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谎？《病毒、谎言、大外宣》自序

2020年8月5日，北京的一名女子戴着口罩走在大街上。（美联社）

谎言帝国的十宗罪

权威科学期刊《自然》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武汉肺炎病毒具传染性的问题上说谎，是导致疫情席卷全球的重要原因。该报告的首席研究员塔特姆（Andy Tatem）指出，如果中国境内能提早一周、两周、三周采取防疫措施，确诊病例将可分别减少百分之六十六、百分之八十六、百分之九十五，并显著减少感染地区的数量。也就是说，全球数千万感染者和数十万死亡者都是中共谎言的牺牲品。

疫情爆发之后，中共用更大的谎言遮盖前一个谎言，谎言不断升级，全球疫情日渐严峻。中国在此过程中犯下不可饶恕的十宗罪，在人类历史上，唯有纳粹大屠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第一宗罪：用国家暴力打压“吹哨者”，错过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先是让警察传讯李文亮医生等说出真相的医护人员，逼迫他们签署认罪书，然后在电视上对这些“造谣者”进行全国性的羞辱；进而抓捕如李泽华、方斌、陈秋实、陈玫、蔡伟等公民记者和民间调查者。

第二宗罪：串通世卫组织，隐瞒疫情真相。在疫情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月十二日通过世卫坚称病毒不会人传人，一月二十日才改口称可能会人传人。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为中国站台，在病毒已经流行全球之际，仍坚持不发布全球疫情紧急状态通报。

第三宗罪：故意往全球输出感染人群。一月二十三日，武汉封城、紧接全国封城之后，不暂停国际航班，纵容感染者奔赴全球各国。二月二日，美国宣布暂停中国航班，却受到中国谴责，批评美国小题大做、“带了一个坏的头”。

第四宗罪：提供虚假数据，误导全球抗疫。中国提供的虚假数据包括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虽然随后经过一次修改，死亡人数一夜之间提高百分之五十，但仍被大大压低。世界各国从中国的虚假数据中得出错误推论：武汉肺炎类似于流行感冒，不足为惧。

第五宗罪：三次拒绝美国派遣疫控中心专家进入中国参与疫情调研的请求。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理由是，中国认为美国疫控中心与军方有合作，可能会窃取中国的病毒研究成果。这个理由真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第六宗罪：命令军方接管武汉病毒实验室、销毁病毒样品。疫情爆发后，中共悄悄任命中国首席生物武器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少将接管武汉病毒实验室，封锁和销毁数据。此举让日后的追责调查难于上青天。

第七宗罪：借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之口，在推特上发出英文推文，嫁祸美国是病毒来源；更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捏造美国赴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是首例染病者，企图将全球声讨的矛头转向美国。

第八宗罪：利用驻外使馆及公司、侨民社团，在全球抢购、囤积医疗物资。比如口罩，短短一个多月，全球有数十亿口罩流入中国，使各国在疫情爆发时猝不及防，基本医疗用品极度匮乏。很多中国侨民甚至已入籍他国的华裔人士充当第五纵队，还反过来谴责西方排华。

第九宗罪：当西方疫情爆发而中国疫情缓解时，中国严厉限制输出医疗物资，其后向多国输出不合格的口罩、防护服及检测剂。中国还将此前外国捐助医疗用品以数十倍价值倒卖到海外，就连原有的包装都不曾拆封。

第十宗罪：利用美国和西方遭受疫情沉重打击，对内残酷镇压异己，对外野蛮扩张，如频繁派舰队和军机骚扰台湾，通过香港国安法，对香港民主人士实施大抓捕。在南海发动“趁乱插旗”的主权宣示攻势，无视国际法，强行为南海的二十五个岛礁、五十五个“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中国式的自由”包括跟“被消失”的中国人交谈的自由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左）在介绍赵立坚。中美两国的媒体大战愈演愈烈。(美联社)

中国喜欢自称大国，喜欢炫耀拥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世界之最，偏偏不愿承认是谎言大国，中国制造的谎言是无与伦比的世界之最。上至中南海诸君，下到引车卖浆者流，无不将说谎当做活着的基本技能、生存之第一要义。若是全球举办说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人一定能包揽所有奖牌，让全世界都望洋兴叹。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谎？这是我从小就苦苦思考的中国之谜。鲁迅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写满“吃人”两个字，我却说二十四史写的其实是“说谎”两个字。“说谎”比“吃人”更是中国的常态，说谎能使弱者避免沦为被吃掉的对象，甚至有可能向强者跃升。你要证明自己是强者，不是秀肌肉，而是展示说谎的能力。所以，习近平成了“一尊”，马云成了首富，余秋雨成了文豪，中国共产党成了天下第一大党。反之，不会说谎、不愿说谎的刘晓波、蒋彦永、天安门母亲们或被当作国家的敌人。

中共官员随时随地都能毫无障碍地将谎言脱口而出。在中国被禁用的推特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成功翻墙、以真名注册，大言不惭地发言说，欢迎到中国享受自由。不料遭到美国共和党籍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委员卡尔（Brendan Carr）重重打脸。卡尔快速响应，发出第一条推文就说：“太好了，我想和艾芬医生聊聊，你能让她解除被消失，方便我们交谈吗？”卡尔陆续点名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任志强、许志永等人。

面对卡尔的批评，神隐多日的华春莹在推特回复，“欢迎随时到中国并与街上的任何人交谈，享受自由”，并强调“武汉成功是个事实，不是虚构故事”。她宣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置人命于一切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全球享有最高支持率。”习近平的支持率确实比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和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还要高。

卡尔立刻在推特表示，很高兴华春莹有看到这些异议人士的姓名，也很高兴她的响应向世界证实，这些人仅是因为说出关于中共政权的残酷真相，就被消失。不过他的问题依然没获得解答——“可以麻烦你使他们不被消失，让我们能够交谈吗？”

卡尔对待华春莹太过认真了，他不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鸡同鸭讲”。正如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说谎的人也是无法被说服的。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尔·博尼法斯多年研究谎言议题，发现说谎者有两类：一类是“造假者”，他们使用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论据，去让电视观众、电台听众或读者相信某种东西。他们可以信奉一个事业，但却使用一些不诚实的手段来为这个事业辩护。另一类是更恶劣的“势利者”，这些人除了利益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信奉（或假装信奉）一些事业，不是因为这些事业正当，而是因为这些事业可以带来好处。他们认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说出真相需要付出代价，而说谎不要付出代价——华春莹、司马南、袁木等中共辩护士早已不知良心和羞耻心为何物，他们的家人已移居他们每天辱骂的西方，他们在西方购置大量房产，并振振有词地说：辱骂美国是工作，移居美国是生活。

中共大外宣就是向全世界出口谎言

忧中共大外宣 美议员拟提案封杀凤凰卫视加州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Photo: RFA

在遵循森严儒家秩序的中国，任何人和事物都要被归类到某一等级之中，谎言也是如此：有个人的谎言，有官方的谎言；在官方的谎言中，有县级的谎言，有地区级的谎言，有省级的谎言，更有中央级（国家级）的谎言——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外交部发言人等，属于国家级的谎言，它们居高临下、趾高气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它们的破坏性足以毁灭世界。

近二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其最大宗的出口货物，不是衣服、鞋类、玩具，而是谎言。中共每年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大外宣，就是向全世界出口谎言。中国人自己生活在谎言之中，还要让谎言控制全球。毋庸置疑，武汉肺炎是打上中国制造标志的中国病毒；比武汉肺炎这种中国病毒更可怕的，乃是中国谎言。如果没有中国谎言，武汉病毒不可能给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

美国是受害国，先是被武汉肺炎袭击，接着又被中国谎言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表示，疫情泛滥期间，美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官员更加主动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推特等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封杀，中国官员和五毛却翻墙传播虚假讯息。摩根·奥特加斯讽刺说：“如果中国官员想在推特上交流，他们就应该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使用推特交流……。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说，我们将开放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保持透明，我们将提供数据与数据，让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深入了解这种流行病的起源。”

一旦黑幕被揭开，中共的统治便无以为继。所以，中共不会这样做。面对各国的谴责，中国变本加厉地用谎言为武器发动反击战。比如，中共驱使网民在数百万美国人的手机和社交媒体上散播“特朗普政府即将封锁整个国家”、“美国若干城市满地尸体”的谎言。这些信息在四十八小时内被广泛传播，以至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推特发布声明，称它们是“假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争取民主联盟的分析师马特·施拉德指出，中国大外宣以前的目标一直是“讲好中国故事”，但自从武汉肺炎疫情扩散以来，中国开始通过外交官、特工人员、网络黑客，在美国社交平台上制造和散布有关疫情的半真半假或是纯粹的虚假信息，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在美国制造恐慌和混乱。 

中国的做法已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注意。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已发信给包括Youtube、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敦促它们控制来自中国的宣传机器，阻止它在美国散布虚假信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比明目张胆地制造和散播谎言更可怕的是，中国在西方各个阶层拉拢和收买代理人。说谎固然是中国式的智慧，但谁跟中国走得太近、跟中国成了朋友，谁就立刻染上说谎这种比武汉肺炎更具传染性的中国病毒。比如，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不仅投资武汉的病毒研究所，而且在世界卫生组织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仍为其注入巨资。比尔·盖茨公开为中国辩护，说中国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似乎将中国当做祖国。政治学者福山被王岐山接见之后受宠若惊，放弃此前坚持的自由主义必胜、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赞美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有效率。再比如，生活在台湾、自我身份定位却是中国人的马英九和黄安们，说谎从来不眨眼，脸不红心不跳，具有编外共产党员的好素质。

与中共的斗争就是与谎言的斗争

图为89年“六四”事件期间，王维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的画面。（美联社）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如果戈培尔和纳粹党人真的有信仰，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真的有信仰，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信仰。

但是，林肯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也就是说，谎言不是无所不能、不可战胜的，谎言有它的命门。就像乌鸦的翅膀或许暂时遮盖太阳，但太阳的光芒终将驱散乌鸦的黑暗；真话可能暂时被谎言遮蔽，但真话终将打败谎言。

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发动的这场病毒战和谎言战，乃是新型的、恐怖主义的“超限战”。美国不会坐以待毙，白宫已下令包括国安局、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等单位组成任务小组，针对拦截通讯情资、网民回报、卫星拍摄影像等数据展开详细过滤，调查中国与世卫组织是否在疫情爆发初期刻意隐瞒真相。美国将倾尽国家之力，全力调查武汉肺炎病毒来源及传播到全球的途径。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已经看到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武汉肺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在此点名帮助中共圆谎的世界卫生组织：“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它们像是中国的公关组织一样。” 特朗普认为，中国可能无法阻止病毒蔓延，或是故意这样做，与疫情相比，美中贸易协议已是次要问题。

毫无疑问，与中共的战争就是与谎言的战争。这是一场只许胜不能败的战争，一旦失败，世界将沦为升级版的动物庄园，每个人都将被谎言奴役，再也不能享有自由。诚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所说，“失败的可能是不存在的”。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都引用过这句话。今天，容许我再次引用这句话，坚定我们将谎言及其制造者——独裁中国——埋葬的信心。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年仅十六岁的我听闻天安门大屠杀的噩耗，就将“拒绝谎言”作为座右铭，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在中国必然生活得异常艰难。果然，我一毕业就失业——靠陪邓小平打桥牌而飞黄腾达的中共宣传部（谎言部）部长丁关根说：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不能给他任何一份工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就如刘晓波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全部的自由——假装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国度，自由地思想和写作（只能在海外发表），直到被绑架、被黑头套、被酷刑的那一天到来。我被那些“过于聪明的中国人”看作是傻瓜和狂人，主审我的那名秘密警察的处长似乎“哀其不幸”地说：“本来你有大好前程，为什么偏偏要鸡蛋碰石头？”原因很简单：我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我不能看到白色说是黑色，“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是我的本能，也是我的信仰。

这本《病毒、谎言、大外宣》，是一本揭秘之书，也是一本决裂之书。我揭示了中国人喜欢说谎的秘密，但我深知，若中国的观念秩序、民族性情、政治与经济制度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谁也治愈不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谎话病”。所以，与这个谎言帝国决裂是我唯一的选择，至少我可以逃离这艘正在撞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不必成为它的殉葬品。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