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国的捷克化

王丹 - 方格子專欄 - 2020-04-22

如果我們認真讀讀哈維爾1977年寫給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胡薩克的那封著名的公開信，你會發現，哈維爾筆下所揭示的捷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現實及其背後的原因，與今天中國的政治現實及其背後的原因，有太多的雷同之處。這當然可悲地證明了中國的政治文明落後世界是多麼的遠，但同時也提供給我們機會，預估中國捷克化的程度及可能。

中國的捷克化，其實可以從幾乎完全相反的兩個層面顯示出來。一個是政權的層面。在捷克，按照天鵝絨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揚。烏爾班的說法，自從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從那一刻起，捷克共產黨把自己放到了與社會中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勢力對立的立場上。該黨再也無法改革。從此以後，它只能通過貪污腐敗和製造恐懼來控制人民，“改革”一詞成了咒語。”（P327）這幅景象，不能不讓人想到1989年“六四”之後的中國。兩者雷同度達到百分之百。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加頓，阿什用“僵滯”一詞來形容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捷克，他說：“這個被清洗過的，受驚嚇的，腐敗的統治機器不再有任何改革的動力。我從來沒有去過一個政治（事實上是整個公共生活）如此極端無足輕重的國家。”今天的中國，正是這樣的僵滯狀況。

另一個層面的中國的捷克化，來自於反對派方面，也就是，反對派普遍對未來感到絕望，根本無法想像政權變化的可能性。烏爾班曾經提到一件事： 1989年夏天，他們收到了一份寫給黨的宣傳人員的秘密文件，這份文件是建立在捷克秘密機關為政治局準備的一份分析報告基礎上的。在這份文件中，秘密機關估計‘反社會主義對立派’ 的中堅力量大約由60人組成，他們背後約有500個支持者和合作者。對此，烏爾班回憶說：“他們的估算是正確的，並且一直是正確的。。。我們相信這個政權是不可征服的，一直到它自己瓦解了。”（P331）這樣的絕望在今天的中國，在全世界，其實同樣存在。很少有人對於中國的改變保持樂觀態度，大家看到的只有兩個字：絕望。這一點，跟五十年前的捷克一模一樣。

問題是：究竟為什麼，如此令人絕望的局勢，突然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呢？

《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的兩位作者認為，根本原因是政權本身出現了瓦解餓現象。他們指出：政權的呆板，僵化，缺乏精英代表的後果，就是使得他們無法搶在危機和變化之前做出及時的決定，這是政權瓦解的重要原因。“政權當局在麻痹人民生活的同時，也在使自己陷入癱瘓，從長遠來看，他們最終使自己喪失了麻痹人民生活的能力。”（P337）說到這裡，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武漢肺炎爆發前期中共對於疫情的處理。必須說，第一階段的處理，完全就是一個僵化的體制一時無法應對突發事件的典型實例。當然，中共在武漢肺炎的處理上及時做出了調整，勉強度過了這次危機，但是制度上的問題---僵化導致的無法應變---其實已經清晰呈現出來了。換句話說，捷克轉型的模式，在中國，不是沒有可能的。這也是一種“中國的捷克化”的可能性。

對於捷克的這種轉型，哈維爾曾經用史詩一般的筆法總結說：“慣性的固定負載將會全面崩潰，歷史將重新登上舞台。”（P337）這樣的事情，會不會在中國發生呢？

——转自对话中国 2020年9月15日 - 總第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