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01
夏道平。（Public Domain）
《自由中国》杂志的第一健笔
台湾学者薛元化在《<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书中指出：“在《自由中国》的近十一年的生命中，它昭示了一个自中国大陆来台自由派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而至进一步寻求努力实践其理想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以悲剧收场，但是其所播下的思想种籽则影响了从一九七零年代开始，逐渐再抬头的政治运动。”很多美丽岛一代的抗争者，多多少少都受《自由中国》杂志启蒙，如康宁祥主导的《八十年代》杂志在一九七九年出版前后，为了宣传自由、民主的理念，便印行了四本《自由中国》选集。
在《自由中国》的同仁当中，过去人们较多提及创始人雷震、自由思想家殷海光以及跨越民主党组党和民进党组党两个世代的傅正，而忽视了另一位作者夏道平。前面三位在雷震案爆发、《自由中国》被整肃之后，或被判重刑，或被解除教职、严密监控，唯有夏道平奇迹般地全身而退，虽然不能继续写作政论，却转入翻译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的工作。人们往往推崇悲剧英雄，悲剧总是有一种震慑人心之美；但是，生活相对平静、没有太多故事的夏道平，其思想观念宛如珠玉宝石，弥足珍贵。
夏道平为《自由中国》贡献的稿件数量，不亚于殷海光。除了大量署名文章之外，《自由中国》总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论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有一百一十六篇出自夏道平之手。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既有针砭时弊的评论，也有深入探讨理论问题的论文。他从不回避敏感议题，如一般人谈虎色变的孙立人案、吴国祯案，他都敢于不平则鸣。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直接挑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警备总部，触怒了警总司令彭孟缉，招来《自由中国》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使胡适辞去“发行人”头衔，并感叹“《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台湾民主化之后，夏道平的文集编成《我在<自由中国>》和《自由经济的思路》两卷出版。中国评论人苏小和指出：“我仔细读过这些文章，一个基本的印象是，今天大陆的以经济学专业切入公共话语体系，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夏道平先生在台湾五十年代的思想高度，至于这些言论对民众的影响力，其差距更是不能望其项背了。”这就是两岸知识分子的素质及知识产品的质地的巨大差异。
夏道平坐而论道，且起而行道。台湾学者吴乃德评价说：“他不只用隽永的文字来观察、来呈现他所处的时代，不只用尖锐的文字来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提出批判，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义无反顾，以平常心产于行动，虽然他一点都不像群众运动家，更不像革命家。”吴乃德见过晚年的夏道平几次，对其印象是：“他话不多，只是安静地吃饭，偶尔以温暖的微笑回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胡言乱语。”吴乃德认为：“以他的涵养，对自己在历史中被严重低估，我确信他不会在意。”尽管夏道平本人不会在意历史评价，但后人理应还他一个公道。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今日的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而言，宛如可以激活乃至改变现实的酵母。
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修宪连任？
台湾学者薛元化在《<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书中指出：“在《自由中国》的近十一年的生命中，它昭示了一个自中国大陆来台自由派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而至进一步寻求努力实践其理想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以悲剧收场，但是其所播下的思想种籽则影响了从一九七零年代开始，逐渐再抬头的政治运动。”很多美丽岛一代的抗争者，多多少少都受《自由中国》杂志启蒙，如康宁祥主导的《八十年代》杂志在一九七九年出版前后，为了宣传自由、民主的理念，便印行了四本《自由中国》选集。
在《自由中国》的同仁当中，过去人们较多提及创始人雷震、自由思想家殷海光以及跨越民主党组党和民进党组党两个世代的傅正，而忽视了另一位作者夏道平。前面三位在雷震案爆发、《自由中国》被整肃之后，或被判重刑，或被解除教职、严密监控，唯有夏道平奇迹般地全身而退，虽然不能继续写作政论，却转入翻译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的工作。人们往往推崇悲剧英雄，悲剧总是有一种震慑人心之美；但是，生活相对平静、没有太多故事的夏道平，其思想观念宛如珠玉宝石，弥足珍贵。
夏道平为《自由中国》贡献的稿件数量，不亚于殷海光。除了大量署名文章之外，《自由中国》总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论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有一百一十六篇出自夏道平之手。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既有针砭时弊的评论，也有深入探讨理论问题的论文。他从不回避敏感议题，如一般人谈虎色变的孙立人案、吴国祯案，他都敢于不平则鸣。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直接挑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警备总部，触怒了警总司令彭孟缉，招来《自由中国》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使胡适辞去“发行人”头衔，并感叹“《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台湾民主化之后，夏道平的文集编成《我在<自由中国>》和《自由经济的思路》两卷出版。中国评论人苏小和指出：“我仔细读过这些文章，一个基本的印象是，今天大陆的以经济学专业切入公共话语体系，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夏道平先生在台湾五十年代的思想高度，至于这些言论对民众的影响力，其差距更是不能望其项背了。”这就是两岸知识分子的素质及知识产品的质地的巨大差异。
夏道平坐而论道，且起而行道。台湾学者吴乃德评价说：“他不只用隽永的文字来观察、来呈现他所处的时代，不只用尖锐的文字来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提出批判，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义无反顾，以平常心产于行动，虽然他一点都不像群众运动家，更不像革命家。”吴乃德见过晚年的夏道平几次，对其印象是：“他话不多，只是安静地吃饭，偶尔以温暖的微笑回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胡言乱语。”吴乃德认为：“以他的涵养，对自己在历史中被严重低估，我确信他不会在意。”尽管夏道平本人不会在意历史评价，但后人理应还他一个公道。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今日的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而言，宛如可以激活乃至改变现实的酵母。
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修宪连任？
蒋介石（坐者）与蒋经国父子在台湾发展核武的最初原则是：“我们有能力，但是绝不制作核武器。”（维基百科）
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走向终身主席的新型帝制，俨然就是毛泽东第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样学样，当完总统当总理再回锅当总统，仍然不满足，也要修宪，将掌权的时间往后推到二零三六年，那样就可以主政三十六年。在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台湾，蒋介石早就玩过同样的花招。当时，蒋介石面临到台湾之后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而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于是，一场劝进的丑剧就施施然地上演了。
蒋经国用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故事来婉转地表明唯有老人治国才能国泰民安的宇宙真理，国民党内外心领神会，一种老总统不连任、天下苍生祸哉的舆论氛围逐渐形成——仿佛丢掉中国大陆、败退到台湾的不是蒋介石。唯有《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这是后来蒋介石对《自由中国》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夏道平的《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一文，宛如掷地有声的匕首投枪。他先是澄清当时人们所认知的“政治”这个概念——在华人文化中，政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力的授予、分割与平衡，而是对权力的夺取和垄断，“就政治权力讲，一切决定于权力，只要有权在手，就可为所欲为；同时权力的攀附者从而劫持民意，伪造舆论，乃至制造各形各色的政治神话，以掩饰权力者个人的意图”。这样的政治，让人畏惧和厌恶；这样的政治，不可能达成长治久安。
紧接着，夏道平从三个方面论述蒋介石不该继续担任总统。第一，政治上应当有权力交替，“希望蒋总统比美华盛顿”，胜过权力的诱惑、急流勇退。这个希望当然落空了。华盛顿之为华盛顿，乃是因为有北美的民情、信仰及观念秩序之土壤。华盛顿不是凭空产生的。国父们早已建构了《美国宪法》等法律和制度，不容产生“美国皇帝”。而蒋介石的背后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传统，即便中国照搬了西方的宪法，掌权者根本不将宪法当真。所以，蒋介石不可能成为华盛顿。
其次，针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拟蒋总统的威望，非蒋总统继续领导不可”的观点，夏道平反驳说，蒋执政三十多年，应该可以培植几个领导人物出来，为什么到如今仍非他莫属呢？蒋的性格，乃是摧残和奴化人才，所以才没有接班人。夏道平又引用丘吉尔的典故：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威望独一无二，但选举失败之后乖乖下台，没有丘吉尔掌舵，英国也并没有分崩离析。
第三，夏道平大胆否定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谎言，“目前国际形势的转变，这种可能性愈来愈小了”。既然“反攻复国”无望，剩下的事情就是好好经营台湾，但“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们的政治不仅未见革新，而政风的败坏，倒是一天甚似一天。政治分歧败坏，社会风气更糟，这其间很有些因果关系。蒋总统身居总统高位，兼之三十多年来积威之势，使得左右的人只好承伺颜色，揣摩意旨，遇事不敢明辨是非，甚至还要颠倒黑白”。这样大胆的批评，二十多年后党外人士在批评蒋经国时都不多见。今天的中国媒体上，更不可能刊登直接批评习近平的文章。
夏道平的文章，应当在今天中国的所谓民运人士群体中加以普及。很多中国民运人士一方面对习近平修宪痛心疾首，一方面却对做了类似事情的蒋介石歌功颂德，精神分裂，莫过于此。
台湾的自由市场经济知识谱系
蒋经国用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故事来婉转地表明唯有老人治国才能国泰民安的宇宙真理，国民党内外心领神会，一种老总统不连任、天下苍生祸哉的舆论氛围逐渐形成——仿佛丢掉中国大陆、败退到台湾的不是蒋介石。唯有《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这是后来蒋介石对《自由中国》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夏道平的《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一文，宛如掷地有声的匕首投枪。他先是澄清当时人们所认知的“政治”这个概念——在华人文化中，政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力的授予、分割与平衡，而是对权力的夺取和垄断，“就政治权力讲，一切决定于权力，只要有权在手，就可为所欲为；同时权力的攀附者从而劫持民意，伪造舆论，乃至制造各形各色的政治神话，以掩饰权力者个人的意图”。这样的政治，让人畏惧和厌恶；这样的政治，不可能达成长治久安。
紧接着，夏道平从三个方面论述蒋介石不该继续担任总统。第一，政治上应当有权力交替，“希望蒋总统比美华盛顿”，胜过权力的诱惑、急流勇退。这个希望当然落空了。华盛顿之为华盛顿，乃是因为有北美的民情、信仰及观念秩序之土壤。华盛顿不是凭空产生的。国父们早已建构了《美国宪法》等法律和制度，不容产生“美国皇帝”。而蒋介石的背后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传统，即便中国照搬了西方的宪法，掌权者根本不将宪法当真。所以，蒋介石不可能成为华盛顿。
其次，针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拟蒋总统的威望，非蒋总统继续领导不可”的观点，夏道平反驳说，蒋执政三十多年，应该可以培植几个领导人物出来，为什么到如今仍非他莫属呢？蒋的性格，乃是摧残和奴化人才，所以才没有接班人。夏道平又引用丘吉尔的典故：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威望独一无二，但选举失败之后乖乖下台，没有丘吉尔掌舵，英国也并没有分崩离析。
第三，夏道平大胆否定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谎言，“目前国际形势的转变，这种可能性愈来愈小了”。既然“反攻复国”无望，剩下的事情就是好好经营台湾，但“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们的政治不仅未见革新，而政风的败坏，倒是一天甚似一天。政治分歧败坏，社会风气更糟，这其间很有些因果关系。蒋总统身居总统高位，兼之三十多年来积威之势，使得左右的人只好承伺颜色，揣摩意旨，遇事不敢明辨是非，甚至还要颠倒黑白”。这样大胆的批评，二十多年后党外人士在批评蒋经国时都不多见。今天的中国媒体上，更不可能刊登直接批评习近平的文章。
夏道平的文章，应当在今天中国的所谓民运人士群体中加以普及。很多中国民运人士一方面对习近平修宪痛心疾首，一方面却对做了类似事情的蒋介石歌功颂德，精神分裂，莫过于此。
台湾的自由市场经济知识谱系
夏道平。（Public Domain）
《自由中国》杂志刚创刊时，雷震等人提出追求“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宗旨。其经济理念是社会主义的，或者说跟孙文的“民生主义”比较接近。雷震认为，“要使经济平等才能收拾人心”。但在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人入罪》之后，《自由中国》便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薛元化指出：“由于《自由中国》强调自由经济的立场，与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论，因此，整体置于自由主义的脉络来考察，乃是倾向古典主义的立场。”但即便是薛元化这位专门研究台湾民主运动史的学者，在此处也未能充分肯定夏道平在此一转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夏道平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有两位常常切磋思想的友人，一位是最早在台湾展开人权论述的政治学者张佛泉，另一位是殷海光。他们的所学不同，但对于自由理论的钻研，却具有同样炽烈的感情，这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时代亲身体验到种种反自由的政权为害之深而燃起的。此三人都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但若仔细对比，思想脉络又大不相同。
以张佛泉而论，他所讲的自由是类同杜威（John Dewey）的“积极性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政治思想脉络中，是从杜威到罗尔斯的“自由派”或左翼自由主义。以殷海光而论，夏道平指出：“殷先生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哲学和逻辑实证的专家。他一向信奉的自由与他后来有兴趣研索的海耶克的自由理念也不一样。”殷海光后期转向海耶克，但罗素的左翼自由主义或“浪漫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并未消除——或许直到其临终前夕皈依基督耶稣，方才得以“因真理，得自由”，最伟大的自由、终极性的自由，乃是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夏道平跟殷海光殊途同归：他晚年也成为基督徒，享受到耶稣基督里的真自由。晚年的夏道平与晚年的殷海光相同，由研究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而进入信仰领域，皈依基督教，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皈依。在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九四年七月，夏道平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前瞻》杂志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宗教》一文，坦承自己是由知识层面通往信仰层面，将基督信仰作为自己求知欲的最后归宿。
夏道平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是从一九五七年读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上的一篇介绍米塞斯（L. von Mises）的《反资本主义心境》的文章。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宗师，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从市场机能的运作中形成的。由此，夏道平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宝藏，他在《自由中国》杂志被关闭之后，与周德伟、蒋硕杰等具有同样理念的友人互相砥砺，研究米塞斯和海耶克的经济学理论，并翻译这些大师的著述。周、蒋二人都是海耶克的弟子，周曾出任关务署长，主导台湾汇率改革和贸易政策；蒋硕杰是台湾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其经济学理念深深影响了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
夏道平精辟地论述了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重大差异：右派或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政治学说，是从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演绎出来的。他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总要落实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互动过程。他们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坚信任何“宏达叙事”不能高于个体，是真正地是“把人当人”。反之，左派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说，偏向于使用社会、国家、民族乃至阶级这类集体名词，这些抽象的概念高于或外在于活生生的个人。用自然科学处理的“物”的方式来处理“人”及其构成的社会的问题，这样就把“人”物化了。既然可以把人物化，专制独裁就接踵而来。
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关系现实生活之趋向自由或奴役
夏道平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有两位常常切磋思想的友人，一位是最早在台湾展开人权论述的政治学者张佛泉，另一位是殷海光。他们的所学不同，但对于自由理论的钻研，却具有同样炽烈的感情，这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时代亲身体验到种种反自由的政权为害之深而燃起的。此三人都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但若仔细对比，思想脉络又大不相同。
以张佛泉而论，他所讲的自由是类同杜威（John Dewey）的“积极性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政治思想脉络中，是从杜威到罗尔斯的“自由派”或左翼自由主义。以殷海光而论，夏道平指出：“殷先生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哲学和逻辑实证的专家。他一向信奉的自由与他后来有兴趣研索的海耶克的自由理念也不一样。”殷海光后期转向海耶克，但罗素的左翼自由主义或“浪漫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并未消除——或许直到其临终前夕皈依基督耶稣，方才得以“因真理，得自由”，最伟大的自由、终极性的自由，乃是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夏道平跟殷海光殊途同归：他晚年也成为基督徒，享受到耶稣基督里的真自由。晚年的夏道平与晚年的殷海光相同，由研究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而进入信仰领域，皈依基督教，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皈依。在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九四年七月，夏道平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前瞻》杂志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宗教》一文，坦承自己是由知识层面通往信仰层面，将基督信仰作为自己求知欲的最后归宿。
夏道平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是从一九五七年读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上的一篇介绍米塞斯（L. von Mises）的《反资本主义心境》的文章。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宗师，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从市场机能的运作中形成的。由此，夏道平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宝藏，他在《自由中国》杂志被关闭之后，与周德伟、蒋硕杰等具有同样理念的友人互相砥砺，研究米塞斯和海耶克的经济学理论，并翻译这些大师的著述。周、蒋二人都是海耶克的弟子，周曾出任关务署长，主导台湾汇率改革和贸易政策；蒋硕杰是台湾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其经济学理念深深影响了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
夏道平精辟地论述了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重大差异：右派或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政治学说，是从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演绎出来的。他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总要落实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互动过程。他们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坚信任何“宏达叙事”不能高于个体，是真正地是“把人当人”。反之，左派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说，偏向于使用社会、国家、民族乃至阶级这类集体名词，这些抽象的概念高于或外在于活生生的个人。用自然科学处理的“物”的方式来处理“人”及其构成的社会的问题，这样就把“人”物化了。既然可以把人物化，专制独裁就接踵而来。
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关系现实生活之趋向自由或奴役
台湾经济学者吴惠林。（Public Domain）
台湾经济学者吴惠林指出，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但同时兼具两者的思想家却极为罕见，夏道平正是这样一个稀有人物。直到今天，虽然台湾的民间社会高度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台湾的经济活力不在于大型企业，而在于私营的中小企业；但在学界和文化界，仍然是左派、文青一统天下。在此背景下，重温夏道平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论断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一向有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中，我们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生产事业的国营，只有在资源稀少以免私人垄断的情形下，才有必要；过了这个限度，国营事业愈扩张，政治上的民主就愈萎缩。理由很简单，政府的钱包，由人民来掌握，人民才可以控制政府，使其不能滥用权力；反之，如果人民的经济生活操纵在政府之手，这个政府就会走上极权的途径，或者已是极权的政府。我们看，在共产极权政府之下，还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大规模的民营事业吗？所以我们确信，一国的政治趋势，趋向民主或趋向极权，也可以从国营事业的伸缩中看出来。
当时，夏道平肯定台湾四大公司（水泥、纸业、农林、工矿）的转让民营，这种民营化的方向“表明政治的前途，是走向民主的”。同时，“国营事业浪费和低效率，已是大家熟知的事实；改归民营后，由于私人企业的发挥，这些缺点可以大大改进。”
夏道平还敢于挑战绝对的平等主义的“政治正确”。他指出，在古代中国，以个性尊严、个人自由为基设的平等观念，一点影子都没有。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是家长主义下的虚假平等。而在西方，自从出现洛克、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之后，对于过去的父权主义以及后来的各色社会主义，都有了一种有效的抗毒素，因而西方社会迄今尚能勉力保持相当程度的清明气象。
如此明明可见的常识，偏偏不被很多遭到左派洗脑却不自知的人认同。吴惠林在《金融风暴中，缅怀自由经济导师夏道平》一文中指出：“在金融海啸肆虐，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被误解与诬蔑的现时，更让我们深深感念、缅怀夏先生。”台湾早已实现了民主化，但“回顾自由经济观念历经五十多年来，依然成效不彰、甚至还倒退，正足以显示‘观念’的威力，也显示观念建立、传布之不易。”
哲人曾说：“拔除一个信念（观念）要比拔除一颗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拔除一个观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个观念更不简单。不仅台湾，整个所谓大中华地区，无不如此。在台湾，儒家和左派思想仍然强大，鲜有人指出健保制度之弊端，台铁、捷运等仍是国营，民营化两党都只说不做，若干国营企业成为政治分赃时的酬庸。就连在英国殖民之下实行一百年市场经济制度的香港，左派的观念秩序及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当然就更不用说“国进民退”、“大国寡民”的中国了——各大富豪争先恐后地向党表忠心说，“我的钱就是党和国家的钱”，写入宪法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相信。
左右两种观念秩序的斗争，今天远未结束，仍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即便是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欧美国家，其市场经济制度仍面临着左派计划经济的挑战乃至颠覆的危险。米塞斯、海耶克、夏道平们还未取得最终的胜利。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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