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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1日星期五

蔡霞:李嘉诚出走之后

李嘉誠為什麼現在走?在我看來,我們的制度環境,其實對於經濟發展是不利的,權力過分壟斷,權力壓榨資本,資本壓榨工人。現在第一強勢力量是權力,第二強勢力量是資本,社會底層是最弱勢力量。資本一遇到權力,就得乖乖投降,就象有些議論所說的“豬養肥了就得挨宰”。當權力和資本合流時,共同壓榨的是社會底層。


本文源自鳳凰評論,蔡霞,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

01

資本不分對錯,制度才看好壞


:如果把共產主義簡單化理解成“共產”,以所謂政治正確的理由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財產,實際是給搶劫別人財富尋找正當性藉口。現在中國“李嘉誠們出走”是不爭事實。“不能讓李嘉誠逃了”,這個觀點直接涉及意識形態的起源和影響,覺得這種提法不符合馬克思的思想,想聽一下你的觀點?

蔡霞:咱們先講資本的邏輯。資本的邏輯就是賺利潤,哪裡有利潤賺,就往哪裡去。無論是共產黨的央企,還是民間私企,都是要賺錢賺利潤的。當企業在一個地方的利潤已經基本上到了邊界,資本就必然要轉移到更能賺錢的地方去。所以,資本轉移很正常,這完全是資本本性所驅動的。

資本是中性的,本身不帶有道德的、貶義的色彩,至於資本在賺錢過程中是用血腥手段還是用合理合法手段賺錢,不取決於資本本身,取決於它的制度環境,是不是?

:你覺得現在中國社會制度環境是怎樣的?李嘉誠從來大陸到離開大陸,中國的制度環境發生怎樣變化?

蔡霞:在中國社會現在的制度環境下,對底層打工的人來講,資本賺錢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帶血腥的。我們現在工人的境況,在某種意義上跟18、19世紀西方國家工人有相似的地方,有的打工人員連人權都沒有得到基本保護,沒有工資談判權,工人一要和企業談判,有的地方政府就說要維穩,甚至要抓領頭談判的工人。我們號稱是社會主義,但是在一些具體的制度環境裡,和所稱的社會主義不是一回事。

李嘉誠最初在中國投資,給中國帶來大量正面利益,同時自己也獲得了利潤。當時的制度環境對他來講比較有利,他利用了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隨著勞動力成本的逐漸提高,當資本不能獲得更多利潤時,必然就要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李嘉誠為什麼現在走?在我看來,我們的制度環境,其實對於經濟發展是不利的,權力過分壟斷,權力壓榨資本,資本壓榨工人。現在第一強勢力量是權力,第二強勢力量是資本,社會底層是最弱勢力量。資本一遇到權力,就得乖乖投降,就象有些議論所說的“豬養肥了就得挨宰”。當權力和資本合流時,共同壓榨的是社會底層。

鳳凰評論《高見》:這訊息一出來時多種聲音都出現了,有人主張“不能讓李嘉誠跑了”,怎麼看這種主張中的社會情緒?怎麼看待其他走出去的國內經濟實體,比如央企國企?

蔡霞:我覺得這種文章本身就是強盜邏輯、打手思維,再加上過去對資本道德上的偏見。這種訊號不僅把李嘉誠嚇的不敢來,而且還會使現在還在國內的一批資本都往外逃跑。

這種社會情緒,恰恰是是非黑白不分的,很狹隘的小農意識。好在這篇文章一出來國內很多人抨擊,沒有再進一步擴張。官方沒有進入是理智的,民間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聲音。但是如果說民間一邊倒地批李嘉誠,整個社會資本還會往外走,不光是外來資本,國內資本也在走。

現在中國的國企央企已名正言順到非洲、東南亞投資,他們走出去就不受譴責,並且自豪地叫作“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但是央企出去之後,錢是否賺回來了?投資收益比例如何?賺回來之後錢給誰分享了?這些事情國內的人都不知道。

02

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已被歪曲


:民主社會主義在西歐已經搞了很多年,中國的基尼係數一直居高不下。鄧小平強調過要共同富裕,認為如果要是極少數人富裕,大部分人貧窮,改革就搞失敗了。這個問題,你覺得現在應該怎麼樣看待?

蔡霞:如果從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來講,我個人其實很贊成。從歷史程序講,人類文明發展大趨勢是共同的,只不過各個國家程序不一樣。我們現在的政治文明發育水平,在某個方面說也許只相當於歐洲國家的18世紀末、19世紀早期。

19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國家社會確實是自由競爭制度,在競爭中成為弱勢必然會被淘汰,那個時候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工人命運是極為悲慘的。中國的城市化程序中,有些社會底層百姓沒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們不是不能活,但是活的好也不大可能。中國在城市化程序中,社會的生長髮育、制度安排都是滯後的,唯一超前的是適應資本進入中國需要的市場化的技術性操作手段。

鄧小平當初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大家發揮各自才幹,靈活運用資本優勢、人力優勢、管理優勢、知識優勢等等。但問題是,這些要素在創造社會財富後,在分配時必須有好的制度安排。

鳳凰評論《高見》:你覺得在二次分配上國家制度安排一直沒跟上去?

蔡霞:有些沒跟上去,走在前面的人是先富了,但是後面大規模的社會利益關係的改變、分配結構改變和利益結構調整,不是靠個人努力就能取得的,這是要靠國家制度的安排和改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勞動力的價格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生存所需要的費用,另一部分是保證家庭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費用,即工人能夠結婚生養孩子。從社會性角度看,就是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第三部分是工人接受必要勞動技能培訓所需要的費用。現在看來,這三部分在我們一些打工的人那裡是什麼樣的呢?充其量只能滿足一部分,即讓自己生存,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裡,甚至是勉強生存。許多打工的人稍有一點結餘,就要千方百計寄回農村老家。而這種結餘是他儘可能從自己的衣食住行中擠出來的。更不要談接受好的培訓和教育,現在培訓教育也成為賺錢工具。

中國一直缺乏這方面制度安排,換句話說,社會和政治的進步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怎麼看待政治改革的動力來源?

蔡霞:中國的改變取決於執政黨和政府。從2000年以來,我們都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這就是社會矛盾衝突的高發多發,這並不是社會故意要向政府施加壓力,而是社會矛盾衝突還缺乏好的制度性化解途徑和辦法。從社會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被迫的。

從一般的統治邏輯來講,當權者不會自己主動改,總要等到矛盾激化,逼的不得不改。在改革這個問題上,我們能看到一個“二律悖反”的現象:即矛盾不激化不突出時,不想改;而當矛盾衝突激化了被逼著改時,又不敢改。所以前幾年大家一直議論要抓住好的時機深化改革,才能把握改革的主動權。而事實上,這又何其難?就在於權力、利益的各種權衡。所以,看待一個事物,不在於他嘴上號稱什麼,在於實際上幹什麼,在於實際上奉行的社會政策和理念,對誰有利,對誰沒利,傷害了誰,又讓誰獲得好處。

:這種利益板結要動其實很難,被迫去改也改不了多少,更觸動不到實質。這裡面涉及共產主義信念問題,你怎麼看現在官員的理想信念?

蔡霞:在一些人那裡,共產主義理想已經被歪曲了。

從價值追求來講,共產主義理想是很好的,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人的自由發展,但是要實現這個價值要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不是說現在就能做到的。理想再好,也不能取代現實。

從政黨來講,必須把執政理念、施政綱領,變為具體的路線、政策,化作推動社會進步的具體作為。所有綱領理念政策,不是去喊共產主義理想那個大口號,必須是要從現實問題出發,努力解決問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非常好的口號下,有些落實的具體東西卻是背離的。

這種背離,是因為權力背後的利益誘惑,使得人不由自主。掌握權力,本來可以創造更多促進社會進步、促進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有些官員獲得權力後不是朝著這個價值理念往前走,而是朝著權力到手鞏固地位走。越是社會矛盾尖銳,越害怕影響執政地位,影響政治秩序。

所以,意識形態理念再好,脫離現實之後,意識形態本身的感召力就在下降。

:現在中國反腐依舊如火如荼,但確實出現地方經濟停滯和官員不作為、懶政現象。你怎麼看這和官員理想信念缺失的關係?你覺得制度構建、制度完善需要在當下該怎麼入手?

蔡霞官員不作為,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有些官員壓力太大,他得自保、得趨利避害,他怕萬一出現什麼不可測的情況,把新賬老賬挑起來一起算,於是有的人索性啥都不做。

理想信念問題、現實利弊、個人權衡,我覺得這些因素都存在,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想信念倒塌問題。個別人出問題可以教育,但出現大規模的現象,一定要查制度是否有問題。這是個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現在有些人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願意承認。

有些官員不是不想幹,是不知道怎麼幹,他們吸取仇和們的教訓,希望有個具體明確的權力行為制度規範,讓他們知道可以怎麼幹。他們需要用制度提供安全保障,知道按制度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式走,即便出了問題,也只是能力和水平問題,至少有個安全底線。我們一直到現在為止,制度建設還沒有完全跟上去。

當然,制度健全其實很難馬上做到。因此,要有公開透明和法治約束,要開放對幹部的民主評價,讓公眾監督、輿論批評對幹部有實質性影響。制度不可能完全靠“頂層設計”來健全,制度是在權力和權利的博弈中逐漸形成的,不是靠上面去完全地人為構建,而是在隨時發現問題,隨時監督、批評、糾正的這個過程當中,制度才會一步一步健全起來。現在有些地方把社會民主和輿論監督壓得死死的,單靠上級管下級、大權管小權,肯定是管不過來的。

在一定程度上說,制度不健全、制度之惡才造成大量的大小官員貪腐之惡。


03

應允許一部分人愛共產主義,

一部分人愛祖國


:我們談談黨紀國法關係。你強調過黨紀嚴於國法,但黨和國家不能等同,不能把黨的意識形態等同於國家意識形態而要求全體國民必須堅守。怎麼看待政黨和國家關係?

蔡霞:黨紀嚴於國法是對的。政黨要求黨員是先進分子、黨要保持先進性,就必然要對黨員對黨自身的要求高於法律對普通國民的要求。政黨和國家本來就不是一回事情,政黨的意識形態、理想信念只能要求他的黨員必須信守,不能要求全體國民也必須信守。

政黨來自社會,是從事政治活動的社會組織,但相對於其他各種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政黨的組織程度是最高的。不同的政黨傳遞和表達社會中不同的人群的利益要求和價值追求。政黨的路線、政策、理念,能涵蓋的社會利益面有多大,政黨就能獲得社會多少公眾的支援。

社會有利益差異,免不了社會衝突,為免於社會崩潰,就要找到一個高於各方,而又能平衡各方的公共權力力量,國家就是這樣從社會中產生的。國家作為公共權力機關,要能做到不受任何一個社會人群的完全壟斷和操控,才能保證權力的公共性,避免國家權力淪為私器。

政黨可以是社會公眾擁護而上臺執政獲得權力,但是權力絕對不應是政黨口袋裡的東西。

:你覺得執政黨該如何獲得公眾信任?現在問題在哪裡?

蔡霞: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執政當中,把國家和黨混到一起了,有的領導幹部把權力當成自己口袋裡的東西,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社會公眾。

執政黨應怎麼獲得社會公眾對黨的擁護和信任?就是要去想辦法做實際工作,讓群眾支援你,而不是強迫人家支援你。現在的問題是,有的幹部不考慮做事是不是真正涵蓋社會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做的事情又在損害社會公眾利益,還要拿意識形態口號來綁架別人。

:國家和祖國的概念現在有的時候會被故意混淆。

蔡霞:是啊,在有些問題的講述中,“祖國”比“國家”更準確。一般而言,國家有幾層含義,一是政治的“國家”,即是政治共同體,包含政治制度、國家權力、政府等;二是民族的“國家”,即是民族文化意義上的概念,相當於“祖國”的含義;三是國土概念意義的“國家”,即具有一定空間範圍的疆土。

而“祖國”,則是生我養我的這方土地。我理解,“祖”是指我們的先人就在這塊土地上生養繁衍,形成族群和族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思維,我們對先人的繼承。“國”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間範圍內,我們所賴以生養將息的客觀自然環境。“熱愛祖國”是任何人——只要他是這個民族的子孫——就會有的發自內心最深厚的自然感情,這是人類學意義、文化意義上的,不帶政治色彩。而“熱愛國家”,就可能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我們現在往往很強調國家概念的政治化,說愛國,其實就等於說愛政府。

04

改革走不下去,問題在哪裡


:你提出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現在遇到很大挑戰,你覺得挑戰主要在哪裡?

蔡霞: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還有思想感召力、有生命活力,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就真的需要去解放思想,深入思考到底該堅持什麼。我覺得最大挑戰是,我們自己在今天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深刻變化中,還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把這些問題說清楚,黨內也許還有凝聚力量。

現在有的黨組織內部黨心散,散在哪裡?有兩點:一是不適應社會變化和時代進步的意識形態留不住人心;另一點是,原來有人用利益籠絡人,而因為黨內的強力反腐敗,既得利益現在也成了燙手山芋。如果黨員自己覺得生存不安全了,內心還會有向心力,組織還會有凝聚力嗎?這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切實努力解決好。

:從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人的自由發展這種終極價值指向來說,其實是可以拋棄空洞概念的“主義”爭鬥的。想活得更好,想使人擺脫種種束縛,獲得真正的自由發展,這是所有的民族、文化和人們的理念當中都包含著的,這種價值取向和追求是普世的。你覺得在當下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要堅持什麼?

蔡霞一,我覺得作為對未來的理想追求,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人的自由發展是普世的。我們應該堅持這種價值追求,而且始終不渝地朝著這個方向推動社會進步,至於用什麼方式實現,應該根據社會實際的變化,而不能被已經過時的具體意識形態觀念所束縛。

二,在現實社會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立場始終是站在社會利益這一邊的,他們所考慮的社會利益,不是一個人,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全體社會大眾都能公平分享利益。他們始終考慮和傾向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三,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開放性。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論本是帶有極強批判精神的,一是批判社會現實,二是批判反省自己,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極強。但是我們現在呢?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做的太差,我們缺乏自我反省、自我審視、自我批判的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的思維是充滿著開放性的,馬克思自己沒有構建過封閉的思想學術系統,但是後來的教條主義者們,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論搞成了一個僵化封閉的系統,窒息了本來充滿生機活力的思想。

鳳凰評論《高見》:如何看待黨章上說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你覺得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實質性要求是什麼?

蔡霞:這可能是重建合法性的好開端。現在再講這句話,和中國政治發展要求相吻合。社會化大生產的執行機制是社會化的市場競爭機制。而市場競爭要有法律來維護公平,建立競爭秩序,這裡邊不僅僅是經濟行為,還涉及到人的權利保障。

中國社會改革開放、朝市場經濟方向發展已快四十年了,但因為權力過度集中,市場開放與制度管理上很難銜接起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利益結構和利益關係調整中,如何平衡利益是一個大難點

權力關進籠子可不是簡單的把官員權力關進籠子裡就叫法治,這個籠子先該關的是執政黨的整體權力執政權力必須關到法治的制度籠子裡。然後才有在權力行使中,把官員個人的權力監管好。如果整體權力不關到籠子裡,個人的權力是關不住的。

所以,從現實中國的發展進步來講,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是基礎性的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的實質,是改變權利和權力的關係,是保護、聲張權利,制衡、制約權力。能否做好這一點,主動權在執政黨。中國最大的可怕不在於官員個人腐敗,只要法制健全,官員個人腐敗是可以管得住的。但一旦權力決策任性,帶來的損失遠遠超過官員個人貪汙錢財。


——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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