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8
“要致富、先修路”。在山高谷深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工作正如此展开。中国官方在当地“精准扶贫”，有民众积极参与配合，取得初步成果。比如昭觉县悬崖村的彝族孩子们，原来天天上下海拔近千米的艰辛求学路，就有明显改善。然而，彝族人也面临着道路通了、文化主体性却加速流失的两难抉择。本台记者郑崇生制作了少数民族脱贫专题，今天请听第三集，带您了解四川凉山里，彝族人的脱贫故事。
一位彝族毕摩用彝族自己的语言中的诺苏方言演唱着一首招唤祖灵的古调。这是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OI Lumina Quaeruntur Fellowship）研究员柯扬（Jan Karlach）和我们分享他2014年在凉山生活一整年，记录保存下的彝族传统文化。
诺苏是彝族里的几十多个分支之一。毕摩在彝语里指念诵诗经的长者，在彝族社会中，有“凡事问毕摩”的传统，毕摩就像族中精神领袖。
“我的毕摩朋友就是个很有彝族自豪感的热爱民族者与传承人。面对政府派来进行扶贫工作的人，他很懂得相处之道，他也很欢迎扶贫。” 柯扬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与旁观者，对彝族热情参与脱贫工作，有这样的观察。
“大部分的凉山彝族人，他们是不讨厌中央政府的，他们只是希望在凉山可以把一些中央政策本地化，也就是诺苏化、彝族化。和其他一些遭遇比较惨的少数民族比较起来，他们的处境还是相对有优势的。我可以说，凉山彝族和其他民族比如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相比，是不一样的。 ”
积极脱贫的彝族人
以流利中文受访的柯杨还能说彝语，他告诉记者，凉山彝族自治州官民之间能维持较好的互动，有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凉山的地理位置，在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上，对中国政府来说，不像新疆与西藏般敏感，官方的手段较怀柔：另外，彝族人看到藏人、回族与内蒙古人的情况与遭遇，从中学习应对之道。
而维持传统文化，离不开现实生活。
柯扬的毕摩朋友就是务实的彝族年轻人。他自己在成都当演员，凉山老家亲人则在精准扶贫下、搬进新房子。这是许多新生代彝族人的相似故事。柯扬那一年在凉山，也见证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风生水起。
新农村工程后，“精准扶贫”与“异地扶贫”，也在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上演。
4G网络通了悬崖村的生路
“哈啰大家好，熊二又来分享生活了，现在去奶奶家背那个南瓜，因为奶奶要搬迁了。”
这是抖音直播网红“悬崖村熊二”最近在网上分享的忙碌生活，奶奶能搬下山到县城住公寓，熊二功不可没。
熊二是有“悬崖村”之称的阿土列尔村的首位网红。当地2017年通了4G网络后，熊二的直播让外界了解到，这个海拔1400公尺高的小村，村民和孩子们是如何每天徒手在悬崖峭壁上攀爬危险藤梯出入村庄与求学。当地县政府开始关注问题，为他们搭建较安全的新钢梯，生活有了改变。
熊二继续靠直播销售村里特产野生蜂蜜，还发展悬崖村观光，钢制天梯现在也成了当地旅游路线之一。不只靠政府给“鱼”，熊二展现彝族人如何靠自己努力，学会“捕鱼”谋生。四川省政府今年9月大举邀请中外媒体记者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了解当地脱贫工作，悬崖村就成为焦点。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有不少像阿土列尔村这样的村落，还处在贫困的边缘。
不只一个悬崖村 凉山脱贫患寡也患不均
柯扬提到了一个外界较少报道的情况，当地扶贫工作患寡也患不均，有些想走的，却走不了。
“如果你穷，你可以搬到城市或住到更好的房子里。但是有人想搬走、却‘不够穷’，这些人是最惨的。他们可能以前是比这些贫穷的人好，家人有在东莞打工什么的，但过去很穷的人，现在住到城里了，他们反而没能离开。”柯扬说。
海洛因与爱滋病交织的凉山彝族贫困史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有历史、也有地理因素。2005年回老家凉山的侯远高，是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身为彝族人，他比政府更早行动，创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一心想为族人摆脱“穷、毒、病、苦”的轮回。
他说，“凉山过去孤儿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吸毒、共用针头，导致爱滋，而爱滋病不治疗就会造成死亡、就会衍生更多的孤儿问题。以前，真的是县乡医疗机构都不具备治疗能力，（我们）还要教育爱滋病患者，要他们相信治疗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是走到政府前面，积累一些经验，在精准扶贫中，政府也吸取了这些经验。这就是我们在凉山存在的价值。”
2015年，彝族女孩苦依伍木一篇号称“最悲傷作文”流传甚广，描述母親到县城西昌看病，“钱沒了，病还沒好”。回到家里，女孩給母亲做饭，但“饭做好了，妈妈却离世了”。当时中国舆论质疑扶贫工作不到位，却有官媒報道是有些人“固守传统恶习，拒絕現代文明，不思進取”，那时的侯远高非常生气。
难得受访的侯远高在电话那头向本台强调，当地政府这五年来在扶贫工作上明显变得更积极，而他身为彝族知识分子，凭着那份对老家土地的深厚感情，有了与其在学术殿堂研究，不如回到凉山干实事的念头。这15年来看着当地从医疗、教育到住房，这“三个保障”在凉山开始有初步建设，他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心中却有远虑。
彝族文化流失：侯远高的焦虑与担忧
“凉山彝族文化保存得很完整，过去就是因为它的封闭性。虽然经济发展停滞、困难，但是文化保留很完整，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可是，我们现在焦虑的就是文化流失得太快，交通条件越来越好了，现在还要修高速公路。但交通改善后，封闭性就彻底打破，原来保存文化的条件就破坏掉了，这是我们很焦虑与担忧的。”侯远高告诉本台。
传统融入现代社会难免会遭遇冲击，彝族建筑的火塘文化就是一个例子。柯扬就看到，彝族人在火塘文化上的世代差距：“传统彝族房子没有厨房，最重要的是火塘的存在。火塘就像彝族的人间与社会罗盘一样；而现代化的水泥房，就当然没有（火塘）。对年轻人来说，火塘不是唯物的，而是精神上的。但有些（长辈）会说，不行，我不要厨房，我要火塘，不去新房子。”
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柯扬指出，对需要仪式感的彝族新生代来说，他们会用火盆生火烧木头，想象成心灵深处的火塘。他形容，“这是彝族人比较多的resilience（韧性），他们不会因为建了新房子就放弃所有传统，但他们不是直接反抗示威，彝族人不是以死相逼的那种心态。 ”
侯远高正在当地进行新式彝族建筑保存的计划，他恰好就展现了柯扬所说“彝族人的韧性”。“确实，火塘是有安全与健康等问题存在，需要改进，但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既盖火塘，也造厨房。凉山彝族是夯土建筑，传统建筑没有卫生间，我们就建了卫生间，还保留了火塘、新修了厨房。” 侯远高说。
侯远高还推荐火塘的实用性是“冬天保暖佳”，新式砖瓦房得靠供暖，但像凉山这样的乡村地区，没有供暖条件。
传统建筑现代化的冲击与矛盾寻到了解方，在教育上，侯远高则大赞当地的“一村一幼儿园”、设置职业教育学校与“9+3免费教育计划”，实践“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
不过，柯扬提到了彝族在教育上遇到的两难：“我的彝语老师面临的状况就是，无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民族学校，因为学校水平太低了，所以，很自然就是会把孩子送到县城里比较好的学校。但这样一来，彝族人（在县城学校）就变成少数，经济实力也不强，就会变成小孩汉语好了，彝语就一般。这就是矛盾。”
北京下令拼脱贫 四川批准凉山州七县全摘帽
四川省七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在凉山彝族自治州。11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告，批准了包括侯远高的老家美姑县在内、凉山州7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四川88个贫困县全部清零。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今年3月介绍，国家级贫困县是根据当地人均年收入、经物价调整后的标准，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人民币2300元以下，为国家级贫困县，到今年约为4000元。
但是，柯扬提醒，贫穷是流动现象，现在消失了也可能再回来。官方设定硬指标，实际执行的状况就会变成拼速度、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现在扶贫目标是把（绝对贫穷的）数字消灭，而不是解决各地不同的复杂问题……很多扶贫执行者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情商就很高，也懂得地方需要。但是，外来的人派到凉山，他们对当地情况没有时间关心，就是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目标，把工作做好。当地人跟这样的官员交流，就比较困难、有矛盾。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他们可以‘slow down’（慢下来）。”
夯土房有火塘 彝族人不要千村一貌
慢下来，侯远高也这么想。身为应用人类学者的他说，“经济发展，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与传统的出路。我们凉山不仅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也是最充满活力的地方。活力在哪？就在彝族人拼命创造自己、改造自己的文化，建构自己文化的现代性；我们不能失去自己的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千村一貌’。（否则）那乡村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打造凉山成为“中国的阿尔卑斯山”，是侯远高的远大理想。他希望有更多彝族年轻人跟他一样，走得出凉山，更要回到凉山。彝族人要靠自己建设家乡。“还是要走出凉山，不进入城市、不走出去，还是不能发展。不走出去能干什么？要有必要的城镇化，我们是鼓励年轻人出来，不管是求学、就业、打工、当兵，都好，但走出去是为了以后回来、更好的建设家乡。我们更鼓励的是他们出去创业，学到知识，积累资金以后，回到凉山建设家乡，这两个应该不是矛盾的。”
（彝族歌曲《阿杰鲁》）
从凉山的高山峻岭、走向国际舞台的彝族歌手吉克隽逸演唱的这首彝族民歌叫《阿杰鲁》，意思是“不要怕”。这是侯远高引以为傲的彝族文化流行化、转型成功的例子。
贫困跟着凉山彝族人将近一个世纪，他们一直像歌词所说的，“无论严寒或酷暑，无论伤痛或苦难，不要怕”，他们从来不怕。
脱贫工作不只是追求数字硬指标，对彝族人来说，还要守护民族自豪感，“我们不希望被同化，希望能找到一条保持我们尊严和价值的文化现代化道路，我们还是觉得，需要更多的依靠民间力量，更多发挥村民的主动性、积极性与能动性，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侯远高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华盛顿报导（记者薛小山对本报导有贡献）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