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中国共产党的“主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上一篇深度报道，介绍了习近平铁腕政策背后的智囊们。据说，这是一群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地鼓吹一党专政和坚定自信的主权，并且转而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革命的支持者"，时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

这些人，据称在"重新思考个人自由跟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他们现在的看法，"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而现实的目标，是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要"抓住机会"，放弃似乎正在衰落的自由民主，跻身于正在呼啸前行的"中国模式"之中。

"他们不见得就是党的路线的制定者，但他们正在帮忙塑造它，找到聪明的办法，用语言和法律表达党正在努力做的事"，然而，此类人物在脱颖而出之前都要积极表现。前有张春桥，今有王沪宁，虽是少数人得进高层，榜样的力量却是无穷的。

而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国家主义者"如今得到中共青睐，而"马克思主义"貌似神圣却束之高阁，可以推断，中共现在实际的"主义"，已经是国家主义。

一

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义"，原本还是相当确定的。据说，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其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它做的事情，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经过不到十年的短暂"过渡时期"，即开始它的疯狂跃进，展开其"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这一事业，到了1970年代后期，因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失败，竟然到了几乎进行不下去的地步。

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在形势逼迫下，在民众推动下，它"改革开放"，先是试图以不同的姿态，探索了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几经反复，终究不适应，就又在相当程度上重温旧姿态，经历了又一个三十年。这一过程里，其突出特点，是党专政与市场经济结合──党专政展开新格局，而市场经济受到政府控制与国有经济垄断的双重制约，并非自由市场经济。

这样一来，中共的"社会主义"几乎面目全非。相应地，到了习近平"新时代"，其"理论创新"已是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货色。于是，基于党专政的新形态，干脆就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作"理论创新"，以国家主义，直接呼唤古老的帝国霸业。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里，所谓"社会主义"显然已经名不符实，而资本主义，虽无其名，似有其"实"，然而此"实"却很有限──它显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亦非垄断资本主义，表面上，看似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仍以资本主义为其实质或本质，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尽管因为市场经济有了相当发展而有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这资本主义，却是依附于中共的"主义"而存在和生长。一旦资本主义有了些规模或势头，使得共产党专政感受到威胁，就会招来对它的敌意，其喉舌们会举起《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名义，不仅兴师问罪，而且可以动用国家机器，设限箝制，甚至兼并鲸吞。

关键在于，国家资本主义，实乃有国家干预或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为其进入垄断阶段而做调整、生变种，而中国现实中出现的变化，则是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为共产党专政输血输氧，滋润其官僚机器和权贵集团。那么，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有本末倒置之嫌──或许"资本国家主义"才更合适些。

市场经济发展中卷土重来的资本主义，在共产党专政框架内，不可能是自由资本主义，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而这大大小小的权贵及其家族，倚仗其本身的权力及其权力靠山，大肆攫取财富，这就给了党专政对其施以打击的很好的依据与机会──归根结蒂，权贵资本主义面目可憎，却是一党专政之附庸。

这样，中共的实践中的"主义"，已经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只是，需要探讨它的国家主义的特质。

当年中共批判苏共，曾称对方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倒是很可以借鉴一下。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已经在它的"主义"之上，逐渐展开它的帝国之业。如今的中共，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探究它的"主义"，或许可以用"社会国家主义"这个概念。

二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类，时常有所混淆，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也许也有这样的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出现了。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尚且不足之际，社会主义还缺乏其经济必然性，而社会民主主义，它意味着，在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环境里展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后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从中分离了出来，他们自称共产党，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用列宁的话说，他们脱下旧的"脏衬衫"（社会民主主义）换上"干净衣服"（共产主义），改称共产党。依据《共产党宣言》，他们这样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社会民主党一直是工人政党的主要名称，这有其道理，乃历史阶段使然，而列宁为其党命名共产党，则为他的超越阶段埋下了伏笔。

民主社会主义，它的出现，有其特殊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以专政著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于是，改革派共产党人推动民主改革，要以民主来改造"社会主义"，此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或"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际前提在于，承认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就为自己设定了难以跳出共产党专政局限的致命缺陷。

至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若这样来推敲，也大有问题，因为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并非共产党人所标榜的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借用了共产党人实践的"社会主义"，即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那么，希特勒自己如何思考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能拘泥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

翻看历史书籍，就有所收获。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希特勒并未创造'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却是看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大众叛乱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并且把他的政策基础建于这个鉴别之上。"这就点到了事情的关键。

希特勒学术造诣不深，军衔不高，这个人却小看他不得。他对德国社会中蠢蠢欲动的民族主义看得清楚，将其引导到极端种族主义的方向，而他看到苏联共产党的名为"社会主义"实则国家主义的实践，也巧妙地接过"社会主义"来运用一番。至于"社会主义"与"国家"，谁在前谁在后，对他并不重要，好用就行。

希特勒的"主义"，不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有几分"社会主义"味道的（民族主义之）国家主义。这样，似乎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社会主义"，成为纳粹法西斯的旗帜，尽管它实际上也许更适合于称之为"社会国家主义"。

希特勒的视野里，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为真，社会主义只是个幌子。他必须击败德国左翼力量，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愚蠢地命令德国共产党倾全力对付社会民主力量，流亡的托洛茨基看出了其危险，他却无力改变共产国际的决策，眼睁睁看着它酿成灾难。

三

显然，"社会"名下的"主义"，已经有了变化。

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在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环境里展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中共的"社会国家主义"，就完全不同──它们的"社会主义"徒具招牌意义，而运用国家权力征服世界，方为其本色。

其中的缘故，在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导致马克思学说终结，社会民主主义边缘化。这样，"社会"的概念内涵，转而为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

不过，苏联人的"主义"，毕竟还带有其欧洲色彩，且其"社会"据说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得出来，他们对其"主义"相当自豪，坚持说那就是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从未想过要生造个什么"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出来。

然而，说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国家消亡，斯大林不得不辩解，声称因为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国家不能消亡。

中国共产党跟在苏联人后面，不仅同样加强国家机器，毛泽东更声称，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和谐社会，其社会中对抗性很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激烈。在中国，他认为到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也就难怪其"文革"会演变为"全面内战"。

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共表面上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它实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乘虚而入，而它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相互结合而构造出视社会生活如同战争的"社会国家主义"。基于这一观念，它先是"维护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继而将勾画泛"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提高到先前"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

社会中的群众性的一般维权抗争，或者上升为维护公民权利的民主运动，都被党国视为关乎其权力甚至其存亡命运的尖锐斗争。面对八九民运，邓小平认为"退无可退"，只剩下其唯一的选择，即军事政变。面对香港人抗争，党国及其御用文人如临大敌，以"反港独"思维迫使港人逐渐倾向于谋求自治、自主乃至独立。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引述国家主义文人的看法，"当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律规范暂置一旁，"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清楚地显示，党国官僚集团对市民社会、对公民社会，抱着深刻敌意。他们的国家主义观念，尽管披着"社会"外衣，却表现得强烈、粗暴，貌似理直气壮，实为强词夺理。大陆小品中的一句话，将其形容得淋漓尽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中共改革开放，其合理性在于经济方面转向市场经济，及政治民主化，而十年探索之后，对政治民主化的抗拒稳固下来，经济市场化几经坎坷，到习近平主政时也大为倒退。美国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共倒行逆施，即突出表现为"反美"，与美国关系恶化。它推行"中国模式"，建立其全球霸权，逐渐地引起美国抵制和反击，在它看来，那就是所谓"阻止中国崛起"，就要以"社会国家主义"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煽动狂热的沙文主义，时常不惜制造战争氛围，发出战争叫嚣。

这一宏图伟业，其重要一环，在于控制香港──改革开放中，正是香港，在经济市场化及政治民主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最近，中共承认无法假手香港特区政府实现其压制公民权利的"国家安全"立法，遂悍然亲自动手，推出"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把内地的"国家安全"状态，延伸到看似"一国两制"的香港。这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的"法制"，与一百多年前德意志帝国的施行"反社会党人法"，表面天差地别，实质大为相似，堪称中国共产党人粗暴推行其"社会国家主义"、实现内地与香港统一的里程碑。

习近平之类共产党人，尽管他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若让他们具体地论述马克思学说，那真是难为他们。他们的众多智囊，其学术兴趣，早已不在马克思学说，而是从国家主义的各色理论中寻求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作理论表达。看清楚这一点，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