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邵燕祥与一件当代史文物

邵燕祥仙逝，友人传我一件签名信照片，因为邵公乃是当年第一签名者。

这次签名事件，据说诱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学潮，学潮又“诱发”了邓小平的大屠杀，屠杀又“诱发”了大开国门并“起飞”，继而造就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强大，也铸成一个超强集权，并使西方第一次觉醒“落后”，于是奋起“灭共”。此间意义极丰富，但是脉络和演变，眼花缭乱，颇显示中国当代史的破碎和偶然性，参与者虽不乏大名鼎鼎者，却都是偶然跨进一扇门，有的终身改变，有的回到原位，当中自有说不尽的好故事。我引入一篇旧文，说说花絮。



一、社会名流发声

『安徽、上海、温州、绍兴、杭州、湖南，整整40天奔波下来，摄制组人人精疲力竭，加上年关迫近，导演夏骏决定“班师回朝”。

『春节后，五集脚本的草稿已齐，我的任务是修改润色。夏骏忙着赶拍北京的资料——沙滩红楼、天安门、菜市口、松筠庵、湖南会馆、鲁迅故居……刘东已经钻回他的宋朝。钱钢忙着同戴晴等12名记者和一群专家学者，为拯救将会被腰斩的长江而奔走呼号。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荟萃。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上面几个段落，文字来自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世纪末回眸——关于一部电视片的流产记录》，叙述我们拍摄《河殇》续集《五四》的过程，刊于1989年5月号上海《文汇》月刊，我的照片还上了封面，可是下个月北京就发生“六四”大屠杀，这本全国著名的第一流文学期刊，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封掉，再也没有复活。

这里可议的是：

1、三十年前，一个诗人可以联袂名流，施压执政者大赦政治犯；

2、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签名敏感呼吁，非但无恐惧，且是一桩时髦；

3、当年作家诗人们，对于政治参与，年轻者有锦上添花心态，老辈者则无此需求，反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4、每一个人，无关社会地位，仍然需要勇气，但是都是“孤胆”，而且要承担后果。

二、知识分子最怕“海外反动势力”

『未料此事惹出轩然大波，让我感到大惑不解，就跑到马路对面社科院宿舍李泽厚先生家（他也是签名者）向他请教，他也正在纳闷，说公民向全国人大提出某项建议是宪法允许的，与司法程序风马牛不相及嘛。况且，签名者当中还确有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建议是否采纳悉听尊便，但提建议本身何罪之有？

『那几日空气颇为紧张，谣传也多了起来，说某某后悔啦，某某检讨啦，某某失去自由啦，令人有“下雪别忘穿棉袄”之感。我却不去理会，只关在家里改稿，反正也没有“鬼敲门”。

『后来听一些来访者说又出了第二封42人签名信，接着又出了第三封43人的信，海外也闹得沸沸扬扬。我既没出去走动，也没报纸可看（报上似乎对此缄默不语，作“无闻”处理），写稿写累了想起此事，只觉得几个知识分子提了点意见或建议，又没有触犯党规国法，何故如此敏惑?

『中国政治舞台历来是争斗得极为残酷，政治上的失败者总要落到囚徒的境地，远的不说，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陶铸等等，哪一个不是死于非命？政见不同，党内有之，党外也有，倘不是人人觉得如斗不过对方就会遭难，便不会那样“乌眼鸡”似的你不饶我我不饶你。所以取消对政治问题定罪，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来说都大有好处，政治斗争也会变得温和、文明、规矩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人记得“下雪别忘穿棉袄”这个句子吗？

八十年代，当局应对的方式，或上门打招呼，或找人谈话，但是杀手锏，是说这个签名信有“海外反动势力在背后操纵”，并通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这一手非常奏效，一棒就打趴了大多数年长者的精神，他们多为“民族主义者”，留过洋，文革中吃足了“里通外国”的罪，签名者中有些老知识分子表示悔意，冰心说自己是不了解情况才签了名。

时至今日，那个杀手锏还很管用吗？我已去国三十年，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中共在屠杀失去“执政合法性”之后，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货，乃是极高明的一招，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老少，都难过”爱国主义“这一关，而知识分子是中国的”四民之首“，统治了他们就能统治中国，种地做工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爱国主义“几钱一斤的。

三、中国急不得？

『我正这里瞎琢磨呢，夏骏忽然神色惶惶带来一个消息一下子把我打懵了：

“刚刚接到电话，部里指示这部片子立即停下来。财务科也停止拨款了！”

“为什么?部里怎么指示的?”

“不清楚。都怪你们去签那个名?"

『你们？——我恍然想起，参与这片子的顾问李泽厚、庞朴、金观涛刘青峰夫妇都签了名，撰搞人中刘东、王焱和我也签了名。噫唏！大伙儿签名时大概都没想到还有这部片子牵挂着呢。

『是不是这个缘故，我还不敢断定。《河殇》之后想再搞一部类似的片子，我总怀疑我们有些异想天开，得陇望蜀了，但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半载心血、满纸宏论、无数画面连同那上万里路的风尘，眼见要付之东流。我这才觉得很对不住夏骏和他的摄像师们。这些小伙子春节后抬着机器满北京跑，直到兜里只剩下一块七角钱才停机，连晚饭都不知到哪里去混一顿……。

『不几日见刘东，我对他说：“伙计，你不总说中国急不得，需要一剂治本的缓药吗?现在可好，咱这缓药还没熬成，一着急全砸锅了！”

胖子涨红了脸，憨笑不语。』

那封签名信，我到三十年后，才因为邵燕祥的逝去，而得以重见。北岛也多年未闻音讯，听说他只能住在香港，可以进大陆去开会，但不准居留下来。共产党很记仇，他们大概至今不原谅北岛那次领衔、征集签名。

到此我才想起，当年北岛光临寒舍，身后还跟了一人，小个子，也是诗人，不久又跟我在巴黎邂逅，还一起在索邦大学学法语，谁知他后来疯了，流浪失踪二十年，前不久才终于回了故乡。他就是老木。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