得新人新政可能代表著某種改變和某種希望。結果，庹震封殺憲政有功，先被提拔為中宣部副部長，現在再加官進爵，成為最大黨報《人民日報》的社長。
這和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年代形成強烈反差，1978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並實行開放改革。所以1979年就是中國的改革元年。就在這一年的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二十五歲的青年作家、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小說《傷痕》的作者盧新華，晚餐時被安排和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坐在一起，胡耀邦一直和盧新華交談，了解他的學習和寫作情況。
等到盧新華大學畢業，那時胡耀邦已是總書記。盧新華被點名去做《人民日報》社團委書記，而熱愛寫作的盧新華不想從政而謝絕，但這個小故事恰好標誌著那個政治開明的年代。不要忘記，當時《人民日報》正副總編是胡績偉和王若水，那是中國最光明和最有希望的八十年代。隔了三十年，《人民日報》社長成了庹震。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追問當代史，必須解答一個疑問。既然中國開放改革前十年是發展健康的黃金時期，為甚麼在八十年代最後一年發生了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導致血腥屠殺和黨內開明派全軍覆沒呢？將這個歷史悲劇完全歸於老人政治的頑固，可能只是一種簡單膚淺的解釋。
法國十九世紀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有過精辟論斷：「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惡法的人民，一旦惡法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他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指出「摧毀一部分封建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這個歷史法則，讓極權主義的繼承人心生恐懼。習近平一朝定下「不許妄議」和「絕對忠誠」，讓它成為全黨信條和對人民的要求，就是出於確保權力千秋萬代香火永繼的考量。問題是到了龍椅終於被坐穿那天怎麽辦？要全黨、全體人民和整個國家給極權統治者陪葬嗎？
五中全會倒是提供了一個明確信息，就是中共沒有、也不會去討論接班人議題。這更證明了習近平要把龍椅坐穿的決心。儘管很多政治觀察家以為中國經歷過文革浩劫之後，那是不可能的笑話。而事實恰恰是，青春記憶有著鮮明文革烙印的習近平，不覺得終身制有甚麼不妥。領導一個那麽大的國家，必須「定於一尊」和「一錘定音」。這一稱帝宣言早就由習近平寵信的重臣栗戰書公開說出來了。如果說，終身執政有點不確定性，那麼，習近平要佔著茅坑至少二十年，那是板上釘釘的。
五中全會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信號，庹震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長。很多人都記得習近平剛剛上台時爆出《南方都市報》風波，刪除該報新年獻辭關於「憲政」內容的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庹震。那時大家都認不清習近平的真面目，覺得新人新政可能代表著某種改變和某種希望。結果，庹震封殺憲政有功，先被提拔為中宣部副部長，現在再加官進爵，成為最大黨報《人民日報》的社長。
這和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年代形成強烈反差，1978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並實行開放改革。所以1979年就是中國的改革元年。就在這一年的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二十五歲的青年作家、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小說《傷痕》的作者盧新華，晚餐時被安排和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坐在一起，胡耀邦一直和盧新華交談，了解他的學習和寫作情況。
等到盧新華大學畢業，那時胡耀邦已是總書記。盧新華被點名去做《人民日報》社團委書記，而熱愛寫作的盧新華不想從政而謝絕，但這個小故事恰好標誌著那個政治開明的年代。不要忘記，當時《人民日報》正副總編是胡績偉和王若水，那是中國最光明和最有希望的八十年代。隔了三十年，《人民日報》社長成了庹震。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追問當代史，必須解答一個疑問。既然中國開放改革前十年是發展健康的黃金時期，為甚麼在八十年代最後一年發生了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導致血腥屠殺和黨內開明派全軍覆沒呢？將這個歷史悲劇完全歸於老人政治的頑固，可能只是一種簡單膚淺的解釋。
法國十九世紀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有過精辟論斷：「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惡法的人民，一旦惡法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他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指出「摧毀一部分封建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這個歷史法則，讓極權主義的繼承人心生恐懼。習近平一朝定下「不許妄議」和「絕對忠誠」，讓它成為全黨信條和對人民的要求，就是出於確保權力千秋萬代香火永繼的考量。問題是到了龍椅終於被坐穿那天怎麽辦？要全黨、全體人民和整個國家給極權統治者陪葬嗎？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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