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公元一六○○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人文薈萃的統一政權。其疆域之廣，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當時俄國才開始形成統一的國家，印度則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治，墨西哥、秘魯等古文明帝國則毀於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二千萬，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從京都到布拉格( Prague )，從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築佈局華麗、典章制度齊備者，不過這些城市無一能及於北京的宮殿；紫禁城環以高垣厚牆，琉璃屋瓦、金碧輝煌，雄偉庭院敷以大理石，象徵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每一宮殿建築皆有碩大的階梯與巨型拱門，櫛比鱗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開，宛若天子召見朝貢者一般。歐洲各國、印度、日本、俄國以及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此刻無不致力於建構有系統的官僚組織，俾以擴張稅基，有效統治領土臣民，吸納農業和貿易資源。然而當時中國已經具備龐大的官僚體系，既受千年文化傳統所浸潤，也受律令所約束，至少在理論上，這套官僚架構連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問題也能處理。一部分官僚組織位於北京城內，隸屬於皇帝之下，依國家事務性質被區分為「六部」：分掌財政、人事、禮儀祭祀、刑名律法、軍機要務，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內還有一批遍覽群經的博學碩儒，襄贊皇帝奉行儀典，撰寫官方歷史，教育皇族子嗣。在警蹕森嚴的深宮大院裡，還有為數龐大的內廷人員服侍皇帝個人的需要：宮女與闔官，帝王子嗣與照顧他們的嬤嬤，禁衛軍、御廚、內廷侍衛。明朝將地方行政組織劃分為十五個行省（即南、北直隸與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這是中國官僚機器另一個組成部分。大小官職各有所司，井然節制，其最上層為「省」的三司，下設有「府」的知府及「縣」的知縣。並在各地設有軍站、急遞鋪、遞運所，以及定期向農民徵稅的糧長。在京城之中與各省，各有一批職司監察的官吏，負責督察官員的品行。中國大部分城鎮建築不似文藝復興時期之後的歐洲以磚石所建。除了少數名剎寶塔之外，中國也沒有宏偉的基督教教堂或是回教清真寺高聳入雲的尖塔。然而這種低伏的建築形貌並不意味著財力或宗教信仰的闕如。在中國各地都有遠近馳名的佛寺與道觀，體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還有祭祀祖先的祠堂與奉祀孔子的孔廟。孔子出生於公元前五世紀，是中國倫理體系的奠基者。回教清真寺分佈在華東地區以及西部回疆一帶，這些地方是中國回民聚落的區域。中國各地還有若干猶太教會堂，猶太人的後裔在此聚會做禮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聶斯托理教派」（Nestorian，譯按，即所謂「景教」）抵達中土已歷千年，此時還有少數信徒，中國的城市建築與宗教中心不以氣象巍峨為務，這並不代表中國人沒有民族尊榮感或對宗教抱持冷漠態度，而是政治因素所造就的。中國中央集中權力程度甚於其他各國，宗教也受到皇權的有效節制，朝廷無法容許國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現自主獨立的城市。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統天下，於今觀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十七世紀初就已結束；不過當時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舉世難有與之相匹者。假若我們臚列十六世紀末歐洲的非凡之士，我們也可以輕易在同時的中國找到足堪比擬的俊彥翹楚。論題材的豐富，中國沒有一位作家能與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年代，湯顯祖正在寫作雋永慧黠的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刻劃家族親情、社會衝突的戲曲，其內容之細膩，情節佈局之複雜，足以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或《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像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 )已是西方文化裡的經典，中國雖然沒有出現可與之相提並論的作品，不過在一五九○年代卻出現一部以宗教探尋、神怪冒險為素材的小說《西遊記》，深受中國人喜愛。孫悟空是一隻通靈的潑猴，幫助唐三藏遠赴天竺求取佛經，時至今日，《西遊記》仍是民間文化的泉源。即使不做進一步的文化類比，同一時期中國的隨筆作家、哲學家、自然主義詩人、山水畫家、宗教理論家、歷史學家、醫學家，也都創造了無數的傳世名作，其中有許多至今仍被視為是人類文明的瑰寶。
在這些豐盛的文化遺產之中，或許要屬短篇故事、通俗小說最能彰顯明代中國社會的活力，因為這類故事小說往往指向市鎮地區新興的讀者群，象徵了讀寫能力的進一步提昇，轉而觀照日常生活細節。在一個由男性宰制的社會裡，這些故事小說也說明識字的女性也越來越多。晚明學者的著述闡釋了女性讀寫能力增進所象徵的意蘊，這些學者認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倫常，提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進而淨化社會善良風氣。另一部經典小說《金瓶梅》便處理了這些議題。這部小說以化名的方式於十七世紀初刊刻印行。這部小說敘事細膩，性慾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對故事主角與五房妻妾之間互動關係的臨摹，提點出主人翁的性格特質（主角的財產一部分得自經商，另外則得自與官府勾結），而他這五位妻妾迥異的個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梅》可以當成寓言體的小說來解讀，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闡釋人性的貪婪自私是如何摧毀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機的人。《金瓶梅》也有寫實的一面，勾勒出隱伏在富貴人家那種暗潮洶湧。小說、繪畫、戲劇，再加上宮廷生活的梗概與官僚體系的實際運作，在在說明了晚明的光彩華麗、繁榮富庶。有錢人家住在熱鬧的商業城鎮，而非鄉下，豪門以宗族為基礎，以男性成員形成盤根錯節的氏族或血緣組織。這些血緣組織坐擁龐大土地，所聚累的財富足以興學，在困頓的時候賑濟鄉民，以及修葺祠堂來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牆環繞，內則陳設藝術名匠的珍奇古玩，這些藝術名匠有時受雇於國家，不過通常是群聚在由行會控制的工坊。鑲刺絹絲的綢緞令富豪巨賈的女眷趨之若騖，幽雅的青瓷和白瓷甚受富人青睞。亮可鑑人的漆器、玉飾、細緻的窗櫺、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藍，以及熠熠生辉的紫檀木家具，令這些富豪巨賈的宅邸滿室光華。鬼斧神工的木製或石製筆架，華麗的紙絹，連墨硯都有功夫細膩的雕琢，可磨出質佳色黑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筆揮毫，就已造就了一個繁複的美感世界。除了奢華的室內陳設之外，富貴人家的飲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腰果蝦仁、脆皮烤鴨、粟子、蜜餞、溫潤的果酒、新鮮的蔬果良品。杯盤之間，談文論藝，吟詩作對。酒足飯飽之後，在這種家庭聚會之中就有可能產生繪畫逸品；賓客之中的騷人墨客，在酒過三巡、酒酣耳熱之際當眾揮毫。社會與經濟品第中的上層是飽讀詩書的社會階層，在知識上由四書五經而具有共通的性格，典籍可遠溯孔子之前的商周。學者爭論教育對女性的裨益之際，富家子弟約在六歲已接受嚴格的教育，誦念古文。然後每天到學塾去讀書，背誦、解譯、鑽研古文，到了二、三十歲或許能參加科舉考試，求得功名之後從地方的父母官做起，而後入京任官，享榮華富貴。女性不淮參加科舉考試；不過出身書香門第的女子往往能隨父母或兄長學習吟詩作樂，而青樓歌妓則皆通文墨，能解音律，對於讀過書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詩藝唱工更增風情魅力。中國在宋代即已發展出刻板印刷的技術，私人藏書蔚為風尚，哲學、歷史、詩集、道德訓誡俯拾即是，不足為奇。縱使部分衛道之士不齒逸樂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在十六世紀末的中國民間依舊十分盛行。城市住民玩賞靜謐恬淡的自然，迥異於市井的喧嘩雜沓，並在用來詮釋人間世的藝術作品之中尋訪到一種秩序感。這種怡然自得的情悻，在戲曲作家湯顯祖於一五九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達得淋漓盡致。湯顯祖藉著劇中太守杜寶之口說出他心中的話。杜寶因地方政務順利推展而心喜：一旦卸下纏身的政務，忘卻案牘之勞形，自然世界純粹就只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感知對象，而這種平和有序之感反過來又激起一種呼應天地萬物的美感：如此良辰好景，對許多人而言也的確是一個光輝時代。只要國家的邊防平靖，只要政務能順利推動，只要農民辛勤耕耘，城鎮與農村百工各盡其分，或許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萬代不絕。明朝的集鎮與城市，洋溢著喧囂興旺的氣息，尤以人口稠密的東部為然。有些城鎮是繁忙的行政中心，地方官吏在衙署中推動政務，徵集稅收。有些則是純粹的商業中心，透過門庭若市的貿易與地方市場活動，更可勾勒出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樣態。大部分的城鎮外有城牆環抱，入夜即關上城門並實行某種形式的宵禁。中國的城鎮一如其他地區的城鎮，可依據其功能角色與專業分化加以鑑別。例如，地方性的「集鎮」(market town )是棺材師傅、鐵匠、裁縫師、麵條師傅聚集的地方。在小店鋪裡，販售一些較為特別的商品，像是工具、酒、首飾，以及香燭、紙錢等宗教祭祀器品。這類集鎮都有客棧供往來旅客憩息；在大型的集鎮有來自各地的貿易商、買主川流不息，這裡設有染布坊、鞋店、打鐵鋪，以及銷售竹器、上等布匹、茶葉的商店。客旅他鄉者可在集鎮裡找到歇腳的客棧，召妓狎玩。在集鎮之上的行政層級是協調統合數個集鎮貿易的城鎮。在城鎮的店鋪裡，人們可以買到廉價的文房四寶，皮革製品、裝飾用的燈籠、神壇供桌上的雕刻、麵粉，也找得到洋鐵匠、刻印師傅、兜售漆器的商人。城鎮裡有當鋪與「票號」（銀行）幫旅客處理匯兌業務，旅客也可以在城市裡租借轎子，到舒適且陳設華麗的青樓去狎妓。（註二）隨著城市的逐漸擴展，顧客越來越富裕，城市裡也出現更獨特的奢華商品與服務項目，並伴隨著種種氛圍，在其中，財富時而劇烈、時而隱晦地演變至墮落、勢利，以及剥削。若以明代的集鎮與城市來代表當時商品流通、服務供給、建築風格、建築結構的複雜程度，以及官僚行政運作的大要，難免犯下過度化約的毛病，若以此理解農村，也無法盡得形色風貌。在中國，城鎮鄉之間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密集農耕的郊區地可能就在城牆之外，有時甚至在域牆以內，而工匠有可能在農忙季節參與農耕，在糧食欠收時，農夫也會到集鎮裡打零工。准河將中國一分為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兩大區塊，准河以南的鄉村氣候宜人，土壤肥沃，可進行集約性的稻米耕作，是最富庶的地區。這裡河流水道交錯、灌溉溝渠縱橫，滋養了稻穗累累的水田，也流入一望無際的湖泊和養鴨、魚的池塘。季節性的洪涝提供水田所需的養分。在江南，農民植桑養蠶，遍植茶樹，經營農副業，使得當地的農村輪廓更形多樣化。遠在華南地區，除了糧食作物之外，還有蔗糖舆柑橘；西南山區竹林與價值不菲的硬木木材，可為農民帶來豐厚的額外收入。華南的水路運輸既廉價且迅速便捷。當地綿密的宗族組織，更使農村社群團結一致。准河以北儘管也有為數不少的富庶村莊，不過大體而言，這一地區的生活較為艱苦。嚴冬尤其凛冽，刺骨寒風由蒙古南吹，侵蝕了地貌，造成河流淤積，風沙很容易吹進眼、鼻裡，令人難以在屋外久留。准河以北以小麥和栗為主食，大都長於過度耕種的土壤，為了避免土壤流失，零星分佈的農村就必須妥善回收利用人畜排泄物來涵養土壤。准河以北所種植的蘋果、梨子果肉甜美多汁，大豆、棉花質地絕佳；不過到了十六世紀末，大部分土地已是林木不生，蜿蜓流經平原的黃河河道因夾帶大量泥沙而淤積。沒有南方的堤防、阡陌、溝渠可資屏障，盜匪於是輕易縱橫農村地帶，強梁以馬匹為先導，或護衛側，以避免遭到集鎮民團武力的反擊或偷襲。淮河以北的宗族組織勢力較南方薄弱，村莊通常位處孤懸，社會生活的網絡也較為零落，堅忍的自耕農，生活僅能勉強維持小康，地主與佃農的生活境況與自耕農並無殊異。
在中國，形貌分殊的農村景象，意味著我們很難明確區隔「地主」與「農民」的社會位階。例如，富裕的地主可能離鄉而栖居大市鎮裡，而住在耕地所在農村裡的小地主或許仰賴田租過活，或許僱用臨時工來耕種。中國也有數以萬計擁有小面積的農民，其土地生產所得勉強可餬口，有時也會在農忙時僱請臨時工來助耕。耕地生產不足以餬口的農民，可能另外再去承租農地來耕種，或者在農忙時節充當臨時工以貼補家用。大部分的農家或多或少都會從事手工業，而這往往將農村家庭與商業網絡串連在一起。社會結構復因民間社會種種土地買賣和租佃契約而益形複雜。國家對每一筆土地交易進行課稅，繳稅之後官府就在官式契約蓋上紅色官印。可想而知，許多農民為了逃避官府課稅，大都採取非官式的契約。再者，土地買賣的定義也是模稜兩可。在大部分的土地交易中，買賣雙方大致同意賣方將來可以初始的賣價向買家贖回土地，即使買方已經在這塊土地上耕種一段時期，賣方仍然享有所謂的「田底權」。倘若土地漲價，或無法耕種，或被洪水淹沒，或是地上已有建築物，所引起的法律與金錢糾紛，往往會導致親族反目，甚至鬧出人命。幾世紀以來，地無分南北，中國的農民展現了刻苦耐勞的特質，即使遭逢天災也能絕處逢生。在早涝肆虐之時，也往往透過各額互助、借貸、糧食賑濟等形式，幫助他們和家族度過難關。從事門房、灌溉工人、縴夫這類零工，或許得保溫飽。幼童在簽下短期或長期的賣身契之後，到有錢人家擔任僕役。女孩子則可能被賣到域裡，縱使最後淪落煙花柳巷，操持賤業，至少一息尚存，她們的家庭也可以省下一口飯。不過，倘若在天災之外，法律機制、秩序結構開始崩解，這時黎民百姓就真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了。假如市鎮緊閉城門，而讓絕望的百姓落草為寇，在農村地區四處流竄、打家劫舍，強佔農民預備過冬的穀倉，或者搶奪農民準備來春播種的秧苗，這時候陷入困境的農民已別無選擇，唯有放棄土地——無論這些土地是租來或是私有，加入飄忽不定、居無定所的流寇行列。十七世紀初，雖然上流精英一派繁榮景象，但是危兆已浮現。城鎮居民得不到官府賑濟，就算深鎖城門以阻絕鄉間飢民湧入，禍患仍會起於蕭牆之內。捐苛稅雜，民不聊生，前途茫茫，一六○一年，蘇州的絲織工人群情激憤，火燒民宅，並對素招民怒的苛吏施以私刑。同年，江西景德鎮的窯工因為薪資微薄，加上朝廷下詔提高御用瓷器的產量而作亂。一名窯工跳入磚窯的熊熊火焰中，他的自盡反而陷其他窯工於困境。我們在其他城市、集鎮亦可發現額似的社會經濟動亂。城鎮紛擾不安，農村也是多事之秋。明末各地的農村動亂事件頻傳，其中已隱藏了階級鬥爭的因子。這些經常釀成流血暴力的抗爭事件，大抵可以歸類為兩種因素：契約工或「賣身為奴者」抗議主子不讓他們恢復農民的自由身；另外則是佃農拒絕向地主繳納不合理的地租。縱使民間動亂並非常態，但也足以警惕富人了。在《牡丹亭》中，湯顯祖在述及官宦生活的悅愉時，也挪愉農村的莊稼漢，以鄙俗歌謠唱出鄉下人草率工作的情景：這首歌乍聽之下令人忍不住發噱。但是聽曲的人可能還沒想過，勞動者若是狗急跳牆會有什麼結果。在晚明文化與經濟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卻有社會結構的內在弊端在其中。部分禍端起於廟堂之上。明神宗萬曆皇帝長期在位（自一五七二至六二○年)，據稱神宗即位之初善於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賢能大臣輔佐。但自一五八○年代以後，神宗深居紫禁城內。神宗為了立儲一事而與朝中大臣爭論不休，朝廷過度保護而無法巡幸四方，也無法親校大軍，令神宗深感受挫，對於老臣在廟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辯也漸漸不耐。最後他不上朝，也不再研習儒家經史，不批奏章，甚至連朝中要員出缺也不增補。神宗不聞朝政，結果大權旁落閹官之手。中國內廷啟用宦官的歷史超過兩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卻是歷朝僅見，至萬曆時，北京的太監人數已逾萬名。因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閹官就成為官場與皇宮內院的重要聯繫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說服太監代為傳遞訊息：太監自然會向大臣索求回報，有意攀龍附鳳的大臣甚至必須百般阿諛、奉承，賄賂較具權勢的閹官。到了一五九○年代，許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務，於是開始在政治上擔負重任。宦官的權勢隨著神宗派遣他們分赴各省收稅而漸次高漲。宦官的行事專橫乖張，經常恐嚇勒索地方的豪門巨富，並指揮精銳廠衛貫徹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殺害政敵。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賢最為權傾一時，起初，魏因負責照料神宗皇子之嬪妃的飲食而受寵信，到了一六二○年代，神宗長孫即位時，魏忠賢已是獨攬大權，主宰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之時，還曾命人修史（譯按，即《三朝要典》），詆毀他的政敵，甚至還下令全國各地建祠歌頌他的功績。儘管批評皇帝、針砭權臣的行徑十分危險，但還是有不少忠臣碩儒對朝綱的墜墮感到憂心。學者開始從理論方面來探索朝政敗壞的根由：許多學者認為，朝綱不振源自道德淪喪、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以及恣意妄為的個人主義。對於許多提出批評的學者而言，王陽明有如惡徒，王陽明在其學說中揭示，倫理認知的關鍵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過「良知」即能獲致理解存在意義的力量。誠如王陽明在與友人信中所言：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與不是道。（註四）王陽明又說，「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王陽明也主張知行合一，而其門徒在傳授與踐履先生的思想時，陽明學說往往會導引出違逆世俗的行徑，拒斥常規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羲。為了抗拒陽明學說這股潮流，有些弘揚儒家道德思想的學者在十六世紀末著手組識以哲學思辯見長的書院。在書院裡，他們一方面準備科學考試，研習倫常;而他們的激辯必然會從倫理的範疇旁及政治，而又興起政治改革之念。「東林書院」於一六○四年成立，活躍於江蘇無錫，到了一六一一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一六二○年，神宗駕崩，東林黨人受到神宗兒子、孫子重用，人人以實踐儒家的道德教化為務，主張強化邊防，整飭經濟。不過東林黨人執著道德訓誡，卻也令新皇帝厭煩。東林黨人的領袖彈劾魏忠賢，魏忠賢當朝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並未制止魏忠賢。魏忠賢受到皇帝默許，於一六二四至一六二七年間，與其朝中黨羽以恐怖手段剪除東林黨人，許多黨人因而喪命或被逼自盡。魏忠賢最後雖被放逐，在一六二七年自盡，不過他的跋扈擅權已經嚴重挫傷朝廷威信，甚至鑄下無法挽回的禍害。一位東林黨人的領袖聽聞將受廠衛緝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難逃，於是在給友人的訣別信裡寫道，吾先前為朝廷之首輔，首輔遭羞辱，與朝廷蒙羞無異。（註五）士大夫與政治的沸沸揚揚。使對外關係與經濟的沉更形惡化。中國在十六世紀面臨數次外在威脅，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脅，蒙古人把馬、羊群驅趕至北京北方與西北邊的草原放牧；東南沿海則有倭寇侵擾。明朝開國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撫蒙古部落，現在蒙古勇士卻不時侵擾邊境，還曾俘虜皇帝；在另一次戰役中，蒙古鐵騎又幾乎兵臨北京城下。十六世紀末，朝廷勤修長城要塞，加強北境駐軍的防衛力量，不過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貢」才能節制蒙古人。東南沿海的城鎮飽受倭寇騷擾，賊寇人數有時達百人之多，其中包括日本人，也有中國的亡命之徒，甚至還夾雜從葡萄牙控制的澳門所逃脫的黑奴。這群海寇恣意掠奪沿海，挾持百姓以勒索贖金。沿海倭寇的勢力到一五七○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軍力卻日益壯盛，及至一五九○年代，日本舉兵進犯朝鮮，戰況慘烈。由於朝鮮歷來即為明朝藩屬，朝廷認為應不計後果保護朝鮮，於是伸出援手出兵朝鮮。若非日本內部局勢生變，復以朝鮮水師有效切斷日軍的供輸線，逼使日本軍隊於一五九八年從朝鮮半島退兵，否則三方均會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慘痛的代價。戰況吃緊，加重了東北的危機，在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導下，東北的女真各部開始匯成一個武裝團體，並威脅到明朝在遼東地區的威勢。雖然當時還是勝敗難料，但是努爾哈赤的軍隊已是蓄勢待發，日後終於滅了明朝。澳門也是中國面對的新問題。澳門位於廣州西南方的一個半島末端，一五五○年代在中國的默許下，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到了一六○○年代，朝廷下令嚴禁商人與敵對的日本進行貿易，葡萄牙趁虛而為中、日兩國賀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綢，將之裝船運往日本，交喚日本開採的白銀。白銀的價值在中國要比日本高，於是葡萄牙人又將白銀運回中國，再購買更多的絲綢。葡萄牙人將白銀帶入中國，只是十六世紀白銀流通於世界各地並對經濟造成劇烈衝擊的現象之一而已。墨西哥與秘魯銀礦儲量極豐，是全球自銀流通網絡的主要來源，而墨西哥、秘魯的採礦權須得西班牙所特許。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馬尼拉(Manila)建立新據點之後，美洲的自銀在一五七○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國。由於美洲對中國絲織品的需求殷切，於是幾千名中國商人群聚馬尼拉，販售中國的布匹、絲綢，加速白銀流入中國。白銀的流通範圍擴大，商業活動也隨之迅速拓展，萬曆皇帝府庫中的白銀存量激增。然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也帶來新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的壓力，興盛的投機性商業活動，在若干域市經濟成長不種定，破壞了傳統的經濟模式。一六二○年，萬曆皇帝駕崩，不過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榮景就開始凋零。過去明朝昌盛的商業，曾經促成奢華商品在全國各地流通，以及經營匯兌業務的典當和票號行業的勃興，現在卻受到朝廷軍事挫敗的牽累。朝廷以農立國，無法有效對民間課徵稅收，極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閹官及其黨羽的橫徵暴斂而蒙受傷害。朝廷治洪無方，賑濟無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機，反過來使得朝廷無法徵集足夠的稅賦。萬曆皇帝與幾位後繼者在位期間，農民的處境更是艱困。信奉「新教」的荷蘭、英國劫掠者打擊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賈，擴展了荷、英的貿易版圖，國際貿易模式因之丕變，導致流入中國的白銀大幅滑落，民間因而開始囤積白銀，銅銀的兌換比例陡然下降。一六三○年代，一千枚銅錢約可兌換一盎司白銀，到了一六四○年，一千枚銅錢僅能兌換到半盎司白銀，一六四三年，一千枚銅錢僅能換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銀。這對農民是一大噩耗，因為地方交易是以銅錢計價，但卻須以白銀向官府繳納稅賦。（註六）除了這些新的、看不見的成本之外，朝廷在東北與努爾哈赤的戰事節節擴大，軍事耗費與日俱增，朝廷所課徵的稅賦在一六一八至一六三九年間至少增加了七倍。飢荒連年，尤以華北為烈，罕見的乾旱與低溫籠罩，致使農作物生長季節縮短兩個星期，糧食歉收更是嚴重。（十七世紀又被稱為「小冰河時期」〔little ice age〕，世界各國的農耕地帶在此時也都感受到氣候異常的效應。）天災頻仍，賦稅加重，再加上兵丁徵補與逃兵的惡性循環，慈善救濟機制的遲滯，水利灌溉設施年久失修，防洪計畫付之闕如，朝廷所承受的壓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緊張局勢可想而知。等到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無論是朝廷或京城、外省的官員，似乎既無能力，也無資源、意願去力挽狂瀾。十七世紀初期，朝廷已逐漸無法有效節制農村官僚體系的運作，於是也無法對農村徵稅。此時，朝廷為了抵禦崛起於滿洲的女真族領袖努爾哈赤，軍需驟增，於是對其仍能駕馭的人口稠密地區百姓加重課稅，又裁減西北驛遞的人員開支，因為對朝廷而言，西北的局勢不若遼東孔急。出身農民家庭的李自成正是被裁減的驛卒之一。李自成早歲曾在客棧做事，亦曾做過鐵匠學徒，具有當時陝西人漂泊、好勇鬥狠的性格。陝西是西北的貧窮省份，黃河蜿蜓的河道包覆整個陝西，往北穿越荒涼蕭瑟的山嶺農村地帶可抵長城。但陝西多山，出入不便，素為反賊侵擾繁榮富庶、人口稠密的華東、華南的天然營壘。一六三○年，李自成在陝西西部從軍，再一次對朝廷感到失望。李自成與其他同袍無軍餉可領，於是揭竿叛變，不到數年便成為流民領袖，隨眾數以萬計，說明他謀略過人。一六三四年，李自成在近陝南邊界被擄，叛軍被困於一處峽谷。李自成承諾率部退入陝北的不毛之地而獲釋，不過後來官軍處決三十六名投降的叛軍，雙方協議因而破裂。李自成殺害幾名地方胥吏以資報復。一六三五年，各方叛軍首領秘會於河南省中部、黃河南岸的榮陽，李自成是與會的首領之一，至此，李自成的聲勢壯大更勝往昔。在這次秘會中，部分勢力強大的叛軍領袖在華北劃分勢力範圍，並試圖協調攻擊北京的軍事行動。但對於一群烏合之眾而言，像這類軍事行動的協調並非易事。是年年底，就在叛軍諒奪京畿外的明皇陵（譯接，指鳳陽)，監禁守皇陵的隨扈之後，反叛軍便告四分五裂。崇禎在位期間，他聽聞皇陵被叛軍燒毀，素服哀哭，遣官告廟，將數名官僚下獄治罪，處決守護皇陵的閹官。李自成與張獻忠之間的激烈齟齬，說明了反贼兵戎相見之速，分崩離析之易。佔據皇陵之後，李自成旋即要求擁有在「陵篮所」演奏禮樂的太监，而虜獲這些太監的張獻忠雖勉強從之，但卻將樂器搗毀。李自成後來亦處決了這群時運不濟的太監。往後數年，李自成、張獻忠率眾游移於華北、華中一帶，飄忽不定，時而合作，但大多為了爭奪接收地盤與兵力而相互尋釁。迄一六四○年代初期，他們二人各自建立據點：張獻忠與李自成一樣，在飯變之前便加入官軍，擁兵深入長江中游的天府之國四川，攻陷成都;李自成則在河北建立根據地，但勢力兼及陕西、河南兩省。李自成自定國號為「大順」。這或許並非無心的諷刺，而是出自對未來一統天下的展望。在四川自立為王的張獻忠隨後亦稱帝，國號「大西」，定年號為「大顺」。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對神州大地的蹂躪，復因疫病流行而加劇。根據時人的觀察，疫病流行蔓延致令農村居民死亡過半。一位學者描述一六四二年的浙江，疫病叢生，十室九空。嚴重者，十數口之家無一倖免。起先屍體還置入棺木而後火化，繼之棄屍荒野，最後則置於床上無人聞問。有人記述河南一處城鎮時說道，街上杳無人跡，僅聞蒼蠅嗡嗡作響。（註七)疫病肆虐成災，神州哀鴻遍野，這使學者重新思索傳統的醫療方法；雖然當時並未找出新的診療技術，不過此時醫書開始提出有關流行病的新理論。一位江南的醫師於一六四二年寫道，中國不僅受到異常天候侵襲，同時更因為「邪氣」的散播而改變了天、地的均衡。「氣」是充塞天地之間渾然天成的力量。這位醫師指陳，這類邪氣通常是出現在「兵焚之災與凶歲荒年的時代」。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邪氣恣意橫掃，無人能奈之何。「若人欲與之對抗，則百病過半。人或四肢腫脹，或顱顏浮腫。……人皆苦於下痢，時而發熱。或手足痙攣，或長滿膿皰，或發疹，或長疥癬，或起水泡。」（註八）從這段描述雖然無法判別疾病性質，不過可以肯定一六四○年代中國受到疫病的侵襲。或許是滿人入關引入了病菌，而中原人士沒有抵抗力，因而傷亡慘重，一如歐洲人把痳疹或天花等疾病傳給墨西哥、北美的印地安原住民。處於風雨飄搖的明朝也並非只能坐以待斃。晚明仍有一批忠貞將領率軍鎮壓反叛的農民，有時還重挫叛軍，或令其撒退，暫時投降。此外還有若干半獨立的水師和將領，以山東或沿海島嶼為據點，屢敗據守遼東的清軍。各地的縉紳紛紛招募武勇，自組武裝力量抵抗叛匪的攻勢，保護身家性命，捍衛鄉梓。崇禎不無力圖重振朝綱之心；他裁抑猖獗的閹黨勢力，同時，崇禎亦不似祖父萬曆，他定期與朝臣議政。但崇禎皇帝的心力都放在滿人身上，因為努爾哈赤與其諸子正積極擴張版圖。一六二五年，清軍佔領奉天，一六三二年攻克大半內蒙古地區，一六三八年綏服朝鮮。明朝亦有不少能征善戰的武將，英勇擊退清軍，尤其是在一六二○年代中葉，重創清軍並收復數座城池。但朝中官僚樹朋結黨，國家財政完罄匱乏，這是明朝無力回天的關鍵。在明朝諸多將領之中，要屬袁崇煥的威名最為遠播，但袁崇煥的一生卻見證了明朝黨爭的禍害。袁崇煥原係南方一介文人，年輕時即任職北京。一六二二年，袁崇煥前往滿洲南部勘察形勢，自信能戍衛關外通往北京的戰略要道。身為兵部主事時，袁崇煥從熟識洋人的火伕處獲悉歐洲火砲的知識，憑仗著「紅夷火砲」固守遼河，逐退興兵來犯的努爾哈赤。一六二八年，袁崇煥被拔擢為薊遼督師，後因猜忌而處決了手下一員猛將。一六三○年，當清軍進逼京師附近，袁崇煥被誣陷與滿人勾結，遂被羅織以謀反之罪而遭問訊。但當年遭處決的部將在朝中的友人與反袁的宦官聯手把持朝政，令袁崇煥無從辯白。袁崇煥反而被施以最慘無人道、最痛苦的極刑——在北京鬧市中被凌遲處死。日後學者推崇袁崇煥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袁崇煥的雄才大略無人能及；袁死後雖仍有若干戍守邊關的將領效忠朝廷，但有更多的將帥投附滿清。於是，構陷袁崇煥的指控在其他降將身上一一應驗。最終，瓦解明朝江山的不是滿人，而是李自成。李自成率軍席捲華北，招降官軍以壯軍容，而於一六四四年大舉進犯北京。李自成發動一場高明的宣傳戰，細數朝廷的失德與殘暴，並向百姓許諾和平繁榮的新時代。一六四四年四月，北京城門大開，李自成的軍隊兵不血刃，進入北京城。根據記載，崇禎皇帝聽到叛軍入城的消息後，搖鈴召喚臣僚商議對策。但無人應聲，崇禎步行至紫禁城牆外的御花園。花園中有一座小山丘，昔日皇帝與嬪妃常在丘頂上展望京城景致。這時皇帝並未登上丘頂，而是立於樹下將繩子繫在樹上，然後在此自縊。明朝自一三六八年起即統治中國，期間容或有興有衰，而最後的統治者就這麼崩逝了。
註釋：
註一：湯顯祖著，伯爾契譯(Cyril Birch )，《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 Blooml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十四、三二。
註二：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頁三五一。
註三：湯顦祖，頁三四。
註四：王陽明著，陳榮捷(Wing-tsit Chan)譯，《「傳習鋅」舆其他新儒家的著作》(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頁一四六，略經修改)
註五：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與房兆楹(Fang Chao-ying)編，《明人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頁七〇八。
註六：這是中國舆正在浮現且可描繪的全球經濟首次相互撞擊的時期。相關參考資料可見，亞特威爾(William Atwell)，〈一五三〇至一六五〇年前後的國際黃金流通舆中國經濟〉(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收錄在《過去舆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九十五期，頁六八至九〇。亞特威爾-〈關於中國與日本「十七世紀危機」的若干觀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 ，《亞洲硏究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九八六年二月-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頁二二三至二二四。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中國舆十七世紀危機〉(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七卷第一期，頁二九至三〇。
註七：鄧斯坦(Helen Dunstan )，〈晚明時期的傳染病：初歩研究〉(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見《清史問題》(Ch'ing-shih wen-t'i )，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三期-頁二九至三〇 。
註八：前揭文，頁三九至四〇。傳統中整的基本立論，可多考席文(Nathan Sivin )，《當代中國的傳統醫學》(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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