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生活在恐懼中。不是如某些人說有了國安法，暴力遏止，恢復平靜，恢復正常了，而是所有人，包括撐國安法的官員和奉命表態的人，都生活在恐懼中。有記者朋友說，要生活如常，工作如常，完全當國安法冇到，就能保持心情平穩，突破恐懼和糾結。如果被嚇到，就真的讓制訂國安法的掌權者們得逞了。但從整個社會包括輿論的表現來說，中共至少是一時得逞了。
人的恐懼主要源於兩個因素，一是來自經驗，二是來自不可知的未來。
疫情席捲全球，香港又爆發了社區感染，全世界包括香港人對病毒的恐懼，首先來自經驗，經驗告訴人們，這種病毒傳播廣而快，來無蹤去無迹，感染者帶毒者甚至開始時沒有病徵，潛伏期可能很長，這經驗讓人恐懼；其次對社會再爆發感染及其規模不可知。正是經驗與不可知，昨天喊停了原定明天開始的書展。也是因為經驗和不可知，讓所有的經濟分析家都無法預測未來全球、中國、香港的經濟形勢。對經濟將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也會在無法預知中感到恐懼。
儘管有人說中國司法制度日漸完善，說送中不可怕，說犯了國安法也只有極少數案例會送中，說送中有特首把關，說大部份案件仍是香港法官審理……這些定心丸卻不能夠使香港人定心，其實連說這些話的人也不定心，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經驗告訴我們絕對有擔心的理由。國安法條文本身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靈活性、可操控性，造成我們是否干犯法例不可知。經驗與不可知，讓人不免產生恐懼。
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制度下，制訂法律就是要讓人民恐懼。極權政體要壓制人民，絕對可以做到。
美國的制裁也會發生，力度多大以及涉及面多廣，也是未知數。若制裁到香港的大銀行，那就是災難。基於經驗與未知，官員和建制派也不能不恐懼。
絕大部份在香港的投資者，選擇在港投資，過去都緣於經驗和可知性。經驗是過去一直在經營上沒有受到政治干預，稅制簡單，經濟自由，匯兌迅速；可知性就是實行普通法，普通法的裁決根據案例，較可以預測結果，而不是完全取決於法官對法律的解釋，更不會有政治權力操控法庭。全球金融中心在紐約、倫敦、香港，這三處都是實行普通法的英語區，而其他地方做不到，不是沒有原因的。
國安法實施後，移民增加，外資有撤退迹象，繼多間外國互聯網公司宣佈暫停處理香港政府索取用戶資料的要求後，昨天傳出消息指，Facebook及Google也考慮撤出香港。這兩個具全球影響力的公司若撤出，香港未來的經濟將由不可知變為悲觀的可知。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四大自由中最根本的一種自由。免於恐懼，才會有不怕說錯話的自由，信奉不同宗教的自由。免於恐懼，才會大膽爭取免於匱乏的生活。
從中共港共的過去經驗，從國安法條文的不確定性，香港人不能不恐懼，投資者不能不恐懼。去年在前線的抗爭者，也說他們是害怕的，但他們仍然頂住恐懼抗爭，凝聚成新的香港精神，這精神就是攬炒，意思就是不被恐懼支配，即使害怕也要抗爭。剛過去的民主派初選投票，告訴中港共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有一把懸在頭上的刀，只要還沒有砍下來，香港人仍然會成千上萬站出來向強權說不！
——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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