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溃败”：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原创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认为，成就最佳的画作和历史著作的方法论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历史上那些影响深远的“大辩论”，便是值得我们去窥见真相全貌的“裙角”之一。19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世纪大辩论，成为理解经济学界“市场与政府之争”的重要入口。1970年代，罗尔斯与诺奇克关于“自由与正义”的争论，是人们思考政治伦理时绕不开的话题。同样，要深刻理解今天美国政治“对抗”——共和党与民主党在税收、医疗、移民、平权、外交、全球化等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就不得不追溯到两位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之间长达近10年的论战。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领袖——罗素·柯克（也被译为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如此描述这场漫长的论战：“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革命，它世世代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社会，至今仍未消亡。”亚当斯与杰斐逊,同为美国国父，继华盛顿之后，先后担任美国总统，都为美利坚的独立与自由，做出了毕生贡献；但传奇的是，除此之外，他们几乎在每一点上都截然相反：性格秉性：亚当斯能言善辩、心直口快，而杰斐逊内敛稳重、城府满怀。宗教信仰：亚当斯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而杰斐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政治观念：亚当斯对民主持审慎的态度，严厉地批评法国大革命，而杰斐逊推崇民主，对法国大革命不吝溢美之词。更为传奇的是，这两位一生唇枪舌剑的“对手”，却于同一天（1826年7月4日）与世长辞，而这一天，正是美国第50个国庆日。1735年，约翰·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小镇的一个清教徒家庭。其父是一名品行正值、睿智虔诚的农场主，在他的影响下，15岁的亚当斯便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为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律师。尽管非常反感英国殖民当局的暴政，但在“波士顿惨案”中，他依然坚持原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开枪打死民众的英军士兵辩护，并使其无罪释放。此事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从此崭露头角，成为公认的北美殖民地独立事业的领袖之一。几乎同时，在南方的弗吉尼亚，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当斯遥相呼应，也走上了反抗大英帝国暴政的革命之路。1743年，托马斯·杰斐逊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显赫家族，父亲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农场主，而母亲则是伦道夫大家族的长女。17岁的他，进入当地著名的威廉玛丽学院深造，从而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洗礼，构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基本底色。当大英帝国不断对北美殖民地苛以重税时，杰斐逊发表了《英属美利坚民权概观》，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无情地驳斥了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各种重税法案。这本书让他声名鹊起，一举奠定了他国父的地位，并自然而然的成为后来《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两个标志性事件的爆发——谢司起义与法国大革命，却让二人爆发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直至分道扬镳。可见，不抽象，我们就无法深入思考，但不还原，我们就看不到本来面目——深刻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便构成了我们思考“亚当斯与杰斐逊之争”的关键。第一件大事，就是谢司起义，它成为了美国制宪会议的直接导火索。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十三个州独立了，但并没有诞生一个新国家，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接踵而来的是，大英帝国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立即陷入百业萧条——新英格兰地区的造船业、船运业、国际贸易等行业哀鸿遍野，而中部的农业州也陷入了大衰退，民不聊生，通货膨胀，无数农场主在高度负债的状态下，倾家荡产。此时，独立战争的退伍老兵谢司，在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换取一顿饱饭，卖掉了勋章和宝剑，这也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美国吗？”1786年秋，谢司集合了一大批与他有相同遭遇的老兵，发动了起义，并打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一切债务”的旗号，最终谢司遭到了镇压，起义失败。谢司起义强烈震撼了美国国父们。在他们看来，失去控制的暴民，比暴君更加可怕。此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恢复秩序，遏制暴乱，防止分裂，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经过一百多天激烈的辩论与各种无奈的妥协，《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通过。透过《联邦党人文集》《辩论》等经典，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整部宪法的核心理念的话，那就是“共和高于民主——既防范暴君，也防范暴民，而防暴民甚于防暴君”。如果说谢司起义，直接促成了美国宪法的气质——是对民主的警惕，防范“多数人的暴政”，那么3年后发生在欧陆的法国大革命则将“平等”“民主”等概念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不容质疑，绝对正确的理念。这一思潮同时也在美国崛起。1789年7月14日，愤怒的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颁布，整个文件的重点，就在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 “平等”是法国人破天荒的创新，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它之前，从来没有哪个纲领性文件如此重视“平等”这一基本权利。 在此之前，古希腊人虽然号称人人参与民主，但这个“人人”不包括奴隶和女性；虽然英国是最早的宪制国家，但从未说过国王、贵族、工商阶层是平等的。 这份宣言既是法国人的宣言，也第一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了全人类对“平等”这一基本价值的渴望——“君权神授”不再具备合法性，人民取代君主，来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人民主权”这一观念诞生了，只有人民自己统治自己，才是最正当的政治秩序，其他来源，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法国大革命的“人民主权论”，毫无疑问地冲击了美国政治生态，制宪会议的国父们警惕民主，但又不得不主张必须以人民为合法性的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787年起，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并成为美国政治分裂，两党制的思想源头。在亚当斯眼里，谢司等人是美国秩序的破坏者，这是一群绝望的乌合之众的骚乱，并怒斥其为叛军。杰斐逊却表示支持：“但愿每隔20年就发生一次这样的暴动吧。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关于法国大革命，亚当斯看到的是泛滥的激情和巨大的破坏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警惕与厌恶之情。亚当斯指出，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天然差别的，一些能力出众的人永远不会甘于人下，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脱颖而出，这些“天然的贵族”使得社会带上了等级的烙印，但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一个社会，如果要按照这种抽象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话，将彻底摧毁秩序的根基，导致暴力的循环滥用和不断升级。而杰斐逊在各种场合，积极赞扬法国大革命。在他看来，法国人民的革命，是普罗大众的呐喊，在此之前，民众总是一盘散沙，像一群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而法国大革命为世界民主浪潮树立了一个榜样，“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这无疑是人民反抗专制，维护自身权利的合理表达，他在巴黎民众的激进行为之中，甚至看到了13年前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身影。应该怎样评价亚当斯与杰弗逊这场大辩论？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大辩论后约150年，罗素·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亚当斯把反思集结成册，写就《论达维拉》，柏克把反思以《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呈现给世人，后者更是宣告了保守主义思想的诞生。而柏克、亚当斯也分别成为英美两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旗帜性人物。观念恒久远，思想永流传。亚当斯与杰斐逊对自由与民主的思考，构成了当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基本思想底色。共和党继承了亚当斯的基本思想——自由必须高于民主，权力无论是掌握在专制者手中，还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都是有害的，所以必须用野心对抗野心。因此，共和党的基本主张是小政府、低税收、反对过度全球化和绝对的平等。民主党则继承了杰斐逊的核心理念——充分相信民众的自治力、充分相信民主、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便是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将宪法未规定的所有权利归还给人民，甚至持枪权。幸运的是，两位“政敌”成就了彼此，更成就了他们的国家。如果没有杰斐逊的反对，亚当斯梦想中的美国最多不过是“少了国王的王国”；相反，如果不是亚当斯的掣肘，偏激的杰斐逊也许会成为“美利坚的罗伯斯庇尔”。在《保守主义精神》中，柯克补充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越来越偏移国父们的初衷，到了越来越离谱的程度。在刚过去的21世纪头20年，美国更是与亚当斯，甚至杰弗逊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华尔街的精英们，不断背离“创造、节俭、奉献”的清教徒精神，贪婪驱使的过度“金融创新”，成为一次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被抽象的平等主义所裹挟，结果是变相的鼓励不劳而获，鼓励“生殖扩张”，在选票面前，“政治正确”泛滥，是非不分，甚至善恶不分。内政外交，莫不如此。以上，自然首先是美国的问题，但也是世界的问题。其根源即在于今天的美国两党，都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立国精神，就连继承亚当斯思想的共和党的各项政策，估计连杰斐逊都难以苟同。事实上，保守主义的溃败，由来已久，只不过今日尤甚而已。柯克当年就是想写一部“保守主义的溃败史”，但由于出版方的坚持，才不得不改为《保守主义的精神》。尽管亚当斯与杰斐逊在政治立场上冰炭不可同器，甚至一度断绝来往，但在告别政坛后不久，两人抛开成见，彼此引为挚友。在1811年到1826年间，两人一共有200多封信件往来，在恢复友谊的同时，也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达成一致。1826年6月末，杰斐逊的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他依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坚持到7月4日，走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同一天，他的老对手，老朋友亚当斯也在家中溘然长逝，他最后的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故人已逝，但是二者不同的政治底色，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身后名，美国人更多地怀念杰斐逊，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的总统山上，杰斐逊仅次于华盛顿，2美元上印刷着杰弗逊的头像。与之相反的是，亚当斯在首都华盛顿连座纪念碑都没有，他渐渐地成为最默默无闻的美国国父。在中国，两人的境遇也大为不同，杰斐逊是与富兰克林、华盛顿并列的“美国开国三杰”，而亚当斯却鲜为人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激进传统浓烈，自由传统稀薄的国度，最需要拥抱的，是亚当斯，而非杰斐逊。注：先知书店在售版本为该书第七版，您还可一键收藏包含本书，以及柏克作品在内的“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从”（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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