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恩底弥翁之月 恩底弥翁之月
在考虑为这篇文章的题头配什么音乐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齐默尔曼《一位年轻诗人的安魂曲》，其中的“主赐平安”在天主教的祷歌背景上，拼贴上贝多芬第九、披头士、空袭警报广播、各国政治领袖的演说鼓动、街头集会抗议，各种元素尖锐对立，形成一个二十世纪灾难的“音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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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俗《历史》杂志的播客质量很高（History Extra podcast），邀请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或是新著，进行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讲解。最近他们推出的Keith Lowe的讲座《或去或留》（Shall I stay or I should go），关注时下热点：不少历史名人在殖民和种族问题上有过劣迹，其公众历史雕像遭到污损和毁坏，这股潮流已从美国蔓延到了欧洲。波士顿的哥伦布雕像遭到斩首
Keith Lowe试图从更长时间段来观察，公众雕像遭到毁坏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实乃常例，经常发生在改朝换代之际。二十世纪后，动荡加速，则使这个现象更为醒目。推倒或损毁公众雕像是一个政治宣言，其实质是对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也是媒体最乐意传播和曝光的影像。
巴格达的萨达姆像被掀翻
Keith Lowe认为，在这些雕像或去或留的二元选择之外，其实不乏更多有意义的尝试。他个人最欣赏的是德国人对汉堡战争纪念碑的处理方式：在纳粹时代的纪念碑旁边，人们再委约建一座体现当下观点的新雕塑。由此，在这个公众空间内，形成了新旧雕塑之间的对话和交锋，结论则交由每一位路人自己来得出。
这个事例，让我极感兴趣，随后搜索了一下相关信息和图片，发现在汉堡战争纪念碑前后，居然有一系列曲折的故事，构成一个历史和艺术观念的非凡背景。如果我们按时间发生顺序梳理下来，在公众雕像和纪念碑的问题上，会呈现出一幅全新的图景——堂皇巍峨的纪念碑其实脆弱易朽，命运无常，而微弱的人性呼声，则持续而不可抑制。威廉二世治下，德国在国际外交中日益孤立，导致一战落败
故事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野心勃勃，他极端崇拜自己的爷爷——那位一统德国的威廉一世。孙子一心要继承这份辉煌功业，尊爷爷为“威廉大帝”，其实也是借此自抬身价。但威廉二世那强烈的个人功名欲望，并没有搭配相应的才干，以至于将德国和整个欧洲带入深渊，这是后话了。
1903年，威廉二世为爷爷操办盛典，在汉堡市政厅广场，树立起一座“威廉大帝”骑马像，并由皇帝主持揭幕仪式，据称雕像和揭幕仪式耗资超过百万德国马克。孙子之所以能一掷千金，是因为当时德国从贸易扩张和非洲殖民地中获利颇丰。
汉堡市政厅广场的威廉大帝骑马像；历史照片和明信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崩溃，威廉二世退位。矗立在汉堡市中心的“威廉大帝”雕像日益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它依然又继续矗立了十一年，一直到1930年，市议会决定修建一座新的纪念碑，以哀悼战争中阵亡的汉堡子弟，大帝雕像才被挪走。之后，它搬了好几次家，最终在距离勃拉姆斯广场不远的植物园（Planten un Blomen）中落脚，失去了恢弘基座的骑马像被放置在一个简单的水泥台上，颇有颓败之相。
今日的落魄大帝
取代大帝的雕像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来自北德表现主义雕塑流派的大师巴尔拉赫，这位艺术家生性桀骜，年轻时也曾追随同侪，去巴黎镀金，但却对艺术之都的时尚才情不屑一顾。 
Ernst Barlach 1870 – 1938 晚年在居斯托弗工作室，雕刻九件《聆听者》
数年后，巴尔拉赫游历俄罗斯，深受震撼，这片广袤之地上具有极强忍耐力的人民，艺术中对苦难的表现，文学中对灵魂的拷问，使得巴尔拉赫自觉找到了精神之家。俄国之行后，巴尔拉赫开始以底层和边缘人群为描摹对象，加上他从表现主义中汲取的强烈夸张和极度简朴，其作品透着一股浓烈的苦行僧气质。
吕贝克卡特琳教堂的乞丐圣徒（1929年）
居斯托弗教堂的《悬浮天使》（1927年）
1930年，汉堡市议会由中左党派联合执政，正是他们决定移走大帝骑马像，以一座纪念战争死难者的新雕像取而代之。此举被当时报章评论为向右翼党派的宣战。市议会选中了巴尔拉赫，也许就是看中巴尔拉赫风格中表现受难的特点。新雕塑将彻底去除老大帝雕像所代表的帝国煊赫，无数德国年轻人为了这份威仪而捐躯。
纪念碑上将有如下铭文：“1914 – 1918，这座城市的四万儿子为你失去了生命”（Vierzig Tausend Söhne der Stadt ließen ihr Leben für euch 1914-1918.）。其实，市议会原拟定的铭文中并没有“为你”（für euch）二字，最后因为右翼的压力，而略作让步，使得这些流血不至于像是徒劳白费。
一战爆发时，巴尔拉赫一度被战争狂热所裹挟，四十四岁上报名参战。到了次年，他因病退伍时，对战争的观念已经全然改变，成了一位彻底的和平主义者。接受委约时，他年过六旬，拿出的设计极端朴素，就是简简单单一块高耸的石板，正面刻铭文，另一面是一对母子相拥的浅浮雕。浅浮雕的效果，很接近平面的白描，只有走近了，母子形象才能从石头中显出。
需要隔着水池才能看到石碑背面的母子像（其实是战后重刻的）
巴尔拉赫的纪念石碑在汉堡市中心矗立而起后，旋即成为右派的眼中钉，无奈何市议会掌握在对立党派手中。于是，右翼按照自己对一战的理解，决定再塑一尊纪念雕像，被称为“Gegendenkmal”，字面意思是“反对纪念碑”——既然你们可以用巴尔拉赫的石碑来反对“大帝”，那我也用一尊士兵纪念碑来反对你的母子石碑。
右翼寻找到的致敬对象是一个军事单位，驻扎在汉堡的第七十六步兵团，它由当地子弟组成，历史悠久，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一战时，该团被派往西线，伤亡惨重。右翼设想的“反对纪念碑”，就以悼念该团为名。计划启动后不久，纳粹掌权，右翼顺理成章，干脆公开征集设计，而且写明只有“雅利安雕塑家”才有资格参加。最后理查·科赫尔的方案入选。
雕塑家科赫尔 Richard Kuöhl 1880 - 1961
说起来，科赫尔和巴尔拉赫其实同属于北德表现主义，主要作品也是教堂雕像，同样的简朴风格中，更有一种稚拙的趣味。他接下这个委约，其实有颇多可以参照的先例。
汉堡圣约翰教堂前的“31纪念碑”，三面石碑上的三位武士像
从二十年代起，德国各地立有不少阵亡将士纪念碑，多以形象坚毅的士兵为主题。汉堡当地之前就有一座，树立于1925年，纪念另一个参战军事单位——第三十一步兵团，故称“31纪念碑”（31er-Denkmal，后来科赫尔那座也被简称为“76纪念碑”，76er-Denkmal），是一个三面石碑，呈现三个手持武器的半裸古代武士。由出生于1871年的哈能贝格设计（August Henneberger）。
杜塞尔多夫的39纪念碑，正面铁门上有德军铁十字勋章标志
杜塞尔多夫在二战爆发前不久，也落成了一座纪念碑，纪念有着悠久战史的普鲁士第三十九燧发枪步兵团（“39纪念碑”），设计者显然受到了稍早落成的科赫尔“76纪念碑”的影响。
1936年在汉堡老城区的闸门坝（dammtordamm）落成的76纪念碑是科赫尔艺术生涯中的最亮点，的确很有感染力，使之成为此类纪念碑中的样板。它以一整块极具体积感的正方巨石为主体，四面以浮雕方式，呈现出四人一行的队列，一共八十八名士兵，人物比例真人大小，戴着钢盔，身负行军背囊和水壶，环绕一周，像是在进行一个永无尽头的长征。整个雕塑具有庄严肃杀之气，其精神气质完全可以配上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葬礼》或是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柔板。
雕塑上方的题辞极为醒目，来自一战时的德国诗人列施（Heinrich Lersch），他志愿入伍，写下《士兵的永别》，其中有反复的叠句：“我们甘愿牺牲，德国必得永存！”（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这就把士兵的捐躯，抬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祭坛之上。雕塑形象配合上掷地有声的口号，无比坚忍地负重前行，正是纳粹希望整个德国的国民从头到脚浸透的精神。
从后人角度看，这是纳粹用对上一场战争的解读，来为当下的权力背书，并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这很像美国二十世纪初，3K党盛行，虽然南北战争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但南方各州却新树立起不少李将军和无名南军战士像，如出一辙。揭幕落成之日，委约方特地安排了阅兵礼。此后多年，每逢重大纪念日，76战争纪念碑总有军事操列活动，纳粹可谓扬眉吐气。1937年，由戈培尔一手操办的“堕落艺术展”，将犹太艺术家以及不符合纳粹官方美学的艺术流派，尤其是现代派作品，统统归在一起，当作反面典型公开展览，巴尔拉赫入选。
母与子被铲除后，增添上去的鹰，但这只鹰的寿命并不长久
被纳粹控制的汉堡市议会落井下石，于次年做出决定，铲除掉市政厅广场纪念碑上巴尔拉赫的“母与子”，另聘请擅长动物雕刻的胡沃尔特（Hans Martin Ruwoldt），用一个翱翔的雄鹰图样覆盖在原处，这是对巴尔拉赫艺术作品的公开行刑。巴尔拉赫的晚年作品《被冻僵的老妇》
雕塑家晚年极为潦倒落魄
68岁的巴尔拉赫于1938年10月24日，在罗斯托克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去世前，他的艺术学院会员资格被取消，得不到任何委约。巴尔拉赫辞世时，正处于他人生和艺术生涯的最低谷，但由此，他也避免了目睹数年后启示录级别的毁灭：德国给其他国家、同时也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汉堡作为德国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遭受重创。
“蛾摩拉行动”摧毁汉堡，市区只剩骨架的高层建筑，有点像巴尔拉赫的纪念碑
1943年7月24日，英美轰炸机针对汉堡开启“蛾摩拉行动”，蛾摩拉是旧约圣经中被天火毁灭的罪恶之城。数月的狂轰滥炸，造成4万2千人丧生，市区百分之七十四的房屋被炸毁，汉堡故被称为“欧洲广岛”。德累斯顿、柏林也遭遇了类似规模的空袭，德国的大部分城市被盟军空军摧毁。虽然承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但德国人却几乎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希特勒自杀，才放弃了抵抗。纳粹德国利用造型艺术和音乐艺术，长期大肆鼓吹坚忍负重的精神，对二战尾声德国人的负隅顽抗，有着强心剂作用。
英军坦克在1945年驶入汉堡市政厅广场，背景是巴尔拉赫的纪念碑，正面的铭文依稀可见
英军占领汉堡之后，开启“非纳粹化”进程，肃清第三帝国的流毒。首先恢复地位的是备受屈辱的巴尔拉赫。当年雕刻“母与子”的石匠布舍（Friedrich Bursch）出山，重塑巴尔拉赫的原始浅浮雕。万幸的是，布舍还保留着当初的工作小样。1949年，胡沃尔特的雄鹰被抹去，巴尔拉赫的“母与子”原样重现。至此，该纪念碑被重新命名为“汉堡纪念碑”（Hamburger Ehrenmal），每年十一月的受难者哀悼日（或称“默哀日”Stiller Tag），官方和民间都向此处敬献花环。
巴尔拉赫的《母与子》
当初，英国占领当局一度想炸毁76纪念碑，但汉堡市有个纪念碑的保护协会，阻止了英国占领当局的企图，他们抗辩说，此处纪念的是一战阵亡士兵，类似纪念碑在英法德都十分常见，76纪念碑遂得以保留。1958年，科赫尔在石碑不远处的草地上，加了一块墓石，上书悼念二战阵亡者。一个误解由此而生，常有人误以为76纪念碑的对象是二战而非一战。76纪念碑基座上的涂鸦：“这些兵都死了”“战争自此而起”
在和平年代，76纪念碑成了一个醒目的标靶，左派右派都将此处设为冲突热点，反战集会和新纳粹游行，涂鸦和污损都是家常便饭。七十年代，西德国防军受命不得向此处致敬。1999年，红绿（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的德国参与了科索沃战争，反战人士把纪念碑上士兵的钢盔涂成了红绿两色。
1982年，汉堡市文化署提交了一份方案，在76纪念碑旁边，委约建一座“反对纪念碑”，体现当下人对二战的解读，正如76纪念碑是对巴尔拉赫“母与子”的反对，“母与子”又是对“大帝”骑马像的反对。这个委约落到了维也纳雕塑家和画家赫德利卡（Alfred Hrdlicka）头上。当年54岁的赫德利卡在德语艺术界具有偶像破坏者的大名。他原先是个牙科技师，也许长期和口腔、牙齿打交道的经历，令他创造的形体扭曲而具有肉感，他的名言是“一切艺术都来自于肉体”。
赫德利卡在工作室（Alfred Hrdlicka 1928 - 2009）
1960年，赫德利卡首次举行个展，一举成名。他偏爱政治、宗教等敏感议题，用作品挑衅观者底线，是他最爱干的事。1984年，他的一幅迹近涂鸦的画作戏仿了达芬奇的《最后晚餐》，将之表现为一场同性恋狂欢派对，并向帕索里尼致敬。此画彻底激怒了天主教徒，直到新世纪，有美术馆要办赫德利卡回顾展，想展出此画，还收到了死亡威胁。汉堡人委约赫德利卡，就是要用他的锋芒，去掀翻那座貌似坚如磐石的老纪念碑。
赫德利卡的“反对雕像”以战争灾难为主题，原计划由四部分组成，但等到1986年落成时，只实现了两部分，就像两幕场景，分别取材自汉堡二战历史上的惨剧：第一幕是之前提及的“蛾摩拉空袭行动”；第二幕则是卡普·阿克纳号邮轮（Cap Arcona）的沉没（计划中未实现的两幕主题为阵亡的士兵和遭受法西斯迫害的妇女）。
卡普·阿克纳号邮轮是走汉堡到南美航线的大型客船，堪称德国的泰坦尼克，20年代下水时有“漂浮宫殿”的美誉。1945年年初，该船多次往返于东普鲁士和德国西部，在苏军铁流抵达东普鲁士前，疏散了大量军事单位和难民（和它承担相同任务的古斯特洛夫号，在1945年1月份被苏联潜艇击沉，导致九千多平民丧生，大部分是妇孺，至今位列海难丧生人数之最）。
战争临近尾声，由于德国占领军在北欧关押了大量囚犯，德方启动了“白色巴士行动”，调用多艘客轮，将9000名囚犯转运至汉堡附近的努加姆集中营。船行途中，遭到英国皇家空军袭击，卡普·阿克纳号严重受损，燃起大火，最终沉没，船上的4600名囚犯大多丧生，同行的几艘囚犯船也损失严重，共计有7800多人在此次空袭中殒命，加上其后试图逃脱的囚犯被看守射杀，只有450名囚犯抵达目的地。令人扼腕的是，这桩惨剧发生于5月3日，希特勒已经自杀了四天，又过四天，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海面上熊熊燃烧的卡普·阿克纳号，由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拍摄
赫德利卡特意选择的两幕屠杀的制造者，都是英国皇家空军，意味深长。他极力要表现的是战争的恐怖景象以及毫无理性的荒谬，堪称雕塑版本的“格尔尼卡”和“梅杜萨之筏”。赫德利卡的“反对雕像”全景
猛烈空袭在汉堡市区造成火暴飓风，这个雕像表现着火的人形
第二部分中描绘卡普·阿克纳号上求生的囚犯
和整组雕像的变形夸张不同，在局部细节处，雕塑家力求逼真，格外加剧了冲击效果在这对针锋相对的雕像附近，2015年又有一个新成员加入“辩论”——“逃兵纪念碑”（Deserteurdenkmal）。
在二战中，光汉堡一地，被处决的逃兵，有案可查者有两百多名，估计整个德国被捕的逃兵超过两万，在走过场的审判之后，他们大多被行刑队枪毙，或被绞死，挂在灯柱上。
1945年，美军士兵从树上解下一个被绞死的德国逃兵
二战老兵鲍曼（Ludwig Baumann）当年潜逃被捕，只因父亲是咖啡富商，疏通关系，改枪决为长期监禁，得以幸存。鲍曼认为德军逃兵并非胆小鬼，而是拒绝杀人的良心犯，处决逃兵是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法谋杀。他奔走了半个多世纪，终于推动德国议会在2009年宣布，处决二战逃兵是一项错误。
等到2015年逃兵纪念碑落成时，鲍曼已经93岁高龄，出席了揭幕仪式。逃兵纪念碑正紧紧挨着充斥杀伐之气的76纪念碑，对比冲击之下，尤其显出意义。它被造成一个三角形的囚笼状，开有一人宽的缝，让参观者可以进入内部体验。
出席逃兵纪念碑揭幕的鲍曼
（照片来自《汉堡晨报》）
如今，所有走过汉堡闸门坝街区的人，都会有穿越时代的错觉，三个时代对于战争的观念，由雕塑形象呈现出来，进行着无声但震耳的辩论。这里没有结论，而是交由每个人自己来判断。
赫德利卡的“反对雕像”在八十年代落成后，给予后来者以巨大启迪。汉堡圣约翰教堂在1996年和汉堡艺术大学合作，针对1925年纪念第三十一步兵团的战争纪念碑，委约新作。雷纳·提杰（Rainer Tiedje）的设计入选，在三武士的正面，竖起三块镌有战争受难者形象的钢化玻璃板。
类似的反对设计，自九十年代以来，案例颇多，形式也十分多样。这一艺术形式和历史政治观念交织的实践，最终上升为一个理念——
Anti-monumentalism
反纪念碑主义或是反纪念式文化
该理念力图颠覆和消解传统纪念碑、建筑物背后所代表的权力象征意义和历史诠释，重塑关于历史的记忆，强调历史是一个能动的变化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从古埃及金字塔开始，传统纪念碑正是对历史的反动，它表面的威严堂皇，其目的就是试图把一切固着下来，改造为适合于权力与精英阶层操控的刻板记忆。反纪念碑主义就是要戳破这一点，制造一个对立物。
戈尔茨和他在2015年的作品《欧洲的承诺》
由于德国对传统历史建筑和纪念物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保护，于是，反纪念碑主义者就绕开这个障碍，用极具想象力的手段来造反。至今公认，这一潮流里最杰出的作品，来自概念艺术家戈尔茨（Jochen Gerz）在1993年完成的《2146块石头——反对种族主义纪念碑》。当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概念本身以及它实施的过程，不由得脊背过电、头皮发麻。
萨尔布吕肯城堡正面主路的铺路石就是戈尔茨的目标
戈尔茨在九十年代初担任德国萨尔布吕肯艺术学院的老师。当地标志性的建筑萨尔布吕肯城堡气派庄重，它曾经在三、四十年代被用作纳粹盖世太保的总部。戈尔茨召集手下八个学生，开启了一个长达三年的秘密工程。他们联络了德国六十一个犹太社区，整理出一份规模可观的名单，涵盖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全境2146座犹太人传统墓地的名字和地点。这些墓地在第三帝国期间，陆续被捣毁或荒废，因为不再有“新的居民”入住。那些犹太人或是逃离，或是消失在盖世太保运作的集中营网络之中。
戈尔茨和学生们考察了城堡广场前的铺路石的材质和大小，另外依样弄来了两千多块石头，在其中一面上，刻下犹太墓地的名字和地址。然后他们乘夜色掩护来到广场，用刻字的石块，一一替换下原有石块，并确保让刻字的一面朝下。这样到了白天，旁人压根不会察觉出广场有任何异样。
戈尔茨这一行动是非法的，所以只能偷偷地干，工程从1990年一直持续到1993年。最终完工后，戈尔茨正式向公众发布纪念碑落成的消息，一时间轰动整个德国。萨尔州议会投票，合法化了戈尔茨的作品，并宣布，将城堡面前的“宫殿广场”重新命名为“隐形纪念碑广场”（Platz des unsichtbaren Mahnmals）。这座纪念碑是隐形的，营建过程是隐形的，它所纪念之物是隐形的，但如今踩在广场上的每一步，都让一座消失的犹太人墓园，重现人们的记忆中，并产生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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