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去世，引發一場對他歷史地位的爭論。有人稱他為民主之父，有人稱他為台獨教父，我認為稱他為民主之父有點過了，稱他為台獨教父也言過其實，他最合適的稱呼，應該是台灣民主先生。
台灣民主之父是蔣經國，在蔣經國手上，也只有在他手上，才能開放黨禁和報禁，此兩禁一開，台灣民主就受孕了，此後就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過程。李登輝做的是實踐經國先生的改革理念，把蔣經國手上未竟的事業完成而已。
李登輝一手建立台灣的民主制度，推動立法委員﹑縣市長和總統一人一票的選舉，他扶植民進黨，不是為了推倒國民黨，而是創建一個台灣兩黨制的大局，一個有延續性的政治體制。當年國民黨一黨獨大，若沒有當政者適當扶持，民進黨很難在短時間內成長壯大，直至可以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果然，在李登輝有生之年，民進黨不但成長為台灣民間大黨，甚至有機會取代國民黨執掌政權。李登輝創建的台灣民主制度，使國民黨丟掉了百年的執政權，但同樣是那個制度，卻又使國民黨得回執政權，馬英九就是在那個制度下執政八年。因此，國民黨落到今天的頺勢，不能怪李登輝，要怪國民黨自己。
李登輝在去美國訪問時做過一場演講，講題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一個政治人物要體察時代精神﹑歷史趨勢﹑人民意志，有這三樣宗旨，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能有自己的歷史地位，貢獻有大有小，但一定會得到人民的認可。
李登輝去世後，台灣人排隊去悼念他，他生前心繫人民，他死後人民心繫他，這都是合理的回報。
為什麼同樣是獨裁政黨，國民黨能主動讓權，開拓民主之旅，而中共卻至今死抱獨裁老路，而且打算與之共存亡？
別忘了，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都是基督徒，基督信仰的平等觀念，就是民主理念的思想根基。台灣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人本主義，也使台灣的民主思想容易扎根。此外，國民黨大量幹部曾經在美日受教育，歐風美雨足以淘洗中國千年封建渣滓，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化精英，影響了台灣幾代年輕人，使民主改革的呼聲深植民間。這一切，便是蔣經國開啟政治改革的精神文化和社會基礎。
蔣經國晚年要開放黨禁報禁，有身邊人勸他，說那會導致國民黨失去政權，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情報部門主張逮捕組織政黨的人，蔣經國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聽聽這兩句平常不過的話，便明白蔣經國是如何看待權力，看待人民的福祉的。
同樣都是改革者，蔣經國的胸襟比鄧小平高出很多，鄧小平的改革，維護的還是中共一黨之私，蔣經國才真正突破政黨的藩籬，把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置於最高地位。因此，五十年後論中國當代歷史，蔣經國的地位一定高過鄧小平，用李登輝的話來說：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唯有如此，才不違逆人民的意志，才能順應歷史的潮流。
中共的思想根源雖然是馬列主義，但馬列主義恰恰是西方思想的異端，是在西方土壤上生成的一個時代怪胎，與西方正統的文化精神內核沒有一點契合之處。以十四億人的名義，維護九千萬黨員的權力，以九千萬黨員的忠誠，維護寶塔頂尖那極少數家族的利益，這就是中共獨裁統治的本質。
同樣是中國人，同樣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台灣人已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大陸人的命運還掌握在中共手中。國民黨在台灣開創了民主體制，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是宗教﹑文化﹑傳統造就的，偶然性是有一個蔣經國，又有一個李登輝。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古人對人生抱負有如此期許。每個人都像蔣經國李登輝那樣，做自己應做之事，做自己能做之事，世界就會改變。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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